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磊: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2: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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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磊  

  

   摘要: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关键词:康德;空洞的形式主义;道德目的论;纯粹实践理性

  

   康德的伦理或道德的形式主义常为后世所诟病。黑格尔曾尖锐地批评康德伦理学包含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因为“纯粹意志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本质就是抽离于一切内容”,康德却要在其中找到有内容的道德的立法。(vgl.Hegel, 1970a, S.461)叔本华也认为,康德的道德法则缺乏实质性内容,这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根本缺陷。(vgl.Schopenhauer, S.39)尽管舍勒承认康德对质料伦理学的批评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他也认为康德并未见到先天质料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vgl.Scheler, S.1-3)而在当代英语世界,康德伦理学更是经常被视作一种强调正当性原则高于善的原则的规范伦理学。几乎所有对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的批评都分享了一个基本判断:道德规范应当有某种质料性内容,但康德的形式主义则无法提供这种内容。然而,形式主义当然只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特征,从表面来看他并未将善的概念驱除出伦理学,而是激进地改变了道德法则与质料性伦理概念的论证关系。其实,类似“目的自身”“目的王国”,以及作为道德终极目的的“至善”等并不那么形式主义的概念也从未脱离康德论述的视野。因而问题并不在于康德忽视了道德现象中的质料性因素,而在于他的形式主义与这些应当有实质内容的概念究竟有何关系。事实上,当代康德主义者也尝试论证康德关于价值、德性的理论;这种策略并非无用,但我们也未从中看到他们对黑格尔的批评作出有效回应。因此,本文的任务是:一方面要指出当代康德主义者的辩护策略的限度;另一方面要表明,康德伦理学确实能回应黑格尔的批评。我们将论证:一旦正确理解康德采取形式主义进路的实质原因,并认真对待他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道德形式主义就会导向一种道德目的论。因而,广受诟病的形式主义与常遭忽视的道德目的论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只有同时理解二者及其关联,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康德的道德哲学。

   一、“空洞的形式主义”

   黑格尔曾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作出了评论,其中以《法哲学原理》的表述最为著名:他称康德的伦理学是“空洞的形式主义”。(vgl.Hegel, 1970b, S.252f.)大部分研究者对该批评的表面理解达成了共识,即黑格尔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康德关于定言命令的普遍化公式或普遍法则公式(Universalisierungsformel,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黑格尔认为,如此表述的道德法则并未切中道德本质。如果准则的普遍化测试不能有效导出所有真正的道德义务,那么康德的道德原则不仅空洞,还无法切实指导行动。当代康德主义者为这一批评作了不少辩护,其中较有影响的可列举如下:论证一种纯形式的实践原则可以有内容(cf.Herman, pp.216-217);论证对基础准则或意向的可普遍化测试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cf.O'Neill, pp.155-159);论证除了普遍法则公式外,康德还能给出对道德价值的实质性规定(cf.Wood, 1999,p.107);论证“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批评仅对定言命令有效,而康德式的道德法则其实并不空洞。(cf.Korsgaard, pp.220-222)这些反驳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证定言命令的普遍化公式本身有实质内容或具有实质的道德意义;第二类,区分普遍化公式与康德对道德法则的其他表述,寻找后者包含的回应形式主义批评的资源。

   但是,第一类反驳有着明显局限。因为仅考虑定言命令的普遍化公式很难论证准则的可普遍化特征就是道德价值的充要条件。然而,把论辩聚焦于普遍化公式能否导出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反而容易错失黑格尔批评的真正鹄的。黑格尔并非简单指责康德的最高道德原则缺乏内容,而是想指出,若该原则要想作为道德原则成立,就必须预设一些内容;因而矛盾之处就在于,康德坚持的形式主义“道德立场”不仅不能包容、反而必须排除一切内容。(vgl.Hegel, 1970b, S.252f.)“空洞的形式主义”最终针对的是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以及基于它的自律原则。纯粹实践理性之所以纯粹,就在于它不预设任何质料性目的,排除一切可作为采纳准则的根据的经验性需求。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表明它只能制造“重言式”(Tautologie)。对此,黑格尔早年在《论自然法》一文中说道:

   由此可见,由于纯粹的统一性构成了实践理性的本质,关于一个道德体系所能说的是如此之少,以致于大部分法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凡超出义务的纯粹概念和法则的抽象的东西,就不再属于该纯粹理性了;康德将概念的这一抽象在其绝对纯粹性中展示出来,如他所见,实践理性缺乏一切法则的材料,从而只能使意决之准则的重言式形式成为最高法则。……而纯粹实践理性之立法,其自律的崇高能力真正说来就在于制造重言式;知性在理论中以矛盾律表达的纯粹同一性,在它转到实践的形式上时也保持为同一个。……因为它(指纯粹实践理性——引者注)是对意志的一切质料的绝对抽象;意决的他律是通过某种内容建立起来的。但现在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要知道法和义务到底是什么;所问的是道德法则的内容,且仅仅关乎这个内容;但纯粹意志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本质就在于抽离一切内容,从而在这个绝对实践理性中寻找一个必须有内容的道德立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其本质就在于没有内容。(Hegel, 1970a, S.459ff.)

   可见,黑格尔的要点是:抽离了一切质料的纯粹理性只能把无矛盾性和抽象普遍性作为法则的唯一内容,但我们想知道的正是道德法则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因此,第二类辩护策略就显得更有可能回应黑格尔的批评。然而,当代英语世界的康德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以伍德的工作为例,他正确地指出,定言命令的不同公式针对不同问题,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在涉及公式间的关系时,伍德主张人性公式即目的自身公式与普遍化公式不同,可以提供质料性内容(即实质性的价值)。(cf.Wood, 2017,p.68,74)在阐述人性公式如何包含实质性价值的问题上,他则最终诉诸一种设定目的和按照理性行动的能力。(cf.Wood, 1999,pp.120-121,126-132)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证明设定目的的理性能力本身具有无条件的价值?对此,伍德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某些表述中,他认为设定目的的自由能力是赋予自身和其他理性存在者以价值的根本理由。(cf.Wood, 1999, pp.128-129;2017,pp.64-65)但在对待一般的设定目的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区分时,伍德的重构就显得没那么认真了,他的意图只在于从前者出发论证道德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罗伯特·B.皮平(Robert B.Pippin)指出,伍德重构康德价值理论的最终落脚点只在于理性存在者的“设定目的的能力”。(cf.Pippin, p.24)他进一步认为,康德要在该能力与绝对价值之间建立联系是不可能的,除非承认人的理性本性中存在目的论结构,而这又与康德的理性自律原则不相容。(ibid.,pp.22-27)若理性无法证明自律本身具有绝对和客观的价值,那么基于自律的道德原则也就无法导出任何客观价值;既然康德主张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并拒绝以任何外在于理性的客观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运用条件,那么断言理性自律具有客观价值就只能是独断。皮平的批评道出了当代康德主义者重构康德价值理论的难点:若要论证(实践)理性是客观价值的条件和根源,那么单纯诉诸“设定目的的理性能力”就似乎并不充分;而一旦主张更强的实践理性概念,就必然要冒着使康德不再成为康德主义者的风险。

   然而,我们本无需关心康德是不是一个康德主义者。皮平对当代康德主义者的批评也未必适用于康德,因为道德能力并不直接等同于设定目的的能力。当代康德主要价值理论没能充分表明,纯粹实践理性何以作为道德能力而使一种价值概念成为可能。而黑格尔的批评本身就提醒我们应当将目光聚焦于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萨莉·塞奇威克(Sally Sedgwick)认为,黑格尔的根本意图就是要反对康德将一种形式主义的纯粹理性视作普遍必然的实践能力的做法(cf.Sedgwick, pp.265-266,277-278),这一观点揭示了黑格尔批评的底色。即便我们将一种成问题的客观价值归于一种设定目的的理性能力,若该能力依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纯粹理性”,就仍然无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如果要对黑格尔的批评作出根本反驳,就需要证明一种形式主义的进路所导向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并不是只包含重言式的空洞理性,而是一种能通过道德现象得到证明的现实的实践能力。与当代康德主义者建构价值理论的落脚点不同,本文关心的是,康德如何通过对道德现象的诠释表明一种特别的实践能力(纯粹实践理性)的现实性,由此实质性的价值观念就直接包含在该能力的运用之中,而无需回溯到一般的设定目的的能力。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纯粹实践理性是如何与康德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关联起来的?

   二、纯粹实践理性、实践法则与形式主义

   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提出要证明纯粹理性自身可以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纯粹理性在实践中有某种作用(例如,审查准则是否可普遍化等),还意味着“纯粹实践理性”概念实则表达了康德在两方面对理性的理解:首先,理性与人的行动和欲求能力的本质相关。他将意志(Wille)定义为“根据法则的表象、亦即原则来行动的能力”(GMS 4:412),并将意志直接等同于“实践理性本身”(MS 6:213),据此人的理性能力与实践能力并不是两种截然区隔的能力,理性的义涵就决定性地得到了扩展。其次,纯粹理性之为实践,在于它与自由的本质相关联,因“实践”一词指涉“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一切”。(KrV A 800/B 828)其实,康德实践自由的义涵也不局限于任意选择和决定行动的自由,而牵涉理性存在者按照与自然法则不同的理性法则自我规定的能力,即自律(Autonomie);因此,只有在此意义上,纯粹意志与纯粹实践理性才可能指涉同一种自由的能力。

然而,“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之所以是可疑的,也正是因为实践自由的可能性并非不言自明。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曾将实践自由理解为人的实践能力“相对于感性冲动的强制的独立性”(KrV A 534/B 562),却又认为实践自由可以“通过经验证明”。(KrV A 802/B 830)从表面来看,这种实践自由与自由的二律背反涉及的先验自由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第二批判中,作为道德的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的自由却又被称作是先验的。(vgl.KpV 5:29,97)我们在此无须讨论这一状况究竟反映了康德哲学的发展还是矛盾,只需要指出,康德成熟的伦理学所关心的实践自由不是一种“我想举起手就能举起手”的经验性自由。道德自由与经验意义上的行动与选择的自由之间的区别,清晰地体现在康德后期对意志(Wille)和意决(Willkür)的区分中:他将后者理解为一种负责作出选择的自然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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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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