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于建嵘 为上访者画出生命的尊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10-01-25 15: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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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  

  

  用绘画释放淤积在心中的压力与困惑,这是社会学者于建嵘给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路。理论是冰冷的,但是人心是火热的,他无法在学术研究抽离冷静的要求下,表达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关怀,倾诉自己的无能为力,绘画成了解答。

  

  被喻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

  于建嵘为上访者画出生命的尊严

  

  因为难以抚平内心对受调查者的愧疚,他有一天拿起画笔,一笔一笔将自己采访过、对自己哭诉冤屈的上访民众肖像画了下来。他想通过画作将自己对他们的感受记录下来,也让观者知道中国社会底层还有这样一些受屈的弱者,希望唤醒大家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

  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少有人不知道于建嵘: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教授,曾经长期在农村、矿场、上访村进行直接深入的调查。中国学界形容他“用脚做学问”,就是肯定他不畏艰苦,通过常年在底层行走,掌握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曾经冬天到北京永定门东庄上访村住了一个多月,两次被当成访民给抓走。对方怎么都不相信他是社科院学者,打电话到社科院查证后,批评他穿得“破破烂烂”,怎么都不像学者。

  本报记者去年底到于建嵘在北京郊区宋庄的房子拜访,意外发现于建嵘成了个画家。

  诺大的厅堂安置了大量画作,屋内一角摆着未完成的作品与颜料,像画家的画室多于像书斋。满屋子画作只有一类主人翁:男女老少访民。他们双眼饱含泪水,拿着状纸或在身上、头上披戴着呼喊主人悲愤的自制帽子或服装,一个“冤”字仿佛充斥了室内的空间。于建嵘说,那些是中国访民的典型形象。

  他说,他原本请画家将他拍摄的访民照片画下来。每幅画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400新元),画好后作品归画家,他只求让访民的肖像能被记录下来。他当时准备了2万元,想记录下10个访民肖像。

  结果,专业画家受委约画出来的产品,他全不满意,认为它们太匠气。去年五六月,他偶然知道画家们是用投影作画,“我就想这样我也可以画”。于是毫无绘画基础,连三原色的概念都不知道的于建嵘,就这样开始了绘画的第一步。

  

  为老太太“画冤”

  

  第一幅画,主角就是戴着“冤”帽的老太太,这名老年访民为死去的儿子上京告状,她愤怒不平的眼神震慑了她的听众,也成为于建嵘一再重复描画的主题。

  于建嵘说:“我每次画到她时,我都会想到这个人,想到她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冬天在这里上访,我请她吃饭,她一直对我哭,她一直在说,她跪在地上。”

  “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是解决不了,甚至我写文章连她的名字都写不上去。我对她是有歉疚,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你有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我没有别的办法。”

  从第一幅画开始,画画成了于建嵘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宋庄是北京著名的画家村,他平常与画家们讨论,技术也慢慢长进。开始有作品被外国的大学图书馆、书展买去,他计划用这些钱在宋庄建立大型资料库,收藏中国底层社会的各种档案。

  倒是,他自认是“乱画”的处女作,却被许多画家评为他最好的作品:“特别有一笔红的,那些人要研究了半天,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画,那是其实就是我心里的激愤,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

  

  底层的经验

  

  用绘画释放淤积在心中的压力与困惑,这是社会学者于建嵘给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路。理论是冰冷的,但是人心是火热的,他无法在学术研究抽离冷静的要求下,表达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关怀,倾诉自己的无能为力,绘画成了解答。

  然而,他对探寻底层苦难的执着也与个人童年经历密不可分。

  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的生活被当时席卷中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所左右。共产党游击队员出身的父亲,在“文革”伊始就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抓了起来,小于建嵘与母亲、姐姐三人称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容身之地,1967年全家回到湖南永州家乡,亦遭乡亲白眼,冬天时家里的棉被被偷走,永州代呆不下去,母亲又带着孩子们流浪回城里。

  8岁时,父亲的朋友帮忙将小于建嵘安排到一所小学的旁听名额。于建嵘穿上最好的衣服--用染黑的麻布包改装成的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岂料,上班第一天就被女班长发现:“他是黑人,怎么可以来我们班上?”

  女班长下令同学将小于建嵘拖出去,他抱着桌子不肯走,拉扯中黑麻布衣被撕烂。他被拖到学校后面,被佯装经过的父亲发现了。那一次,于建嵘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留下眼泪,自此,他坚持不进小学。

  30出头赚了两百万

  直到文革结束,他们一家东逃西躲的流浪生涯终于结束,于建嵘才直接进了中学,此生他从没上过一天小学。

  文革结后,1979年,于建嵘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成功的商业诉讼律师。1990年代初,才30出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两百万(中国城市人口当时一般月薪才百多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手提电话,到全国去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学术生涯,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并且利用学者的身份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关注。

  尽管早已衣食无忧,到手的富贵荣华更曾潇洒抛去,但是于建嵘心中,童年苦难的根源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索命题。因为那番遭遇,他看到自己与最底层的农民、矿工、访民的命运是相连的。

  “我的经历,与他们(访民)遭遇的苦难,来源都是一样的,都是制度性的。”

  他分析说,现在的制度强调的是集体,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在集体主义的理论中,个体永远可以被忽略不计。

  “我认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主义,都要强调个人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平等的,只要那个利益是正当合法的,就没有人有权力为了未来,为了大多数人牺牲我们的利益。如果制度为了所谓的发展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要检讨的。”

  于建嵘做的学问总是接触社会人士的不幸,他生活中却十分风趣。朋友称他做“侃爷”,对学生、同事,或是宋庄的农民、餐馆服务员,他见到什么人都爱与对方闲聊,而且常说些俏皮话把人逗乐。底层学问,外人看来是苦苦的追寻,但诚实面对自己命运而后得到的内心安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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