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9-01-13 15: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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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  

   内容提要:本文在“自由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了主权规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起落。本文认为,随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灵魂由“社会自由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主权规范受到挑战。但是,推动“自由国际秩序”转变的各种力量,无论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都使“自由国际秩序”在由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在扩展中失去内在平衡,反而激化了更多矛盾,产生了更多问题。由此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负反馈运动共同制造了当前的秩序危机,也促使国家与主权规范重新获得重视。主权的复归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反则可能导致更大的秩序失衡。

   关 键 词:自由国际秩序  主权社会  自由主义  新古典自由主义  全球化

  

   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程式化的安排,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及制度安排是其基本构成要素。①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市场经济与美国实力领先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一系列多边机制与国际规范为支撑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范围扩展。②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节点上,“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内涵由“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向“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转变。民主、自由、人权备受推崇,而国家、主权规范受到质疑与贬低。进入新世纪后,“自由国际秩序”一度遭遇小布什单边主义冲击。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秩序受到各种崛起的新兴力量的挑战。④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相继发生,“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成为热门议题。⑤主张贸易保护、要求政府减少国际事务投入等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权规范再次受到重视和强调,这与此前20多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为何会出现主权规范的“回归”?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秩序变化?

   有关“特朗普冲击”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大多是从各种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出发,追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却忽略了“自由国际秩序”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同时,还存在着把“自由国际秩序”视作一个单一静态的存在,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问题。本文将“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主权的复归置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强调其思想灵魂的变化,从其内部要素的关系变动解释这一秩序的兴衰流变。首先,概述在冷战结束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新秩序的关键特征以及主权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其次,分别从权力政治“回归”、经济—社会“双重运动”、意识形态霸权崩解三个维度,解释秩序理念变迁的社会基础,以及如何促使对国家的重新重视与主权规范的“回归”;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一、“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冷战后主权规范受到的冲击

  

   主权是国家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性、绝对性、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涉及国家间主权独立、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⑥主权规范是近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宪制规则”,界定了各种政治单元之间的彼此界限与相互关系,关系到政治权力、利益与责任如何分配与实践的核心问题。⑦它对内主张至高无上,对外要求平等与独立,通过确立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基本的政治权威关系,构成了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宪制原则。与主权规范密切相关的,是在政治价值体系中对于国家(相对于个人)和秩序(相对于自由)的强调。主权规范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焦点。

   主权规范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原则,但却在特殊历史进程中遭遇了严重挑战。在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基本上只是西方阵营的内部秩序,既推崇共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又维持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规范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法原则,其思想灵魂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偏向社会公平的“社会自由主义”,并通过多边主义原则维持内部开放性。“自由国际秩序”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在冷战终结这一历史节点下伴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冷战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间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冷战终结使长期的地缘政治对立隔绝被打破,又恰逢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巨大的技术和组织创新,新的经济活动空间与社会关联渠道不断被开拓,形成了秩序扩展的历史契机。主要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加深,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全球扩展,自由竞争与开放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西方价值观与大众消费文化随全球化迅速扩散,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占据上风,成为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意识形态灵魂。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推崇西式选举与政党制度;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权利和功利主义。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新一轮全球化对政治实践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对国家角色与主权规则的挑战,进而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根基,并在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形态。各种全球性问题涌现,以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新力量的兴起,共同推动了政治权威的多样化和分散化。除了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社会维度的多元多层治理也在兴起,各种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冲击着国家主权,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主权转移和“流散”现象。⑧

   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可以是多元分散的,也可以被自愿让渡和调整。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所指出的,预言主权“过时”甚至“消失”的学者们实际上错解了主权规范的历史实践。至高无上、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本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虚伪”。⑨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主权规范显示了其韧性与弹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过时,依旧是管理跨国联系与构筑多边治理秩序的基础。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实践情境,但并未对以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政治关系原则构成实质性冲击。国民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政治网络的中心节点,是政治经济规则的核心制定者与执行者。国家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在一些领域有所收缩,却在另一些领域得到扩展。

   冷战结束后,对国家地位与主权规范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冲击,其实并不在治理实践层面,而在道义权威与政治正当性维度。冷战结局在一个时期内影响了社会思潮走向。在国内层面,个人主义在公民基本政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在个人与社群(特别是国家)间更多强调二者间的对立,强调个体之于国家的优先性。通过诸如“政府—市场”与“国家—社会”等二分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贬低和抵制国家作为。此外,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共同关切所形成的跨国性认同,都对国民国家的政治认同构成了威胁。主权规范地位有所弱化,而强调人权、民主与全球正义(如环境保护)的观念日益增强。其中,国际人权保护尤其受到重视,并对传统主权规范构成主要冲击,集中体现为“新干涉主义”的兴起。跨国人权运动的兴起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⑩冷战后,西方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其道德权威与意识形态霸权,对于世界政治规范的认识越来越表现出“从强调秩序到强调正义”的趋势,倾向于用自己的“单一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11)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延续,“自由国际秩序”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国家”建立的秩序,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产物。“市场”与“民主”也被空前自信的“胜利者们”通过强制、诱导、传授等方式加以扩展。(12)“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表现出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倾向。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看来,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自由价值与民主制度。主权不再是绝对的,“人权高于主权”。(13)主权承认与政权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新文明标准”。(14)

   同时,在冷战结束的余震中,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各种“人道主义干涉”学说与实践应运而生。其道德基础强调人道主义,以西方大国的实力优势与战略投入为支撑,在推进过程中采用对主权进行质疑、限制和改造的方式,特别是“负责任主权”与“保护的责任”理念影响尤其重大。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等人试图“用责任调和主权”(Reconciling Sovereignty with Responsibilit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作为责任的主权”(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概念,强调“国家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的安全与社会福利的最低限度标准,并同时对国内公众与国际共同体负责”。(15)“主权即责任”的学说很快被转化为推进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突破口。针对“人道主义干预”所受到的基于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质疑和限制,2001年12月,“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保护的责任》报告,强调国家主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如果该政府不能履行其保护责任甚至对其内部民众进行迫害,那国家主权也存在问题,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介入。这是帮助而非限制主权的实现。(16)“保护的责任”通过在人权与主权间建立一致性,为提升国际干预的正当性打开了突破口。(17)2005年9月,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纳入并重新界定了“保护的责任”,此后,“保护的责任”由概念逐步走向实践。2006年4月,安理会第1674号决议中首次采用这一概念。2011年2月26日,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明确引用“保护的责任”,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制裁,并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当年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批准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利比亚国内受攻击威胁的平民。北约据此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展开空袭。这被认为是“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次强制实践。(18)“保护的责任”的迅速兴起,体现了国际社会价值观与秩序理念的变迁。

   总之,冷战结束后,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的主权规范构成重大冲击。但是,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动“自由国际秩序”变化和扩展的同时,也日渐制造出一系列新问题,其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并增强,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自由国际秩序”的激进推进脱离了现实,也破坏了内部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二、失衡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角色的凸显

  

“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关键支撑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优势与战略取向。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中权势变化愈发复杂,突出表现是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这方面讨论已经很多,本文强调的是,美国单极霸权是冷战终结的产物,其优势更多来自竞争对手的自我崩溃,而非自身绝对实力的实质飞跃。这种权力地位变化对“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实质性竞争对手,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下降,更多倾向于期待盟友或其他国家分担秩序维持的成本。但是,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受到削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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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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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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