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9 次 更新时间:2015-08-11 1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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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   赵月枝  

  

   【作者简介】沙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赵月枝,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转向城乡关系的传播学研究

  

   沙垚(以下简称沙):赵老师,您好!您是国际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但在2014年您与邱林川、王洪喆的对谈中有很多与“三农问题”相关的论述;2015年您准备在浙江省缙云县与吕新雨教授等召开“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否意味着今后您将把“乡村传播”作为自己新的传播研究方向?

   赵月枝(以下简称赵):是的,近年来我确实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城乡关系视野和乡村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我和邱林川、王洪喆对谈中所说,随着中国传播研究走向成熟,三农议题会更显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者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现代农民的主体性、媒体和文化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生命力、传统知识的意义及创新和传播等。①

   但是,我并不觉得乡村传播仅仅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说抱负也好,希望也罢,我认为,乡村传播不应是本已十分支离破碎的传播研究的小分支,而是中国传播学整体都应该具有城乡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重构中国传播学,城乡关系就像劳资关系一样,应该成为传播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乡村问题应当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在我看来,如果像有人研究健康传播,有人专攻组织传播一样,有些学者研究城市传播,有些学者研究乡村传播,那就把城乡关系切碎了。在城市主导话语权以及城乡权力关系和传播资源不平等的今天,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把乡村边缘化的表现。当然,这不是说学者的研究不应有侧重点和自己的专业领域。我这里是把城乡关系提升到定义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高度来讨论的。

   沙:您提到城市主导,是否可以这样说,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天然的城市中心主义视角?这也正是您要批判的?

   赵:是的,但为了不把问题简单化,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区分三个概念。第一是传播现象,从最基础的言语到古代的烽火台、驿站到今天的网络传播手段,这些都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第二是广义的对传播现象的分析,这包括我们所理解的传播学科“之前”和“之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分析。在这些文献中,不乏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视角,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哈洛德·伊尼斯(HaroldInnis)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RaymondHenryWilliams)《乡村与都市》等。实际上,在美国早期实证社会科学中,也有对本国的村庄和农业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传播分析和技术扩散等问题,但是这个研究路径并没有在作为学科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三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播学,尤其是1980年代初中国引进的传播学,也即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二战之后出现的作为冷战社会科学产物的传播学。就这一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学而言,它确实从一开始就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

   用这一传播学的视角来书写传播史,这个传播史就一定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传播史会讲到唐代邸报和宋代的印刷术,但这种历史书写跟现代传播史是割裂的。现代传播史的书写是与印刷技术在西方发展起来之后,欧洲报纸的商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传播史,也是从西方传教士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办“外报”开始的。在帝国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的张力下,中国的志士仁人才开始办我们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传播史是西方传播史的本地化和延伸,是全球殖民传播史的一部分。当然,基于民族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叙事,会从反帝和反殖民的视角书写这一历史,而当下在中国传播研究中颇有市场的修正主义传播史则可能更多书写当年传教士报刊对中国的启蒙作用,和它们如何给中国带来客观上的发展。但是,无论是批判视野还是殖民主义视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

   当然,现代传播学并没有放弃乡村。从施拉姆开始,第三世界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这就是发展传播学。但是,正如我在与吕新雨教授的一个访谈中已提到,发展传播学对第三世界乡村问题的关注是具有强烈的冷战地缘政治意义的。因为1949年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取得成功,也因为亚非拉其他地区激进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层担心第三世界的农村会不会像中国一样,由于贫穷与落后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使这些国家都倒向共产主义?所以发展传播学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农村,而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根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在发展传播学所隐含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中,农民一方面由于贫穷会接受革命的蛊惑,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狭隘和不求上进的,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他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总之,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的关注是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在冷战地缘政治框架下,它不但将第三世界乡村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而且将第三世界乡村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之中。

   沙:那么您自己为什么转向城乡关系研究呢?是出于什么样的理论视角的考虑?

   赵:我转向乡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现实层面的。在中国,农村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之后,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中,“三农”问题凸显,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比如农民抵制苛捐杂税、反抗剥夺土地、抗议环境污染等等。但是对此传播学并没有太多的参与和发言,即便有,也是基于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视角,认为只要普及电视、实现电信村村通、送文化下乡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国际层面,ICT4D这一研究范式,也就是通过信息技术促进发展,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减贫目标,体现的基本上还是美国主流发展传播学的思路。记得2005年我在突尼斯参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技术实验室(TheMITMediaLab)希望在第三世界推动100美元电脑计划就颇吸引眼球。虽然我对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思路一直存疑,也从宏观层面写了《一个世界峰会和一部中国电影之间》、《手机之后,要什么?》这样的文章,但对全球传播秩序这样的“大格局”问题的关注是我所致力于发展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在2000年代中期受聘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时,是从“天上”和“全球”的层面定义我的研究题目的。具体说,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卫星电视新闻对全球秩序的构建。

   但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铭心,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超市购物时,无意中看到一份免费的温哥华华人报纸《环球华报》,头版头条竟是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最后两位云南青年只来了一位,与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杀于我老家所在的缙云县新建镇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缙云青年是河阳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②

   沙:我在陕北做过一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项目,就看到乡村中老年的男性农民用智能手机看黄片,并且他们还告诉我,可以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一个片子一块钱,形成一个微型的地下产业。

   赵:对啊,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有了手机之后干什么?这个我曾问过的重要问题于我有了新的迫切性,而这不是发展传播学所能解决的。

   这进一步涉及我所要讲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理论层面的动机。很显然,现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传播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复杂的现实。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的商业化,到在新世纪初解读小报故事、研究中国传媒与入世以及讨论中国电信领域如何实现普遍服务,③我力图反思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逻辑与中国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吕新雨等批判学界同仁有关资本主义和乡村问题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源于西方,在其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扩张过程中,亚非拉被边缘化,由中心剥削边缘,支撑庞大的帝国,这同时也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传播研究如何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框架和冷战框架,有真正的世界视野、中国立场,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因此,我2009年受聘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的时候,就把自己在国内项目的研究方向定义为“传播、文化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我认为,发展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传播学离不开对城乡关系的关注。因为一旦忽视城乡关系问题,尤其是还在发展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开始反思改革开放前的中共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的断裂与脱节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出了源于“山沟沟里”的中共新闻理论,包括毛泽东的新闻理论。虽然这一套理论没有被“传播学”所取代,从“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设置中颇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我们还能看到有本土革命历史渊源的“新闻学”之于有深刻冷战色彩的“传播学”的优先地位,但是这两者实际上是两套话语,水火不容,而且前者处于实际上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重新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播理论,也不能观照,更枉论针对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以及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和有九亿人口靠农业和农村生活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基本国情。西方批判学者聚焦工人阶级,以及工人的阶级意识能不能形成,他们的理论是以19世纪的欧洲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为基础的。在北美,垦殖主义历史使农民问题被种族问题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置换和遮蔽,这里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更缺乏农村和农民的视角。然而,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是否应当重新看待农民在中国国家和乃至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并且,西方批判学者最感兴趣的中国的两亿多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很复杂,他们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客观上他们的户口也都在农村,农民工的出现过程不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相类比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有着基于农民革命的社会主义传统,至今还声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或许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理论与实践的资源,或者说,新的主体性很可能是在新形式的工农联盟中产生?当然,在当代中国,新形式的工农联盟以什么形式实现,我也不知道。约翰·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讲到的“环境工人阶级”④或许在中国会离不开农民的成分。总之,中国的宪法还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应该忽略乡村、农民以及城乡关系视野。

  

   历史遗产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

  

   沙:您认为发展传播学和传播批判理论各有缺陷,不足以在复杂的城乡关系视野下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那么重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传播学,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历史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近代以来有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将之置于城乡关系视野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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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沪)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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