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3 次 更新时间:2015-01-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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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文汇报)  


题记


听乐先生讲话,与读她的文章感受是一致的:自由畅快,坦诚率直。

“人云亦云,我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即便跟老汤(汤一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争论,他有一些儒家的理想,而我更喜欢道家自由放达的精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见不顺耳的话想驳他就驳他两下,也不管他是谁,要不是这样我就当不成‘右派’了。”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照进书房,洒在沙发后背上,逆光中,爱笑的乐黛云眼底闪着明亮,谈往事今朝,笑声抒怀,相当动人。

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向往,让她从17岁便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她曾被无情地裹挟,戴上了各种莫须有的“帽子”。而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风暴”中与她同被打入另册的好友裴家麟曾经赞叹:“衰朽丛中有绝色”。

一道道人生关口,她的选择常常出人意表。“文革”结束后,已半百之年的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回国后另起炉灶,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僵化板结的学术状态带来了活力,“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80年代爱听乐先生课的孔庆东说。

她坚定地“走向世界”并“勇于吸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在她的执著推动下,从边缘到显学,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程。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引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乐黛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的风风雨雨中,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已像一叶轻舟走了过来。


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


硝烟弥漫的1948年,17岁的乐黛云不顾父亲反对,在众多名校抛来的“绣球”里,选择了她最为钟情的北大,毅然从贵阳北上,来到了烽烟滚滚的北方,从此,她亲历了北大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

“那是非常奔放的、迎接解放的时期,炮声隆隆。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分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哪些建筑绝对不能炮击;还在月光下打着手电校对一本书,地下工作那时非常符合我的浪漫精神。”

20岁上下的乐黛云,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观,是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毕业后她留在了北大中文系担任系秘书,意气风发、敢想敢干的她,决定为年轻教师的学术文章办一个刊物,取名就叫“当代英雄”。1957年5月她兴致勃勃地向教授们募捐。

可此时的政治风向已现变化,她的导师王瑶已敏锐感知到了,“王瑶先生把我狠批了一顿,说这都是反党的,简直胡闹!我们就立即停下了。”果然,6月“反右运动”开始,翌年2月,乐黛云在“反右深入化”中被挖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多年后,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乐黛云的性情与她的遭际:“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秉性的人,在政治运动中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份无妄之灾带来的苦痛和绝望,然而,乐黛云天性里达观的一面,却让她平静地渡过了劫波。戴着“极右派”帽子下乡改造,修水库、垒猪圈的她“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1962年底,她返回北大时不能教书,而被派到资料室注释古书,“真是因祸得福,正好补一补古文基础”,她暗自欢喜;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建北大分校,前途渺茫难测,她想到了归隐田园,“不做知识分子了,我做农民还不行吗?有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著,乐黛云说,这是自小打下的基础,“我父亲是学西方文学的,崇尚浪漫主义,家里的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诗歌,雪莱、拜伦的作品我很小就读,还有徐志摩办的《新月》杂志,我的性格受到了这些思想的感染。”

半个世纪后,她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这样写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下乡改造时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机遇有时就在某个转角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抓得住,这时性格似乎成了关键要素。“文革”刚刚结束的北大中文系,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课没人愿意讲,都怕讲出问题,于是推给她做,“我也没觉得这不公平,事情来了嘛我总是要去做。”

给欧美学生讲课,乐黛云想,不能只讲“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吧,于是讲了当时不应该讲的曹禺、徐志摩、艾青,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她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中她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都曾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这个一直被视为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源!

于是,她80年代的第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在了1981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吸引了她班上的美国学生薇娜·舒衡哲——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她引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邀她到哈佛访问一年。机缘巧合,乐黛云的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81年到了哈佛,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的乐黛云一头扎进这个领域,辛苦而又快乐地吸收新知:“一开始根本听不懂,白天上课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反复听直到弄懂。”结束哈佛访学,又一个运气到来,她又被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为客座研究员,接触了更多新的理论。

美国归来的乐黛云,好像积攒了很久的能量忽然爆发了,她不知疲倦地讲学,带来了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她没日没夜地写作,追求突破,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在文化反思热潮中,她与汤一介一道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学员达12000多人,一时蔚为大观。

而在当时学术界和文科大学里,已涌动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潮。1985年10月,由3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乐黛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她在大会致辞中兴奋地宣告:“在这里我们已能眺望到那无限辉煌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景。”

自此之后,乐黛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担负起启蒙的任务,同时她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她的同事和老友洪子诚先生说:“在乐黛云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一直都是一个坚定、重要的命题。”

1990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在世纪之交,她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20世纪2000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退休八年从未停下工作


“我好像很少想到自己多少岁,其实也不好,现在腿一不好了就非常泄气,很多会也不能去参加了。”乐先生在陈述自己的“烦恼”时依旧笑意盈盈的。

乐先生70岁才退休,用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

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先生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这八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近三年,乐黛云颇费心力的一件事,是培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收的5个博士生,“过去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系的,英语交谈、看原文书都不太行。这几个学生都是北外毕业生,英文好、看原文书很快,我要试试看怎样把他们培养好。”她把两个学生送到国外搜集资料,一个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福柯的“异托邦”,一个去了奥地利做布莱希特和东方文化研究,“我自己对福柯研究得也很不够,我就读很多福柯的书,跟着学生一起来做这个论文。”

除了带学生,乐先生还在主编已有十年刊龄的《跨文化对话》,以及《当代汉学家》等几套丛书,同时她也在帮汤一介先生的英文论文集做编辑,忙碌程度并不亚于退休之前。“不为其他目的,我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可以很平静地来做。”乐先生十分笃定地说。


问答录 产生新的火花,对话才有意义


“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才能跟人家会通”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为国内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观念、学说和方法,对当时的文化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您为什么对这些新理论感兴趣?

乐黛云:当时为什么对新理论感兴趣,的确不是赶时髦,就是觉得对分析中国文学很有用,能从更多层面来分析,所以拼命想把这个教给学生。中文系要好,文学要发展,就一定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人家在做什么,而且我当时介绍的新理论还是比较平实的理论,不像现在有的太玄乎的理论,那时比如接受美学、诠释学、小说分析,对我们研究一个作品真的非常有用,此前研究作品多半都用前苏联的千篇一律的“思想意义”、“认识意义”、“主题结构”等模式来分析,这是不够的。

比较文学上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在清华外文系,北大的胡适认为中文系的人也要学外国文学,他让朱光潜到北大中文系讲西方美学史,但后来没贯彻下去。解放后,中文系只搞中国文学,外文系只着重语言训练,很多学校的外文系都不重视文学课。中文系也开外国文学的课程,但一年很快就都讲完,所以还始终限制在中国文学的范围里,没有一个世界眼光。到底怎么走到前沿?要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然后才能跟人家会通,启发自己往前走。

记者: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比较文学领域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您比较关注哪些动向?

乐黛云:新世纪以来,我自己有两个担心,一个是知识分子好像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是认为必须引进西方新思想才能拯救中国,不断介绍西方新思想,“唯新是鹜”,而且越介绍就越玄乎,很多新的理论没有跟中国的实际结合,讲一套很玄空的理论,可有的学生就很愿意追随这些东西,“别人都不懂,我懂!”什么新就追什么,可他自己也没完全懂,学了有什么用,也没想,成天在那些新概念、新名词里面打滚。其实不一定新的就是好的,也有很多是错的、不需要的。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把西方跟中国隔开来的,中国的真正文化底蕴他不懂,到底中国传统文化好在哪,基因是什么,搞不清楚。

而另一种,一些搞国学的人,熟悉中国文化,觉得中国文化是唯一的,一点不能动的,一动就不是“原汁原味”了。我觉得文化是跟时代不断变化的,一点不能动就停滞了,而且我认为文化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不能动的,比如四书五经不能动其字句,编钟乐器不能增减一根弦,已固定成了“传统文化”;另一个层次是对这些东西的解释,就是怎么看,如果这方面也不能动,我们就不能发展了。正是在这些发展中,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文化传统”。

这两种人都有些片面。其实从王国维开始,就认为研究西方的东西应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他研究康德、叔本华就写了“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试图从西方找到一个研究中国这些传统问题的新角度。可是现在这个传统好像分裂了,所以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招的博士生,开学第一年就是念中国古书,几种经典要读、西方主要经典理论也要读,别的新理论慢慢再来,如果基础理论没有,对新东西也不会懂得如何深入,因为新理论也是从那里发源的。

现在全球多元文化就是互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我来看你,从你来看我,如果老是“我说你听”、让你跟我的思想“统一”,就没有新思想产生了。应该是在互动碰撞中产生一些新的火花,生成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对话才有意义。这就叫“生成性对话”。


“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理解和依从的话语,对话才能进行”


记者:您的另一个担忧是什么?

乐黛云:再有一个我比较忧虑的,也是现在比较成问题的,是“话语”问题,Discourse,不是指语言,而是用一个什么规则来对话,现在我们讲“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可是对话就有一个“话语”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理解和依从的话语,也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对话才能进行。

话语现在始终是个很大的问题,100多年来西方是发达的,西方文化是强势的,殖民思想很严重,所以100多年来,不管写作、学术研究,我们都常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说事,比如“主题”、“结构”,前苏联的“认识意义”、“思想意义”等都不是中国的概念,而是外来的。可是,如果完全用西方话语,中国文化很有特点的部分进不到对话里去,说不清楚,比如中国文论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顿悟”、“妙悟”等,外国人没有这部分概念、没有这种话语,我们怎么用当代话语明确展示出来?让外国人和现代中国人都理解?我们现在也还做不到。

比较文学的精神就是会通,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打通”,怎么才能会通?我的想法,只能是在长久的、不断的对话中,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话语才能解决。现在,有些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第三种诗学”,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希望从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论、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文论、中国古代人讲的中国文论、现代人讲的中国文论,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第三种诗学”。

记者:所以您一直在从各层面来推动这种“对话”,《跨文化对话》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办到第十年了,您主编的其他几套丛书影响都挺大。

乐黛云:其中有一套丛书叫《当代汉学家》,我觉得过去汉学研究着重在研究古代的汉学家,可是当代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新看法也很值得总结。这套书第一辑包括费正清、李约瑟、本杰明·史华慈、弗朗索瓦·于连、宇文所安和安乐哲六位。另一套丛书《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首先是汇集孔、孟、老、庄在世界的传播,每种都包括一篇总结性的长导言和文章精选、目录索引三部分。这两套丛书都在做,很费时间。还有一套《中学西渐丛书》研究中国文化如何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庞德等人进入西方主流文化,第一辑5本已出,并获2008年出版“政府奖”提名。

我自己更偏爱的是我们与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在法国和中国同时出版的《远近丛书》。这套书每本都由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各自执笔,用中文和法文各写3万字,互译后结成一本,同时出版。内容都是梦、夜、情、美、生命、自然等日常生活随笔。第一辑10本已经出版发行,在法国销量很好,意大利一个出版社还买了版权,已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我的一个观点是,精英文化必须和大众文化相结合,这套丛书定位在中学教师水平。最近第二辑要出的是汤一介和法国一位院士汪德迈教授合写的《天》,另外还有“童年”、“同情”和“树”等。


“回首我们这30年,哪些东西还值得留下来?”


记者:从您1948年考进北大至今,见证了她60多年的发展变化,今天的北大较之从前延续了什么?失落了什么?

乐黛云:北大继承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曾为《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写过一篇序,题目是:“自由的精魂和文化之关切”,我认为这两样东西就是北大最基本的东西,陈寅恪很早就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陈寅恪、冯友兰、马寅初、朱光潜等那么多大师,可以说我们这30年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能够延续下去的学术大师。因为真正想研究的东西可能没法去研究,必须沿着轨道走。现在教授待遇也不见得不高,可是如果没申请到项目、没有科研经费,就招不成研究生,就不能培养人,或者也只能帮着做别人的“项目”,研究也就很难自由展开。

北大的传统一向提倡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研究,必须热爱你研究的题目,它触发了你的兴趣和深入思考,如果你根据别人的题目来研究,再努力顶多也就是那个水平了,不会有太多创意。我研究的课题都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挑选的,所以我从来不申请什么社会科学基金,即便我在当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时也不去申请,这影响了所里的一些其他同志,所以我们很吃亏,到今天为止比较文学研究所申请的基金很少,对这个所的发展也有很不好的影响。

我认为过去北大的这种精神非常重要,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关心整个文化发展,在讨论,在创新。但更多的是只考虑把自己这个系、教研室管好,发几篇论文,只要能登出来就行。总的趋势、培养年轻人的方向,都会偏向于一个模式,程式化、同质化、一体化,缺乏个性和创意,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再过30年,回首我们这30年,哪些东西还值得留下来?这是很成问题的。(文汇报记者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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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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