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陈嘉映:陈嘉映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7 次 更新时间:2015-12-31 0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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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学是“有我之知”

   周濂:您一直以来有做“哲学三部曲”的计划,从语言哲学到知识论,再到伦理学。写完这本书,您是不是觉得伦理学这部分内容基本已经做完了,还是说有些话依旧没有说完?

   陈嘉映:以前的确是有“哲学三部曲”的想法,不过一晃二十年了,我的想法变化很大。

   周濂:比如呢?

   陈嘉映:比如我对写书越来越怀疑。

   周濂:您的意思是写书本身是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

   陈嘉映:对,我对写书一开始就有点保留,这种怀疑越来越重。反正写书至少不太适合我,甚至对别人我也恐怕不一定适合。

   周濂:在什么意义上说“不适合”?

   陈嘉映:我不一定说得好,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你知道,我不认为哲学应当提供理论。哲学的确是一种“贯通”的努力,但做不到把一切道理都贯通,更何况贯通不仅是在明述层面上贯通,我是说,贯通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在逻辑上的联系演进,而是在说理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样一来“规模”本身就成为问题,每一次也许应该更集中在一个特定的topic(话题)上,从这个topic出发并始终围绕这个topic,通过深入这个话题达到贯通,而不是说把想得到的事都包括进来。现在的书和文章太多了,我们无论写什么话题都很难把已有的议论都照顾到。亚里士多德读了多少书?孔子读了多少书?就那两三本书。反观我们自己,面对的知识存量、学说存量太大了。贯通的方式不得不改变,话题窄一点,把你的理解都体现在里面。

   周濂:对,其实就是找一个小样本,但这个小样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把它做深了、细了、具体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典范,以典范的形式来体现普遍的道理。

   陈嘉映:是这样的。有些书厚点、大点是必要的,比如说植物志。当年我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吧,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读海德格尔的书,但大家都想知道海德格尔,我写一本概论,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不妨写得“全面”些。像《何为良好生活》、《说理》,写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求全。

   周濂:但是我读您的《何为良好生活》,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说法恰恰就是“伦理学是有我之知”,正因为有这个“我”在其中作为主要的视角,就不需要成为一个客观的、中立的旁观者,把每个人的视角都摸索一遍。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抽象之理”和“个人的特殊体验”的结合。换句话说,如果您对伦理学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把伦理学本身写成一本书似乎并不成问题?

   陈嘉映:我赞成,而我自己的看法恰恰是,我没能做到把抽象之理更切实地跟个人的特殊体验结合起来。我是希望这样,但只能说自己没写好,我自己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伦理经验应该得到更切实的体现。

   周濂:其实我是想说,您这本书肯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然而也不是道德说教,也不完全是穷理,至少不是在穷普遍的、抽象的理,而是跟一个特殊的“我”相关的情理。在我看来,这种与我相关的穷理之作,会面临着一个小小的质疑,它是如何同别人的情理勾连在一起?您刚才说应该把它再写得实一些,把自己的关切表达的更清楚一些,但这样一来会不会导致与他人的勾连困难也就越大?

   陈嘉映:你这个质疑直入这类写作的根本难题。诗人写诗,表达的是十分个人的东西,但是他能让人读懂,以前流行的理论说,他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性,那当然是浅陋的理论。他并非表达了人人都有的东西,他表达的是他特有的感知。不过,他同时开辟了一些路径,使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特有的感知与他的感知联系起来,从而能从他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料。读诗的过程丰富、加深了作为读者的我的感知。我觉得论理的书可以这样类比,有意思的论理并不是在讲些人人都知道的普遍道理,它从特有的感知梳理出道理来,读者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是些普遍的道理因此会接受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形成了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通道,读者要从这些道理进入写作者的思想世界。

   周濂:或者说他以前没到过这个地方,但是通过你的摆渡,就可以抵达。

   陈嘉映:对,就是这个意思。

   周濂:或者可以用您以前的一篇文章——《真理掌握我们》——中的观点来说明,其实我们不需要直接说真理,而只需要去说被真理把握的我们,就可以呈现真理本身。

二、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周濂:您在这本书中谈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且更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问题,不是选对或是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我的疑问是,我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真实天性的?在我看来,真实天性恰恰就是在行路的过程中,在选择行哪条路的过程中,

   逐渐去“发现”的。甚至“发现”我都觉得用得不好。您后面也谈到本性是有待于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逐渐向我们清晰“呈现”的。但是无论“发现”还是“呈现”,这些说法都暗含着有一个本性就在那,但本性也有可能不在那,它是被塑造的。

   陈嘉映:我肯定同意本性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塑造的。是不是有哪些段落让人以为本性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现成的东西?那么,有可能表述得不太好,但也可能,我们不可能在行文中处处点明这一点,“本性”这个词就含有误解的可能。但是整个这段话的大致意思你也清楚,的确不是想说我有个本性,一些道路在我之外,我依着自己的本性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就像海德格尔的“被抛”,你总是在已经在路上了。

   周濂:对,我觉得这里就说到一个关键之处。伦理学是有我之知,这个“我”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依傍、原子化的个体,“被抛”是一种过强的说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此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我们当然都是在处境当中有所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就没有被环境彻底决定。我理解您是要把选择的位置放低,但我觉得有点放的太低了。我理解您整本书想要讲的是,我们的实践是要座落在传统之中的,这个传统或是脉络赋予我们实践以意义和目的。虽然您也承认传统是变动的,但是您这个变动性不是那么大,但恰恰是这过去的一两百年,我们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传统彻底被打散的“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由此选择的意义就被凸显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面,如果仍然坚持您所说的选择的标准依然座落在传统之中,我就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传统。

   陈嘉映:我们说一个和社会、政治离开比较远的例子。一个姑娘上网或上婚姻介绍所找她的白马王子,她能做的无非是比较各个候选人的各种条件,然后做出选择。但结婚十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她不能总是拿她的丈夫跟别的男人做比较,然后不断选择。当然她又也可能再次面临选择,比如说丈夫家暴,或者她碰到一个让她特别倾心的男人。但一般说来,夫妇已经共享了他们的生活,她无法站在这种共同生活之外去做选择。

   周濂:比如说是同床异梦还是夫妇同心。

   陈嘉映:私人生活如此,公众生活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1937年前后,有为青年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这里且不说其他的选择,比如出国留学。这个选择当然非常关键,从后果看,不同的选择会让你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完全两个样子。但是,在他作此选择之际,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呢,他怎样建立的他的政治品格,他怎样一桩一桩应对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挑战,怎么挣扎怎么做事,那都是做出选择之后的事情。就共同生活来说,通常的问题不是选择,而是怎么把不得不过的日子过好。

   周濂: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我们也经常会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觉得对于社会政治来说,包括人生也是这

   样子,不是说第一次选择之后就没得选择了,最重要的恰恰是我做了一次选择,然后经过非常痛苦的反思、挣扎之后,认识到第一次反思是错的,我依然有做出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机会和权利,这才是重要的。您现在强调的是,我做了第一次选择,然后日子基本上就得硬着头皮过下去,但我觉得现代生活和古代生活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社会、国家,法律保障你拥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并且要培养你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宗教家庭出身的人,一出身就被父母受洗了,在古典社会的话,我这辈子只能把这条道走到黑了,但事实上,现代的我们意识到,日子可以不这么过。

   陈嘉映:你说的这些内容我都同意,从共同生活的内部看,也不总是怎么把日子过下去,会有那种时候,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的分歧恐怕在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不如说,你我的侧重点不同。在我看,选择这个词主要是指站在事外依照一些公共标准做选择。突出选择是跟原子化的个人观念相联系的,仿佛个人原则上总是站在传统、社会、共同生活之外。我一向偏重于从共同生活着眼而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着眼,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尽量避免说选择,我更倾向于说“决断”,中断某种传统,与已经形成的某种共同生活模式分断。一个人小时候受了洗礼,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为了某些缘故决定改信别的宗教或成为无神论者,这跟我们不是基督徒大不相同。你选择了共产党,到了延安之后,发现延安不是你所想的,比如王实味,但这时,改而跑去投奔国民党不是一个明显的选择。通常,即使他发现共产党不如他所想,他也是在共产党内部去努力,或去顺从,或去改善,或去反对。

   周濂: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您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始终认为退出权很重要。当然这个权利一生之中不能使用过多,使用过多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如果说你一次都不使用,也许也是一种不负责任。而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活,或者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会让人在郑重其事地使用退出权时,代价不是那么大。

陈嘉映:是,现代社会使得退出权变得更容易,代价更小。比如旧时候人安土重迁,我是个陕北人,明知道广东收入高,却仍然守在陕北。不仅是观念在起作用,还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和一个社会网络,反过来,为家族服务也是他的生活目的与生活意义所在。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可以相当轻松地退出家族关系,退出婚姻关系,等等。选择观念的流行依托的正是这个大背景。我强调人生不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侧重生活中非选择的那一面,也是针对这个大背景而发。并不是我反对选择,而是说,我认为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外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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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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