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刀锋”许小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6 次 更新时间:2011-10-25 1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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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玲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 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 。“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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