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探索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1: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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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美国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交替或共同主导研究议程的时期。主流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国际关系世界的认知都做出了贡献,但也都具有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局限性,因此这三种理论在当前都受到质疑。虽然新的、可以与三大理论直接抗衡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没有出现,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努力,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学者在寻求非美国、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之中,在追求理论的多样性和学术的多元化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项目,①项目成果在2007年发表之后,引起世界尤其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极大争议。该项目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问题成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无法回避的命题。后来,加拿大学者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文森特•普利奥(Vincent Pouliot)提出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强调实践共同体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强调背景知识较之表象知识更为重要,这就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构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②阿查亚在担任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之后,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念,强调对非西方历史和文明的重视,力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③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理论是怎样生成与发展起来的,二是简单陈述笔者提出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

   一、社会理论的生成和发展

   社会理论的生成与发展与实践体的文化密不可分。社会理论需要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否则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系统理论,但同时,任何社会理论都始终会存有文化的胎记,绝对意义上的普适性并不存在。理论是人建构起来的,人是文化动物,是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因之必然受到这种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这个基本的知识局限。新近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强调了背景知识对思维和行为的重要性,④实际上,背景知识就是文化的凝结和积淀。理性主义是在欧洲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与当时欧洲的宗教等基本文化要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学者总结凝练,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抽象和较强普适性的元理论,也因之主导了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建构。

   我们说社会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是说社会理论的核心部分包含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要素。理论总是从一个内核或称为理论硬核开始的,通过“成核”过程逐渐发展为系统化的思想。虽然人们对成核现象有诸多讨论,但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个硬核的构成。笔者以为,理论硬核至少包含两种要素:一是形而上或是理念性的要素,二是形而下或是物质性的要素。形而下要素帮助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观察经验事实,而形而上要素则帮助他们来理解和诠释这些事实。进而,这种形而上要素正是基于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文化体的基本理念和共有知识。当形而下的物质性和形而上的理念性洽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理论。⑤理论建构不可能单纯是物质性的,也不可能单纯是理念性的。它是物质性和理念性的结合互动,是一个物质和理念不断契合的过程。

   由于形而上要素在理解和诠释社会现象时起到这种关键作用,文化在理论建构中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文化由一个群体中的人们经过长期实践积淀而成,任何一个人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体中生长的,所以理论建构者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的文化属性。文化使该群体中的成员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体现出这种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共同世界观、共有知识或背景知识。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在观察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被激活,导致某一文化体成员对这一现象有着近似的理解,物质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这样产生的。换言之,人们通过这些基本的背景知识来审视世界、理解世界和诠释世界。既然文化构成了社会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它就成为意义建构的基本机制,物质世界是通过这一机制被认知和理解的。

   西方文化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理性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硬核的形而上要素,由此产生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内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几乎涉及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领域。中华文化也具有丰富的资源。正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一样,“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本文称这种理论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由于关系理论以关系性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要素,而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所以,关系理论应是“中国学派”中的一种理论。

   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基本脉络

   “关系”是儒家文化体和实践体的产物,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识。我们将其提炼出来,称之为“关系性”,并作为中国文化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来进行理论建构。⑥关系性意味着行为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首先都是关系行为体或是关系中的行为体。自从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处于一个关系网络之中,国家亦然。因此,国际关系学首先要研究关系。遗憾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如此自称,却没有对关系做出理论上的系统梳理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希望能够弥补这一严重的不足。

   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伟大文化,有着不少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但同时,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也构成了世界两大文化传统,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使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理性是通过长期实践而得来的核心概念,是个体主义在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思想。这个重要思想在其后为现代化和西方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并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在中华文化中,农耕社会的实践活动是这一文化体的生命基础,所以更强调群体,更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便成为核心概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这三大主流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理性成分,而恰恰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维度,都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性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鲜有针对关系进行的理论化研究,也没有成熟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就是要弥补这一缺失,通过把过程和关系这两个核心的中华文化思想概念化而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关系理论。

   过程是流动的关系。这样的定义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视为过程的核心,将关系互动视为过程动力的来源。过程具有自在性,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互动产生了国际社会的过程动力,帮助行为体形成自己的身份,产生权力,孕育国际规范。过程的核心是关系,维持关系就是维持过程,发展关系就是推进过程,增强关系就是增强过程的动力。例如,东亚地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过程导向范畴。“舒适度”是东亚地区合作的独特规范,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作为一种关键的黏合剂,防止参与各方发生关系破裂的情景,即便在合作最困难的时期,也可以使各方关系得以最低程度的维持,使合作进程能够持续以待未来发展。维持的是关系,维护的是合作过程,这就是关系性的重要意义所在。

   关系性是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对关系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提炼抽象后得出来的。关系性意味着任何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是依其此时此地所处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来判断情势和进行决策的。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必然是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位置考虑在内之后的决策,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必然考虑到相对于中国的关系,东盟对中美的政策也是一种基于既对华也对美的关系考量。关系理论是将关系性理论化,使其成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要素,然后通过成核化过程构建的。关系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比如,关系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体系特征的是这个体系中行为单元之间的关系类型而不是行为单元的自身特征。不同的关系类型导致了不同体系的不同统治形式、治理模式和秩序原则,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夷朝贡体系及德川幕府体系。⑦这些历史上出现的国际体系具有不同特征,但这些特征恰恰是由体系单位之间的关系界定的。单凭一个体系,研究人员很难发现关系性的重要意义,但在比较国际体系研究中则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理性无疑是重要的,但理性重要的原因也与关系性相关,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和相对身份之后才会知道什么行为是理性的。比如,一个人对陌生人所采取的理性行为对自己的父母来说也许就不是理性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管理和管控关系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大部分内容。

   在世界政治领域,关系理论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关系理论具有明显的儒家特征,因为儒家治理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理顺关系,是管理关系网络并使之通畅运行。但是,关系性在儒家社会之外同样具有很大的适用潜力。只要是社会,社会性关系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无论是中国、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都是如此。只不过理性的强势和以理性推动的现代化过程的强势,使得关系性这一社会人的基本素质在理论建构和实际生活中被压抑下来。

   三、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

   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以中华文化哲学中的重要理念“中庸”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如黑格尔辩证法一样,中庸辩证法也看到事物发展的两个偶对体,但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也是极其重要的。黑格尔辩证法认为两个偶对体构成正题和反题,根本上是对立和冲突的,是以一方消灭或同化另一方为进化前提的。中庸辩证法则认为这两个偶对体或称为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生成新的合体生命,因此是以双方的合作和交融为进化前提的。⑧这种新的合体生命既保留了偶对两极各自的重要特征,但又不能还原为任何一极。所以,笔者将中庸辩证法中的偶对两极称为“共题(co-theses)”,而不是正题和反题,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正反对立,而是交合互补,从而产生新的生命形态。

   关系理论进而认为,阴阳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形态,或称之为元关系。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强调宇宙万物的联系及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要理解如此复杂的关系和关系网络以及如此深层的互系性,就需要找到一种最具表征意义的偶对关系作为关系理论的根本预设。我们提出:阴阳关系是元关系。这对最简单、最直接的关系是所有复杂关系的表征,反映了所有联动互系的根本,理解这对关系的性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复杂社会关系的实质。中庸辩证法对元关系的基本表述是“和谐”,亦即差异体的适切合作。中庸辩证法是在和谐关系中来理解阴阳关系的。和谐并非没有差异,恰恰相反,和谐是以差异为前提的。不同的音符才能合奏出一曲美妙的乐曲,和谐原本就是在差异中才能实现的,同质状态中永远没有和谐的空间,一切试图实现同质化的努力也必然是没有结果的。

这种方法为我们理解合作与冲突提供了基础。中庸辩证法并不是认为冲突不存在,而是把冲突作为和谐化过程中的必要环节,进而,经过调试和管理的竞争与冲突是实现和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也就是说,和谐是通过中庸式包容和互系变通来实现的,⑨达成和谐也就是实现了生命的最高形式。使用中庸辩证法可以为在国际社会中看上去的对立提供另一种解释。例如,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认识论原理甚至可以超越社会关系而涉及其他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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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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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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