杨东平: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4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15: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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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进入专栏)   马想斌  

  

   [访谈对象]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访谈人]马想斌,《华商报》记者、评论员。

  

导言

  

   高考改革,推进高等教育走向公平,这是自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不曾降温的话题。

  

   日前,教育部发布消息,将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推行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两种模式。根据改革方案,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以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

  

   这样的高考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科学的选拔人才制度改革,能否兼顾到那些贫困农村学生的教育公平?就此一系列的话题,专访了一直从事教育改革研究的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杨东平称,这次的高考改革,不仅仅是高考的考试方式的改变,更是教育理念与理想的变革。未来的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透明可靠的制度

  

   马想斌:高考分类改革出台之后,社会对此异常关心。您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专家,如何解读这一改革呢?

  

   杨东平:在新的高考制度设计中,比较重要的是实行分类考试,高职院校实行“文化素质+技能测试”的方法,不再与普通院校的学术水平考试“陪绑”。本科院校的考试成绩则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成绩统筹形成,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社会对此次高考分类改革的关注,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分类考试。今后高职院校推行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这就意味着一部分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提前划拨出去,不用再和其他人一起参加高考、过“独木桥”。

  

   二是多元评价。根据这次改革的要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高考改革是同时推进的,学业考成绩要纳入高考。所以,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就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今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当然,“综合素质评价”到底怎么评价,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三是多元录取。和考试评价制度配套,今后招生和录取制度将实行“双向选择”。由此,今后大学的招录程序,包括自主招生在内,肯定会和现在的做法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取消了高考在高校招录学生时的绝对地位,真正地打破了“一考定终身”。

  

   马想斌:这次的高考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哪些影响?

  

   杨东平:高考制度改革,势必触及三个利益不同但又相关的群体,分别是:中学、大学,还有考生及家长。我个人理解,这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至少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基本价值:保障社会公平;科学选拔人才;通过高考改革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过去我们的很多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死循环”。比如,大学希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但碍于高考指挥棒,很多中学还是抱着应试教育不放,止步不前。再比如,不少国内名校探索自主招生,给中学留出了一点名额搞校长推荐,本意是想用这点名额来选拔一些有创新潜质或学科特长的学生,结果到了中学,碍于公平的压力,最终被校长推荐的学生还是各科都很优秀的高分生……

  

   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时候,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条件参差不齐,有时难免会遇到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已经曝光的招生腐败事件表明,捍卫教育公平,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规范。

  

   根据这一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求,在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同时启动综合素质评价,这肯定会对中学的管理提出极高的要求,建立公信力很重要。所以,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能取信于民的、透明可靠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制度,同时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从而保障考试安全。另一方面,学校在实施具体的评价时,可以汇集各种社会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增强其公平公开和透明程度。

   马想斌:那么,对大学来说,又有怎样的挑战呢?

  

   杨东平:到目前为止,学业考成绩采取何种计分方式纳入高考,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根据“三年早知道”的原则,从今年开始,有条件的省份开始推进一些综合或专项改革试点,到2017年总结经验、推广实施,那么整个考试招生制度基本确立并付诸实施就要到2020年。

  

   可预见的是,今后如实行双向选择、多次录取的制度,要综合高中学业考、高考甚至高校面试的成绩,还要组织高校各院系参与、按学院和学科招生,录取过程可能长达数月。再加上要落实信息公开和问责制,高校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根据这一次的政策设计,今后,高校招生录取的权力将从招生处转移到以教授为主的招生工作委员会,而招生处只是服务和执行机构——这也是实现马想斌招生的制度前提。要通过权力的转移、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


对贫困农村,应有补偿措施

  

   马想斌:此前,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屡屡提出,却又屡屡半途而废,原因何在?

  

   杨东平: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家过去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标、路径和时间节点,30年来改革都是随机的,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政府也在研究,却迟迟没有出台,而且政府有一种主流声音:高考改革很重要,但是非常复杂,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还不如不改。

  

   比如江苏高考改革,一动之后就是众说纷纭,好坏评价蜂拥而至,改革有很多风险。包括上海复旦、交大的改革,一旦发现有人滥竽充数或者其他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不良反响。所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革往往是最好最安全的办法,不管社会压力多么大,高考制度已经被习惯被接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惰性思维是比较大的阻力。“虽然有缺点,但这是目前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声音的潜台词也是不作为。

  

   马想斌:除了惰性思维这种阻力外,还有没有其他阻力?

  

   杨东平:惰性思维就包含了改革阻力的两大方向:一个是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一整套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经济领域不一样,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经济领域已经完全更新了,教育领域软件和硬件没有升级,还是1950版,所以惯性特别大。

  

   第二,除了体制性观念形成的障碍,现在多了一个,医疗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情况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十年文革拉平了,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两手空空。今天不一样,30年来已经造就了强大的政府,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说重点学校,它们都是不愿意改革,改革就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这是非常现实的阻力,是我们改革所需要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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