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反美主义:美国软权力的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9 次 更新时间:2008-08-14 11:54:17

进入专题: 反美主义   软权力  

陈拯  

  

  内容提要:近年来,“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国际政治中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象。本文主要从软权力的视角,探讨美国软权力霸权与全球反美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软实力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础。当下反美主义的兴起并不说明美国软实力的衰弱。在单极体系结构下,复合相互依赖中敏感性和脆弱性极大不对称,得不到有效制衡的美国软权力趋向封闭绝对,助长了霸权思维和独断作风。其缺乏自我约束的扩张倾向,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冲击与威胁,日益引起其他国家人民的不安和抵制,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引发反美主义的一大根源。

  关键词:反美主义 软权力 霸权失衡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地位的确立,渊源已久的所谓“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也在全球范围扩散开来。特别是“9·1”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以来,不仅伊斯兰世界,也包括在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国,怀疑、批评乃至厌恶美国的声浪都明显加强。美国的形象问题已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1]反美情绪的激化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媒体声言世界已步入一个“反美主义时代”。“反美主义”这个具有强烈政治价值意味的语汇,也逐渐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2]尽管对其含义、形态以及根源始终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格局背景下,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反美主义”都同样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3]

  

  是傲慢还是偏见?

  

  虽然日益引起关注,但对“反美主义”的界定其实依旧混乱。在一般的话语表述里,“反美”一词的使用相当随意。即便在学术研究中, 反美主义的含义也需要具体辨析。[4]我们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反美主义的缘起很难一概而论,其具体表现在世界各地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反美主义自身的复杂构成使人很难在传统的政治形态光谱中为之定位。[5]不过考虑到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反美主义宽泛地界定为一种总体上对美国政府或美国社会的负面态度,它具体地体现在公众和精英的言论、思想以及行动之中。

  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反美主义产生缘由的认识。对此,舆论与学界大概不外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它或者是因为“美国是什么”(what America is) ,抑或是由于“美国做了什么”(what America does) 。换言之,反美主义既可能是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作为的反感和抵制,也可能是对整体上的美国社会的拒斥。处于不同的立场,人们解释问题的视角往往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就称得上泾渭分明。在美国政府与学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右翼保守派)看来, 反美主义来源于强烈仇视、嫉妒美国的心理,或出于对美国实力地位的嫉妒,或出于对美国价值信仰的敌视,“反美主义者”反对的是“美国”,而与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无关。而另一部分人(大部分政治立场居中或偏左)则认为,现时反美主义的兴起更多是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应。[6]国内研究也普遍集中于反美主义的“客观现实根源”,即美国在“反恐战争”以来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霸权主义作风。[7]

  应该说这两种思路分别触及了“反美主义”的某些问题,却又各有偏执而不免失于片面。“反美”究竟是由于美国的“傲慢举动”还是出于对美国的“嫉妒偏见”,在“是什么”与“做什么”之间,我们既有区分的必要,又不能忽略二者的关联。[8]考虑到反美主义的复杂多样性,任何单一因素的解释都难免过于简单。要更好地把握其来龙去脉,需要分析影响反美主义起伏的客观环境与政治过程。我们也有必要超越就美国谈美国的局限,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背景中分析和思考这一问题的根源。[9]

  本文主要从软权力理论的视角,探讨国际体系层次的美国软权力霸权与全球反美主义兴起的关联。以下文章将从四个部分展开:首先针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软权力”与“反美主义”问题的一些讨论,指出反美主义的兴起并不能说明美国软实力的衰弱,美国依旧占据着软权力的霸权地位,由此揭示反美主义与美国软权力之间存在的悖论;在此基础上,其后的两个部分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框架,以软权力霸权格局下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极度不对称为切入点,分别从外部世界和美国自身两个角度详细分析美国软权力与反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并得出文章的主要结论:美国的软权力霸权对外部世界构成了威胁和损害,在其国内则助长了自负的霸权思维和独断作风,是导致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最后的结论部分对全文加以总结。

  

  美国软权力的衰弱?

  

  在有关反美主义的讨论中,无论作为概念工具还是议题本身,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 r.)的软权力(soft power)思想都被广泛征引。[10]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将反美主义的兴起与美国软权力的衰弱相提并论。[11]

  作为“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近年讨论软权力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时就曾多次涉及反美主义。[12]2004年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美国软权力的衰落》一文,文章开头就指出,“近年来,世界上的反美主义日益高涨,作为其结果,美国的软权力——即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在衰弱”。[13]反美主义导致软实力消减,这可以说是很清楚的表述了。可是,奈自己随后又指出,美国始终是国际传播的掌控者,依旧具有无比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依然占据着无可动摇的软实力优势。美国的失误只是忽视了软权力手段,对这一优势没有充分利用。奈还特别历数了美国公共外交投入的不足及其严重后果。[14]这么看来,又似乎是因为美国对软权力手段重视不够才导致了反美主义的激化。可以说,反美主义与软实力下降,谁为因何为果,奈并没给我们一个答案,反而因其行文的力求圆通使人越发困惑了。

  目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反美主义的兴起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软权力,造成了美国外交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似乎很容易找到现实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现象间在观察上的一致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在经验研究中,要认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一国对美国政策的特定反应往往是困难的。在笔者看来,既有案例中对美国政策的反对或抵制,更可能来源于现实利益冲突,是美国以反恐之名行霸道之实,不只威胁到那些长期被美国视作敌人的国家的生存,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国家(包括其传统盟友)的利益,而与各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倾向并无必然关联。

  毕竟作为一种大众社会思潮,全球反美主义其实还很难影响到政府外交决策。更何况,反美主义本身就是个利益情感诉求的复杂集合,其内部往往充满暧昧的自我矛盾,很难转化为明确的运动。反美主义的现实政治效应还很难判定。[15]

  问题还不止于此。从奈对软权力及其来源的界定出发,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反美主义兴起、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就说明美国的软权力衰弱了。在奈的阐述中,一国的“软实力”资源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在国内国际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价值观,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普适性文化,被视为合法和享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决定政治议程的能力。而如果从这三个角度衡量,我们似乎还很难说美国的软实力就下降了。

  首先,虽然受到的批评与指责不断,美国的文化影响依旧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即便是在许多反美情绪普遍的国家,美国的商品和大众消费文化也并未受到明显抵制。高呼“反美”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好像并不妨碍人们听爵士摇滚、看好莱坞电影、吃麦当劳。美国依旧代表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科技和教育水平。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依旧为许多人所向往。在这方面,我们更多看到的其实还是奈自己一再言说的那种对于美国的矛盾心态,只不过暧昧程度可能更为突出罢了。

  其次,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话语中依旧占据着强势地位。美国在国际事务议程设置方面的主导权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几个决议还是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意图。国际社会最终也不得不默认其对伊军事占领,而几乎没有国家站出来质疑或谴责。美国依旧主导着全球信息传播,其新闻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远非他国可望其项背。而这正是美国软权力构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甚或可以说是一大支柱。

  最后,即便是饱受诟病的公共外交不力及至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更多地还是缘于美国自身对政策手段的选择,而不是能力本身的弱化。忽略说服劝诱等手段的使用是权力方式的问题,并不说明那种吸引或说服能力的衰减。虽然出现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种种不满与批评,但目前更多地恐怕还只是一种对于“美国做了什么/要做什么”的反应。它们还没有发展成一种持久的不信任与“偏见”,也就易于随着美国政策方式的调整而逆转。[16]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解释,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威望”取决于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霸权国在其制定和维护的国际规则基础上自我约束。[17]美国霸权合法性在近期受到质疑,主要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大为下降,而缺乏节制和约束的一系列政策作为冲击了既有的国际机制规则,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霸权国的意愿,而与其能力并无直接关联。可以想见,一旦美国的独断行径有所收敛,更多地回到多边框架中, 不再过分片面地追求一己私利,更多地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与感受,则其重新掌控道义权威并不太难。如奈所庆幸的,“好在改变政策要比改变文化容易”[18]。大多数情况下,某项政策对软实力的真正影响要在持续数年后才能显现。我们对美国国际信誉的受损程度实在不应估计过高。现在就断言美国软实力衰弱更显得为时尚早。

  我们知道,一般衡量权力有两种标准:或者由资源和潜力衡量;或者根据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这二者难于统一又各自存在问题。[19]同样,判断权力的消长还需要注意时段与参照的问题。软权力的大小确实会随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消长。但软权力的提升或下降更可能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权力资源能否产生有利的结果受制于客观情境,也取决于将资源潜力转化为结果的政治技巧。如沃尔兹所言, “权力是如何分配的?特定的权力分配将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截然不同。”“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使用权力的后果必然是不确定的。要适用于政治领域,权力必须根据能力的分配来界定,权力的大小不能由具体结果来推断。”[20]拥有软权力并不一定导致所希望的效果,结果不利也不代表软实力就消退了。那种认为美国软权力衰弱的观点,或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权力效力和权力结果。我们并不能由反美主义兴起、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的现象,就认定美国的软实力衰落了。

  总之,在笔者看来,反美主义兴起既不是美国软权力衰落的结果,也很难说是其原因。当下我们要面对的或许恰恰是反美主义与美国软权力之间的悖论:一方面,虽然各种形式的反美主义日渐高涨,但其自身又不免有些暧昧矛盾,并没有多少能转化为行动,产生明显的政治效应。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特别的冲击,其软实力优势也并未消减。但反过来,另一方面美国即便在软实力上占有空前的绝对优势,却又不得不承受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批评。[21]解开这个悖论,探究反美主义的根源,我们需要对美国软权力做更进一步的政治分析。

  

  不平之鸣

  

  今天美国的“软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权力的性质在信息革命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发生很大变化的认识,奈才提出了他的软权力思想。这里我们不妨就以奈和基欧汉提出的信息时代的“复合相互依赖”作为背景框架,来探讨软权力和反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以有代价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基欧汉和奈论述的“复合相互依赖”理想型是:各个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外交议程变得更为广泛而多元化;军事力量不再起主要作用,对大部分的政策目标难有效力。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显然比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更适合于对软权力政治的分析。区别于对相互依赖的传统认识,基欧汉与奈通过“复合”强调的除了行为体与联系渠道的多元性(当然民族国家依旧是主要行为体) ,还有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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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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