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2 次 更新时间:2005-12-11 2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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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大约10年前,有一家刊物约我写文章,命题作文“我的治学之道”。我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的学问尚浅,还不到写这种文章的时候。我猜,我的回答可能被视为托词,其实,我是诚心诚意的。

  今年年初,《学术思想评论》约我为“学术经验”这个栏目写稿,我的第一个的反应同10年前一样。倒不是说10年来自己一点长进也没有,相反,可能正因为有了那一点点长进,就更不敢去碰这样的题目了。不过,我最终还是答允了这件事情,这固然是因为编辑的诚意和执著使我再难拒绝,同时也是因为我勉强说服了自己:权且把它当作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吧。当时我没有想到,我最后会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在把所有必须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我发现,我能用在这次“自我反省”上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周,而两周的时间也许刚刚够我把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仔细地重读一遍。我对自己最后能写出一篇什么样的东西真的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必须去写。一个人为自己的承诺所累,这种经验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好了,牢骚发过,现在就进入正题。因为时间(也许还有读者)不允许我事无巨细地回顾往事,把那些可记可不记之事一并录入,就像编辑所要求的那样,我决定把重点放在我的几种出版物上面,当然,这绝不会是个人著述串讲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将尽可能地少谈观点(特别是那些已经发表过的观点),多谈方法(尤其是那些隐藏在观点后面的方法),谈进入学术的路径,谈兴趣转移的缘由,同时,把那些与一个人的成长有关,进而也与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有关的生活事实尽量压缩。这当然很可惜,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了。

  

  少年经历

  

  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认识一个人要从认识他的时代开始。虽然这已经是老套子,但我还是觉得,把它用在我身上是恰当的,因为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我的性格和禀赋也许是生而有之,但是导致我思想转变、生活改观的人生机遇却主要是时代所提供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中国社会一直是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结果使得这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区分,更多地是被社会变迁而不是生理年龄所决定。

  我在19岁的时候进入大学,那是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也是考大学既新鲜又热烈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年龄相差很大,干脆说,他们是两代人,而我在其中的位置,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微妙。在年龄上,我比较接近于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那一批人,但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尽管我去的是工厂而不是农村)。我已经独立,也比较有主见,我交往的朋友都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应该说,我属于他们这一代。然而,实际上我对这两代人都不能完全认同。虽然我把自己归入了更成熟的一代人里,但是部分因为年龄,部分因为过去的经历,我与我的“同代人”之间总是存在一些距离。与他们中间那些阅历丰富而又有点玩世不恭的人相比,我好像更严肃,更认真,也更有理想;但是与其中既严肃认真又不乏理想和热情的人相比,我就显得幼稚无知,而且缺乏投入社会的热情。可能就是因为存在上述情况,在大学四年里面,我一直是处在边缘。所谓边缘,是说我从来都不是校园中惹眼人物,没有担当过风光的角色,也没做过什么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还算勤奋,但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好学生;喜欢思考,但还不能说有思想;不喜热闹,却也不是落落寡合;讨厌平庸,但也没有锋芒毕露。总之,那几年的生活非常平静。

  我对于大学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今天也是如此),对此,我深感失望。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承认,大学的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用我自己的话说,大学结束了我生活史上的“洪荒时代”。要说明这一点,需要稍稍回顾一下我在进入大学以前的经历。

  从获取知识的方面说,从发蒙到高中毕业,恐怕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不幸的是,我的这一时期恰好是一个“书荒”的时期,而且,比许多同年人更不幸,我的生长环境即使对一个人的自我教育来说也是相当严酷的。我后来知道,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读到不少中外古典名著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书籍,这种幸运是我所没有的,尽管当时我对书籍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当然,我一直都在读书,除了不止一遍地读那个年代的合法出版物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外,还读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搜来的不知年代甚至不知名的作品。可惜的是,这里面很少像样的东西。至于学业,我只能说,我有一张高中文凭,只是我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工学农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同歪风邪气做斗争一类事情上。当然,这并不是我少年生活的全部。我生长在一个军医的家庭,在那生活水准普遍低下的年代,我的家庭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越的,而且,那时军队里聚集了不少人才,我在一茬又一茬的病人中间结交了许多大朋友,这种交往对我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相比之下,学校教育就显得很不够了。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我先后上过四所学校,条件也越来越差。我的中学四年是在湖北农村的一个小镇度过。我当时住校,学习和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这使我失去很多一个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可能有的各种学习机会。不过,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包括生活与学习上的自主和自立。此外,同今天相比,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学业的压力,师长的权威也没有确立,这使我能够过一种比较自然的和较少拘束的生活,同时也保有自己多少有点不羁的性格。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少年能拥有这样一些素质是很可宝贵的,只是,当时这些更多地还是潜能,如果没有适当的机会把它们发掘出来,并且引向有益的方向,它们就可能被埋没,或者把人导入歧途也未可知。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我,眼界非常地狭隘,也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这种情形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

  毫不夸张地说,上大学令我如梦初醒。它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界,彻底改变了我的理想。这些,甚至是我决定要考大学时也不曾想到的。自然,这也是一个过程。起初,一些年长同学的言谈令我震动甚至反感,但是逐渐地,我开始适应这一切,我的满是教条的思想受到撞击,进而有了怀疑和自省。这时,幸运的是,我没有被一些同学和朋友多少是玩世不恭的情调所感染,走向高谈阔论的浮躁一路。我性格中的严肃认真把我导向一种比较具有学术性的思考。

  谈到学术,应当简单交代一下我入大学时的知识准备情况。

  尽管我非常喜欢读书,但是除了没有读过多少真正值得读的书这一点之外,我对于理论完全没有兴趣,更不曾受过何种学术训练。记得有一次,我到病房找我的一个病人朋友,当时他正伏在床边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多么古怪的书名!我简直大惑不解:一个人怎么会对这种艰涩枯燥的东西感兴趣?后来,大约是在70年代后期,有一个全国性的“学理论”运动,家里满是医学书籍的书橱里因此增加了一些马、恩著作的单行本。一天,妈妈给了我一本《共产党宣言》,让我也读,我翻了翻,觉得有点意思,虽然读不大懂,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一遍。这本书吸引我的,不是理论和思想,而是华丽的辞藻、欧式的文体和修辞。因此,我没有接着去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或者《反杜林论》,我在理论方面的阅读到此为止。再后来,我在工厂的时候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那是一项政治学习任务,不过我倒是读出了一点心得,觉得蛮有趣的。此外,我还在工厂的图书馆里读到一部美国人写的《世界史》。这些,差不多就是我进大学前读过的全部理论书了(如果历史书也算的话)。至于外语,我念初中时在一所学校学了一点英语,在另一所学校学了一点俄语,以后统统忘光,好在我考大学那一年,外语只作参考,放弃了并不可惜。我的高考成绩,历史一科最好,得了80多分,其次是语文,也有70多分,地理和政治都是60多分,数学最差。其实,我对于历史的兴趣一般,考得最好,主要归功于“背”。考政治也完全靠“背”,可成绩比想象中差,当时甚至动了查分的念头,终因手续复杂而作罢。不过,四年后,我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背”政治再度失手,最后补考方才过关。这也许说明,我对这一科目不仅迟钝(关于此还有许多其他例证),而且心底里有一种反感和抵制的情绪。我没有博闻强记的本领,对于缺乏内在生命而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尤其不耐烦。以我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我喜欢有一点活动空间,一点自由创造的余地。因此,在所有的科目里面,我最喜欢语文,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最喜欢其中的“作文”。不过,我又不像许多人那样,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过文学梦,我也几乎没有试着写过小说一类东西。我的“作文”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篇幅不大的叙事和说理体裁,开始是名副其实的作文,后来就变成了日记。我从中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这种习惯保持了很久,它对于训练我的写作能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总之,在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在知识准备方面的情况很糟,比较有优势的,是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我能够考进大学,靠的主要是后者。

  我的高考总分不高也不低,去掉最好的学校,再去掉师范学校,选择范围就不太大了。最后我被西南政法学院(现在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校名)录取,成为一名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在那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学习法律,也说不上喜欢不喜欢这个行当,因为当时我对于法律并没有什么认识和了解。但是既然进了校门,我也就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怀抱了极大的热情和好奇,投入到全新的生活当中。

  

  大学

  

  第一个学期,我肯定是好学生,期末的三门考试我的成绩都是“优秀”。但是再往后,我就变了,而且越变离“正道”越远。我曾经那么想了解、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但我很快就感到失望。我在课堂上听到的那些法律理论不但与现实完全脱节,而且粗陋得不成话,根本没有说服力。这与当时“思想解放”氛围中学生们活跃的思考显得很不相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些课程相配套、被列为必读书的“马列原著”恰是最具思想和批判力的作品,一个人如果真正读过并且理解了这些作品,他(她)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我从阅读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学习读理论书和培养自己的理论兴趣,这在当时即使不是进入理论的唯一选择,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因为在此之外其他理论书籍尚少,借阅不易,更没有地方去购买。最初,我备尝读书的艰苦,主要问题是读不懂,确切地说是似懂非懂。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仔细地读,反复地读,甚至用笔记的方式把所读的东西作成缩写。这个法子很笨,但是奏效。经过大约一年多这样的训练,我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有了提高,理论上的鉴别力也有所改善,但结果却使我不再是个好学生,也不想再作个好学生。我开始挑挑拣拣,经常逃课,最严重的事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上,整整一个学年的课,我只去了两次:第一堂课和期终考试。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入学的那一年,恰好也是我的母校在停办多年之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年,老师们因为重执教鞭而感到兴奋,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加倍地关心,加之我们这一届学生大多有过社会经历,独立性强,师生之间相处甚为融洽。这在无形中造成了我们这个年级同学的某种特殊地位。身为“78级”同学,我们享有一些“特权”,一些令所有低年级同学羡慕不已的自由。我很庆幸,一开始就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放任自由的环境里面。否则,过多的纪律约束同教条化的教学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毁掉一个虔诚求知的青年。少年时代的经历培养了我的自立精神,也教会我恰当地运用自由,因此,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我为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并且定期检查这些计划的实行情况,同时,我还经常作自我反省,不断调整生活和学习的目标。大约在大学二年级后半,我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找到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通过广泛阅读拓宽知识面,同时把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以最大限度地拓宽知识面为发展方向,其实等于没有方向,但它比较合乎通才教育的宗旨,甚至还可以说,它更接近于教育的本旨,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之所以如此选择,毋宁是因为一些更具体更直接的缘故。首先,我有很强烈的求知欲望,而所谓专业方面的课业远不能满足我的这种欲望。其次,进入大学以后,我痛感自己过去在知识上的匮乏,有一种急于补课的冲动。此外,我还模糊地感觉到,大学教育应该是那种让一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训练,而不是把人变得狭隘。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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