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3 次 更新时间:2015-12-30 2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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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  

   【内容提要】 主流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研究正在经历从“规范扩散”到“规范变动”的议程转变。在学派间范式辩论的背景下,相关研究从一开始便聚焦国际规范的传播与影响,展示体系规范对国家的社会化作用。学者们细致讨论了社会化与规范传播的过程机制与条件变量,并延伸到“反向”的规范退化问题。这些研究展示了单一规范的演进过程,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确立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学术地位。同时,社会化议程也日渐暴露出结构思维的僵化弊端及忽略规范自身变动等缺陷。为此,学者们正在进行一系列新探索,提出了实践转向、双向社会化等新思路,试图在强调规范进程复杂性与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研讨规范自身演进的机理。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建构主义/国际规范

  

  

   在经历20世纪80、90年代的激烈交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辩论在21世纪趋于平静。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进步更多体现为在特定范式指导下,依靠数据挖掘与方法更新,针对具体经验困惑与理论盲点,检验并修正已有学说。这类创新表面上波澜不惊,却在点滴积累中夯实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①本文讨论建构主义学派有关国际规范演进研究的发展轨迹与进展,包括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研究。②国际规范传播与国家社会化是主流建构主义研究最成熟的实证议程。③相关研究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也日渐面临瓶颈与困惑,有必要进行检讨,以推动进一步的学术创新。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主要专业学术期刊的追踪整理,本文试图完成几个任务:首先,梳理“国家社会化”与“规范生命周期”指导下的传统研究议程的延伸、扩展与反转;其次,归纳学界对于国家社会化与国际规范扩散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意见;再次,结合近三四年的一些代表性研究,说明从“规范扩展”转向“规范变动”的议题转换,展示前沿探索的若干思路。作者期待这样的梳理能够使得我们明确学术议程的发展轨迹与前沿动态,推动中国学界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的自主理论创新。

一、从规范内化到规范退化:已有的研究轨迹

   一般认为,规范和身份是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研究的核心。国际规范是国际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约束和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及其互动。主流建构主义学者通常将国家与国际规范的互动简化为国际体系规范“社会化”各类行为体的规范扩散问题,凸显体系规范对单元身份与偏好的构成性作用。由于建构主义是在批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温特(Alexander Wendt)、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奠基性研究,其基本关切便是在与其他范式的论战中确立建构主义研究的地位。因此,同竞争对象“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相呼应,建构主义对国际规范的早期研究同样聚焦国际体系,强调体系规范通过建构国家偏好的方式来影响国家行为。④结果是,以国际规范对国家的“构成性作用”为焦点,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国际规范扩散”(international norm diffusion)与“国家社会化”(state socialization)研究议程。⑤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斯金克(Karthryn Sikkink)提出的由兴起、扩散和内化三阶段构成的“规范生命周期”成为经验研究的纲领。其中,规范接受和内化又是重点。⑥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不断拓展深化。

   (一)规范扩散与社会化效应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兴起受到社会学制度主义潮流的很大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世界文化”具有构成性作用。⑦这很快被引入国际规范如何自上而下地“社会化”行为体的研究,构成了规范传播研究的基本模式。相关研究通过对不同策略路径(例如,经典的跨国倡议网络“回飞镖”模型与“国内变革螺旋模型”)的过程追踪,强调体系规范塑造国家利益与行为的作用,背后则是世界文化的适当性逻辑。⑧

   这类研究的代表是芬尼莫尔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芬尼莫尔关注国家间政策的趋同现象,提出了国家利益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她着重从国际组织主动“传授”(teach)的角度展示社会化过程,进而国家根据被传授的身份界定利益指导行为。芬尼莫尔用三个个案进行验证。首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发展中国家建立教育、科学、文化体系;其次是红十字会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促使各国善待战俘,推动一系列相关公约的成立;再次是国际组织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三个案例所涉领域及行为体虽各不相同,但却共同说明国际组织的传授教导促使不同的国家产生了相同的利益偏好,从而验证了建构主义利益产生于身份,身份由规范构成的观点。⑨不过,这类研究对行为体如何接受规范的过程依旧语焉不详。在考察社会化的过程机制时,则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说服,规范传播过程的多重机制及单元层次的不同接受情况还有待考察。这很快成为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二)社会化机制与干预变量:规范传播研究的精细化

   在芬尼莫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此后的规范传播研究侧重社会化的具体机制及影响规范传播效果的干预变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切克尔(Jeffrey Checkel)提出的欧盟制度规范社会化的研究议程、江忆恩(Iain Johnston)对于中国接受若干国际安全制度过程的研究,以及阿查亚(Amitav Acharya)对东盟“本土化”国际规范的分析。

   1.有关社会化机制的讨论

   切克尔关注的是欧盟规范如何为新欧洲国家所接受。与芬尼莫尔笼统地提出传授机制不同,切克尔对于规范传播背后的社会化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他区分了三种规范传播与国家社会化机制:其一是奖惩(reward and punishment)机制。国家只是进行功利权衡,并没有将规范内化,但这往往成为规范接受的第一步;其二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机制。行为体被动地承担某种角色,并按照角色包含的规范行事;其三是规范劝服(normative purssuasion)机制。国家经过反思、辨别和讨论,自觉地接受规范。⑩江忆恩则更细致地将社会化过程分为社会环境将规范传授给行为体的宏观过程,以及具体行为体接受规范的微观过程,并且提出了模仿(mimicking)、说服(persuasion))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三种机制。模仿的背景是对制度的程序、惯例和互动语言不熟悉,是单纯的行动效仿,是最低程度的社会化。模仿可能导致路径依赖锁住效应(path-dependent lock-in),推动规范的进一步接纳。江忆恩认为,中国对国际军控制度的参与就体现了模仿效应。说服则是在缺乏物质和精神强制的情况下,通过话语规劝等方式改变对象的思想、观点和态度。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后提出“新安全观”是说服的典型例证。社会影响指通过社会奖励和惩罚,促进符合规范行为形成。其中,奖励包括地位、归属感、符合角色期望的幸福感,惩罚则包括羞辱、躲避、拒斥、贬低等所带来的认知失调等。(11)

   2.影响规范传播效果的干预变量

   除了细化规范传播与国家社会化的具体机制外,切克尔等人还在解释不同规范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差异的角度推进了国际规范传播的研究。一方面,不同国家接受国际规范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存在不同。为解释这种差异,切克尔提出了新的干预变量——国内结构。切克尔将国内结构分为自由主义、法团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主导四种类型,同时规范传播也被区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自上而下(up-down)两类过程和社会压力、精英学习两种机制。切克尔指出,不同的国内结构影响到扩散的过程和机制类型。例如,在国家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国内结构中,精英学习是最重要的规范扩散机制,而在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的国内结构中,社会压力则是更重要的扩散机制;(12)另一方面,芬尼莫尔等人的讨论局限于规范传播的成功案例。事实上,相同国际规范在不同国家的传播效果也存在差异。切克尔提出了“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的干预变量即“国际制度与国内话语、法律体系和官僚机构中规范的一致程度”。文化匹配的程度从正到负逐渐减小,国际规范转化为国内政策的概率也会下降。尽管文化匹配存在测度困难等问题,但这一学说很快为学界所接受,并出现了一系列具体研究。例如,加州州立大学的平田?{子(Keiko Hirata)博士分析了日本拒绝国际反捕鲸规范的原因。平田认为,日本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及食鲸的传统文化,导致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影响而继续捕鲸,验证了国内因素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重要作用。(13)

   不过,切克尔的国内结构及文化匹配模型依然是静态的。事实上,还存在某些规范经调整后被部分接受的案例。美国美利坚大学阿米塔?阿查亚教授提出了“本土化”的概念,在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阿查亚强调,行为体在面对国际规范时,既非被动接受,也非全盘拒绝,而是主动地选择与转化。不过,阿查亚没有做更进一步的理论化努力,对于不同结果出现的原因,他提出的依旧是类似文化匹配的命题,只不过是基于地区层面而已。阿查亚以共同安全和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在东盟的扩散为例进行论证。前者由于与东盟的规范结构相吻合,故而很快被其所接受,而后者至今仍未被东盟地区接受,是因为东盟是主权意识很强的地区。阿查亚通过一正一反的个案对比说明,越是符合地区规范结构的全球性规范,就越容易被地区接受。反之,则越不容易被接受。(14)

   其他建构主义学者也就相关问题做了探讨,开展了大量针对具体经验困惑的理论验证及应用型研究,这进一步充实了对国际规范传播与社会化的认识。(15)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也结合中国外交进行探索。(16)同时,学界也逐渐意识到规范扩散研究的不足。芬尼莫尔和斯金克的规范生命周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单向演进图景,但事实是不少原本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理念如今已成明日黄花。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规范退化”的新议程。

   (三)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

所谓“规范退化”研究,通常以规范进化研究的终点为起点,探讨的是某一规范的反对者与修正者如何提出质疑和挑战,最终导致规范接受程度的倒退甚至规范消失。这里的“退化”仅仅就规范被接受的程度而论,无关价值层面的“好”与“坏”、“进步”或“倒退”。“规范退化”是近几年研究的一大热点,代表文章是加拿大学者麦基翁(Ryder Mckeown)于2009年发表的《规范退化:美国的修正主义行为与反虐囚规范的缓慢死亡》一文。麦基翁指出,规范作为一种人为构建,存在被挑战以致消亡的可能。他将这种逆向演化过程分为规范挑战的出现、规范挑战的蔓延与规范消亡等不同阶段。对于规范退化的实现机制,麦基温强调规范挑战者的语言策略。修正者通过话语框定(framing)等策略对既有规范发起挑战,进而与捍卫者展开相互辩论,在此过程中,即便捍卫者最终赢得胜利,只要挑战业已公开化,规范本身的存在基础就会受到侵蚀。如果挑战者掌握了话语权,那么规范的正当性更将遭到打击,甚至进入规范退化的最后阶段即消亡。麦基翁以美国反酷刑规范的退化为例对规范退化进行分析。小布什政府不断通过话语实践塑造了敌人与美国自身截然不同的对立身份与形象,从而使对敌人施加酷刑变得“可以接受”。美国司法部进而改变塔利班囚犯的地位并缩小酷刑规定的范围。虐囚行为越来越多,由此进入挑战规范的蔓延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类行为。美国的虐囚还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仿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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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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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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