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林:为什么没有英格兰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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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林  

   内容提要:英格兰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内含重要的经济要素,但该学派未能发展出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英国学派的比较表明,主要原因在于英格兰学派在学科定位、思想来源和研究议题上长期形成的思维倾向。在学科定位上,该学派坚持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当代国家间政治关系;在思想来源上,该学派注重从国际法、政治哲学和世界历史成果中汲取养分;在研究议题上,该学派集中关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战略维度,探讨社会、制度、秩序三者之间非经济的关联性。鉴于英格兰学派与英国学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兼容性,二者难以实现深度融合。与英国学派进行对话并适当扩展自身的研究议程,当是英格兰学派今后发展优先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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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国际社会概念是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下简称“英格兰学派”)最为持久的理论贡献。该学派的奠基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英格兰学派所偏好的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传统)强调和关注的是国际交往要素,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外交和商业”。①该学派最有影响的理论家、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明确指出,格劳秀斯传统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描述国际政治的,认为最典型的国际行为是贸易(或者更笼统地说,是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往)。②由此看来,经济要素在英格兰学派的核心概念中处于重要地位。不仅如此,鉴于其相对完备的分析框架、长期积淀的历史厚度和清晰明确的伦理取向,英格兰学派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和潜力。从逻辑上讲,该学派理应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尽管如此,英格兰学派却长期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问题,这种忽视也常为学界所诟病。早在1981年,首次提出“英格兰学派”这一称谓的英国威尔士学者罗伊·琼斯(Roy E.Jones)就曾指出,“不对贫困、商品价格、货币改革等所谓的‘世界问题’进行苦苦思索”是这一学派的一大特征。③大约十年之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D.B.米勒(J.D.B.Miller)教授强调,在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各项原则和制度时,无论是怀特还是布尔都没有论及国际社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即涉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经济联系网络。④25年之后,英格兰学派当前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不无遗憾地写道:“英格兰学派失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联结。”⑤直到最近,英格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现任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还在抱怨,赫德利·布尔的著作倾向于低估政治经济问题。⑥

   当然,说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并不是说该学派学者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的研究从不涉及经济领域。布尔的学生、英格兰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R.J.Vincent)对人权与经济发展的论述、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对经济民族主义与世界秩序的研究、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张勇进(Yongjin Zhang)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经济进程的考察,以及安德鲁·赫里尔对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的探讨,都启发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⑦然而,在英格兰学派的文献中确实缺少对世界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系统考察,在这一学派有影响的学者当中亦无人对此进行一以贯之的持续研究。

   忽视经济要素对英格兰学派造成了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忽视经济问题妨碍了英格兰学派对世界秩序的深入和全面理解;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深厚积淀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英格兰学派具有发展成为大理论的潜质,但其核心概念中内含的关键要素如果长期得不到充分发掘,其理论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制约。

   那么,英格兰学派为什么没有系统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问题,从而发展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以往的研究从专业背景、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选取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英国学派”)进行对比分析。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和长期在国际劳工组织任职的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同英格兰学派一样产生于冷战时期,现已发展成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并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科定位、思想来源和研究议题方面长期形成的固有思维倾向。这种倾向不可能通过与英国学派的深度融合得到解决,但二者的对话则是必要和可行的。本文的分析不仅对于促进英格兰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向意义,而且对于充实和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对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传统解释

  

   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该学派的代表学者没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他们无意也无法从经济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二是该学派秉持不合经济学主流的传统主义方法,这对其探讨经济问题具有制约作用;三是该学派对国际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全球层次和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层次,从而使得观察地区国际社会和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中的经济发展变得非常困难。⑧那么,这三种因素各自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如果将它们结合起来,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关于忽视原因的全面解释?

   (一)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缺失

   巴里·布赞认为,对英格兰学派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缺乏联结的最明显解释或许是,该学派的代表学者基本上都不懂经济,而且对经济学研究也不感兴趣。“大多数英格兰学派的奠基人都是政治学理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专业出身,他们并不善于研究经济问题。”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理查森(James L.Richardson)在谈到布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令人惊讶的忽视”时也承认这一点,认为这无疑反映出他对经济学相对缺乏兴趣(实际上是缺乏背景知识)。⑩

   这一解释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谁是英格兰学派的代表学者?第二,这些学者是否具有经济学的知识背景?第三,如果没有,那么非经济学专业出身是否足以妨碍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对于哪些学者属于英格兰学派,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成员身份为依据,将该委员会的历任召集人确定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马丁·怀特、英国外交官亚当·沃森(Adam Watson)和赫德利·布尔。另一些人则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视为学术发源地,据此认定该系的讲席教授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以及该系教师怀特、布尔和艾伦·詹姆斯(Alan James)为主要代表人物。此外,亦有不少学者将更加年轻的约翰·文森特视为英格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1)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无疑是学界公认的英格兰学派中两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因此,在总体上认可布赞的看法(即英格兰学派主要代表学者都没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知识)的同时,还有必要对怀特和布尔的专业背景及其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进行考察。

   马丁·怀特是英格兰学派的奠基性人物,他的开拓性研究为英格兰学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怀特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学的是现代史,毕业后曾担任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研究助手。这种知识背景有助于理解怀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通过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国际社会的性质。怀特在提交给英国委员会的系列论文中考察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国家体系,探讨了其中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区分了国际性国家体系与宗主性国家体系、初级国家体系与次级国家体系、开放性国家体系与封闭性国家体系几对范畴。(12)他所使用的比较方法和他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启发了沃森等英格兰学派学者,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成为英格兰学派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流派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使从事理论研究,怀特也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在这方面,怀特最受推崇的学术贡献是梳理了国际理论的三种思想传统,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关系视为战争状态,理性主义者认为存在一个没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社会,而革命主义者则关注潜藏于国际社会背后的人类共同体。(13)怀特对三种传统的归纳超越了著名现实主义者、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爱德华·卡尔(E.H.Carr)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二分法,对英格兰学派的研究路径和伦理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怀特的学术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确实对他本人乃至整个英格兰学派对经济问题的忽视产生了影响?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在怀特写作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国际关系中的经济要素尚不突出,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关注的是政治和战略问题。这样,怀特个人的学术背景对其研究志趣的影响就被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冲淡了。

   赫德利·布尔是英格兰学派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他的代表作《无政府社会》也被公认为该学派最为经典的理论著作。在此书中,布尔不仅界定了国际社会和世界秩序的基本概念,而且详细考察了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管理五项维持秩序的主要制度,进而探讨了“新中世纪主义”等通向世界秩序的替代道路的可行性。在其他著述中,布尔论述了多元主义(pluralism)和连带主义(solidarism)两种国际社会理念的区分问题,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范围扩展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西方主导地位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秩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这些探讨确定了英格兰学派的思想主旨,丰富了英格兰学派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此后许多学者发展、批判、修正和创新的理论出发点。(14)

   布尔确实没有系统考察国际关系中的经济要素,这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不合时宜。这与他的专业背景是否有直接关系?布尔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即使在主修政治学时他也没有选修国际关系课程。布尔毕业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这与他的专业背景并没有正向关系,而是因为性格古怪的查尔斯·曼宁教授只愿意招收没有国际关系专业背景的人加入。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行与专家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布尔不仅很快在军备控制这一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声名鹊起,而且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独树一帜。这样看来,专业出身并不构成布尔对其他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障碍,他没有系统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应当是另有原因的。

其实,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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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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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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