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6 次 更新时间:2021-08-29 13:10

进入专题: 传播研究   城乡关系   乡土中国   全球资本主义  

赵月枝  

摘要:当学术界聚焦于中国在"地球村"中的"崛起"时,从全球视野关注现实中的中国村庄不仅是全面理解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且是克服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偏颇的必然要求。乡村在传播、现代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中有重要的位置,城乡关系更是理解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以及传播与文化在这一历史轨迹中重要作用的关键。以个人经历作为学术想象力的起点,一项"从全球到村庄"跨文化传播研究和教学实践"落地"浙江省缙云县千年古村落河阳,为全球权力转移时代创新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和动态的"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新视角。 

关键词:传播学; 乡村; 城乡关系; 全球资本主义; 河阳


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尝言,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进而在研究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中展示这种“社会学想象力”(Mills,1959,p.187)。1作为米尔斯这一著名观点的一个例证,本文所讨论的研究与教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笔者的一个个人困扰。事实上,这个困扰引发了笔者的一次学术方向转移,导致笔者于2014年底在故乡浙江省建立了一个扎根乡村的研究和教育民办非赢利机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2015年夏,一项从传播与文化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农业、农民及乡村的跨国实验性项目成了启动这一机构的奠基性研究。该项目邀请了一批中外年轻学者,要求他们在研究中结合理论知识,将各自的学术兴趣落地于河阳这个中国村庄,以此拓展和深化他们在传播、文化及全球化等研究领域的探索。“从全球到村庄”项目是一个集体学术旅程,它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传播实践和一个跨文化全球公民教学活动。当学术界聚焦于“中国崛起”及其投射到“地球村”(McLuhan,1962)中的力量及影响时,转而将注意力投向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现实中的村庄,有利于深化笔者所一直致力于分析的“传播、危机和全球权力转移”这一全球性重大时代主题的认识(Zhao,2014)。

笔者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河阳村岩山下自然村,它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个约460人的小村庄。与岩山下村隔溪相望的是约有3210人的河阳村。1975-1979年间,笔者在河阳读中学。几乎与中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这一进程所包含的迅速城市化和更深入的全球融合过程同步,笔者于 1980 年到北京上大学,后于 1986 年赴加拿大攻读研究生学位。

这些年中,笔者也多次回到故乡,并在文章中讨论过中国城乡间传播权力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文章主要采用现有政治经济学框架,其讨论偏重于宏观历史过程而非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体验。然而,2010年初的一天,温哥华一份中文报纸头版上的一则新闻,把一个活生生的乡村现实带到了笔者的眼前:24岁的河阳村青年朱小辉与24岁的云南青年刘黎通过互联网相约自杀。刘黎特意从云南赶到缙云,二人在河阳所在新建镇上的宾馆里结束了生命。根据国内某中文网站搜索到的一篇报道(李笛,2010),这二位青年是通过一个网络聊天群相识的,而此聊天群中的所有人都具有自杀倾向。

无论是作为一位同乡抑或一名“全球传播”领域的学者,这个故事都令笔者十分困扰。在许多传播与发展的文献中,现代传播通信手段的近用(access)仍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乡村的互联网近用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朱小辉的故事迫使我们超越近用问题。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没有将高等教育作为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走出农村的单程车票,而是最终回到农村,并且通过网络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青年网民相约自杀。没有找到理想城市白领工作又在公务员考试中失利的朱小辉,不愿意成为一名劳工,更不用说当一名农民了(李笛,2010)。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heim)(1964)指出,自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这个自杀事件也驱使笔者重新思考学术。这里有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朱小辉的命运是不是中国通过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遭遇瓶颈的又一例证?在中国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调整其以出口为导向、信息技术驱动的且依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路径的背景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中国乡村能否拥有未来?其次,回到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如何解释乡村议题在研究中系统性地缺席的现象?第三,基于超越近用问题对现代通信技术的讨论(Zhao,2007a),并参考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在中国改革之初曾提出过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问题“自行车之后,是什么?”(Smythe,1994),我们应当如何在总是系统地把劳资关系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首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将城乡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来重新认识城乡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并弥合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讨论过的城乡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

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任何单一研究项目的范围。然而提出这些问题,成了“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乡土中国”实验性项目的出发点。本文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乡村在传播、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从城乡关系视角切入深化讨论,勾勒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以及此轨迹中传播和文化的作用;第三部分聚焦河阳村,分析其发展成为一个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村庄的历史。随后的两个部分介绍这个集体项目研究的论题和方法,进而讨论本项目后续进展和“乡村振兴”语境下文化与传播的关键地位。


一、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与传播研究


虽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只是在隐喻层面挪用了村庄这个词,并没有关注真正的农村,但是,传播和文化研究领域一开始并不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就如同“村庄”长期以来就是人类学的焦点,农民社会的未来也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关注点。对“二战”后新生的美国传播学而言,大众传媒和农村发展是其主要的国际领域研究议题。正如佐尔格和帕德韦(Sorge and Padwe)通过引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指出:“在冷战地缘政治的语境下,‘第三世界’的农民问题被视为全球纷争的关键要素。”(Sorge and Padwe,2015,p.238)正是有了这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勒纳(Daniel Lerner,1958)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64)等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开始关注“第三世界”的农民,并就传播技术在促进“第三世界”农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建议。隐藏在这一“主导范式”背后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力图在后殖民世界的其他地区避免产生已在中国发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革命。

印度裔学者蓬达库通过印度的案例指出,这一主导范式假定发展中国家的“静态的和受传统束缚的”农村等待着经由最新传播技术的应用而被唤醒(Pendakur,1993,82)。因此,该范式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世界:天真无知的‘土著’(natives)着迷于又一个西方人业已拥有的器具”(Pendakur,1993,83)。这一范式隐含着线性的现代化逻辑,即乡村和城市之间、内陆地区和沿海都市中心区之间,以及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以北美和西欧的消费社会为模板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的只是时间上的差距。但是,蓬达库没有指出的是,对这一范式“展开强有力的左翼批判”(p.83)的激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基本上也没能处理农村问题和更大的城乡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蓬达库自己向其导师、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思迈斯(Dallas Smythe)致敬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研究: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恰恰证明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这一盲点。与此相互印证的是,虽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在1973年就出版了《乡村与城市》,但是威廉斯对城乡分化的深切关注在包括文化研究者在内的批判传播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什么回响。

事实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批判在倒掉美国主导传播研究范式这盆洗澡水时,似乎把对乡村社会的关注这一婴孩也一并给倒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马克思颇有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他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进步意义的评价,给有关亚洲农村的批判学术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知名论断,也被长期用来反衬(西方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Sorge & Padwe,2015,p.236)。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论是主导范式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他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赞同加拿大原住民学者格伦·库塔(Glen Coulthard)所说的“规范性的发展主义”(p.9)。也就是说,他们都如出一辙地内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不可避免这一目的论历史观。其次,由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把可用的历史化约为殖民的历史”(Mamdani,2007,p.95;Zhao,2014),这就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设为历史的“起点“,并把都市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普遍主体,留给关乎农民的批判研究议程的余地很小,最多只是作为一个“残留的”类别出现。毕竟,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自传性的著作中也认为:“20世纪后半期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化,也是把我们与过去世界永远区分开的变化,就是农民的消亡。”(1996,p.289)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传播研究议程的变化。由于世界各地被商业化的现代传播业都对有利可图的城市受众更感兴趣,也由于美国不再把传播与(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当作学术资助重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学术思潮的推波助澜下,传播研究转而聚焦于媒体全球化、数字化和政治民主化诸进程的研究。在“全球对本土”(global vs local)这一强势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本土”往往意味着“本国“(national),而后者又被等同于城市。结果就是传播研究领域的一分为二状态:一方面,传播与发展这一主导范式的残留要素或其新的变体,被少数学者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或西方贫民窟穷人的接入和连接问题;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用“(新)媒体与民主范式”来研究(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网民。

在当前的全球传播学术研究中,这种城乡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城市偏向根深蒂固。这也就不难理解,从《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Curran & Park,2000)《国际化的媒体研究》(Thussu,2009)《重整全球传播》(Curtin & Shah,2010),到近期的《图绘金砖国家媒体》(Nordenstreng & Thussu,2015)等一系列倡导新研究议程的论文集(笔者本人也是后三部文集的论文作者之一),没有一章分析传播与城乡关系。事实上,在这几本书后面的索引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农村或农民的条目。虽然笔者与他人联合主编的《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Chakravartty & Zhao,2008)一书的作者大部分有非西方背景,但是,城乡关系依然不是其中重要的主题,更遑论把城乡关系当作分析框架了。作为论文集的两位主编之一,笔者并不是有意去忽视作为分析矢量的城乡关系;毋宁说,这一忽视和遮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原因在于上述根深蒂固的学科参考框架。总之,学术研究议程设置中的“沉默的螺旋”起了作用。这一知识霸权的另一个表现是,当决定聚焦于传播与城乡关系时,下意识中,笔者马上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是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吗?甚至是,这样的学术研究是被乡愁和情感所驱动甚至是在向后看吗?更严重的是,这是否意味着走上自我边缘化的学术道路,甚至是学术生涯的慢性自杀?

因此,文化与传播的乡村转向不是小事,“赌注”很高。尽管联合国在2005年宣布,全世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是,正如佐尔格和帕德韦(Sorge and Padwe,2015)所指出的,今天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历史上最多的,“这一事实增加了了解为何今天农村人口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的迫切性”。(p.263)一方面,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城市化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出现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程度在整体上要高于亚洲和非洲等现象;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使得城乡关系问题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例如,在北美,剥削性的城乡关系这一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历史性地与垦殖主义、奴隶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并产生了对原住民的剥夺和边缘化、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压迫,以及今天大量拉美移民农业劳工在美国的困境等问题。因此,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描述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城乡关系问题(吕新雨,2010)。可以说,上述形式的经济剥削、种族压迫和文化流离失所(cultural displacement)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和文化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处理身份政治或承认政治层面问题,而不能对资本主义持续地使农村和边缘地带服从于城市和大都市中心的这一进程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就避免不了其唯心和片面的性质。

从社会变革的主体层面,尽管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后冷战时期的批判传播研究关注作为社会变革能动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网络时代的“赛博无产阶级”或“数字劳工”,但是,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民到印度农村的纳萨尔游击队,从1990年代墨西哥农村的萨帕塔主义者到今天美国农村腹地的特朗普支持者,世界各地的农村人口不断地表明,他们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能动主体。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的自杀悲剧,作为河阳富裕的小企业主家庭中的一员和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朱小辉拒绝成为打工者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农村青年拒绝“无产阶级化”的因素。实际上,就在2010年春朱小辉和他的云南网友相约网络自杀的时候,与他们同龄的富士康工人通过“十几连跳”自杀,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反抗在跨国工业流水线上遭受的超级剥削。两者发生在同一个春天,并不是巧合。实际上,中国2亿8千万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还“没有完成”,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依旧辗转于农村和城市“之间”。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取决于全球范围内作为雇佣劳动者来源的农民的背井离乡和受剥夺,既然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确定,那么,通过为朱小辉们和返乡农民工建设一个能够承载有意义的现代生活的中国农村,能否截断中国为全球资本主义供应廉价劳动力的源泉,从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型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反帝反资社会主义革命的农耕文明大国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中,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首要的位置,而印第安人没有尊严的惨淡生活以及殖民统治的具体特征很大程度上只是边缘性的问题。对此,加拿大原住民学者格兰·库塔(Coulthard,2014)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分析进行后殖民批判时主张,需要重新确立“剥夺性的殖民关系作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特征”。(Coulthard,2014,p.14)库塔呼吁,需要通过“将我们的研究从对资本关系的强调转移到对殖民关系的关注”,(Coulthard,2014,p.10)以此来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残留”地位。2尽管北美原住民群体和中国农民群体在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能被简单化进行类比,但库塔作为一名北美原住民批判学者的分析,为我们把政治经济批判的视角从劳资关系扩展至城乡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和粮食安全问题,也为修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态断裂”增添了新的紧迫性。这不是要唤起对乡村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在威廉斯(Williams,1973)所娴熟描绘的如下两套城乡关系二元对立神话之间来回切换,即“一方面是农村的愚昧神话和城市的文明潜力;另一方面是田园的纯真神话和城市的腐化影响”(Sorge & Padwe,2015,p.236)。实际上,农村在生态上遭到的破坏比城市更为严重。例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农业过度使用化工产品,中国农村已经处于高面源污染状态。此外,它还曾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西方产生并非法运入中国的电子垃圾的倾倒地和拆解地。

然而,农村并不仅仅是悲惨世界或荒原;相反,借用威廉斯晚年一部著作的名字,它可能蕴含着克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希望之源“(Williams,1989)。例如,近期有中国学者就提出,“向乡土社会学习”是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这其中,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和它对共同体而非单个农民或农民家庭的强调,尤其它有关共同体是社会资源分配和共享的基本单位这一理念,对克服当下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有指导意义。在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时,这些学者也试图论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替代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潜在可能(Tsui,Wong,Chi,& Wen,2017,pp.44-45)。通过呼吁在传播和文化研究中重新与乡村的全面联结,我们希望与这些学者一道,探讨恢复传统知识体系与其他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生计手段的可能性,以克服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多重危机。这些知识体系、文化实践和信仰体系包括有机农业实践、草药医学,以及更深层的信仰体系和基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非剥削关系的美好生活方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假定有永恒的、静态的“传统”,而是在具体历史脉络里和地理空间中的特定样态的知识、实践和社会斗争。在北美,这无疑包括原住民反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这不仅包括传统“天地人”三和观念中人与土地的关系,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及实践。如库塔所言,原住民批判理论中“落地的规范性”或“扎根的规范性”立场主要受到土地的启发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而土地的意义不限于其物质意义,而是其作为一种人与自然间的互惠和义务体系的存在本身所包含的规范性价值,它教会我们如何更多地想象与他人和与自然界在非支配、非剥夺的相互关系中生活,而不是陷入那种“没有权利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Coulthard,2014,p.13)总之,库塔所代表的原住民批判思想要抵抗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展中被“无产阶级化”的宿命。

在上述加拿大原住民和中国农民在土地观念上存在共鸣的基础上,本文随后转向中国与河阳,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令朱小辉绝望的地方,还是有希望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多重危机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尚未结束的地方。


二、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传播与城乡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20世纪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的产物。中国具备以城乡关系视角来观照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将传播和文化作为融入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关键场域的优势。有学者指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剥削性的城乡关系和殖民关系为基础,与此相反,中国在19 世纪初被迫与资本主义交锋之前,始终保持着非对抗性的城乡关系(严海蓉,2009,p.21)。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城乡关系并不是某种静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中华文化精髓的衍生物,而是中国农民周期性抗争的结果:当生活在城市的“不在地地主”累积了过多的土地,或由于维持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特权的税赋过重时,中国农民就会通过反抗推翻统治势力,在新的“天命”下建立新王朝。当然,维系城市和乡村之间人情纽带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对维系中国社会的乡土根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通过考试入朝为官者会在退休后回归乡里;在传统文化中,有源源不断的诗句将田园生活描绘成终极美好生活。

本文并不旨在评述那些关于中国遭遇资本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对这一体系的适应与反抗的大量文献。林春(Lin,2013)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为所有希望超越浅薄的去西方化,并将中国纳入对世界未来的思考的学者提供了深刻洞见。以下概述所希望突出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参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而两者又历史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首先,由于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规模有限,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从而使中国农民在历史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但成功领导了土地革命,并且发展出了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政治传播和文化治理模式。“群众路线”不仅体现了有别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且承认“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变革的动因。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列宁主义原则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努力,通过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开展工作而将自己与中国社会联结起来(Lin,2013;Selden,1971)。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观察到,“现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都是“通过农村的民族主义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她还指出“或许这些通过对农民开展民族主义动员而取得政权的国家,习得了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宝贵经验”(Perry & Lu,2015,p.1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先遭到来自西方的经济封锁,后又经历了中苏决裂。中国初期工业化与现代化依赖于对国内农业剩余的过度提取(这一国内的关系相当于国与国之间的殖民攫取或国际市场中的贸易不平衡),而城乡户籍制度的确立以及“不断加剧的城乡差别”,成为“这一革命性现代化工程的意外后果之一”(Brown,2012,p.2)。然而,正如布朗(Brown,2012)所说,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问题非常复杂,在“不平等、相互作用及发展等彼此重叠的主题”之间充满张力(p.230)。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政策并没有完全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弃之不顾。阿瑞吉(Arrighi)(2007)甚至认为,“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存在明显的反差,中国在毛时代对现代化的追求不是通过消灭农民,而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经济和教育水平”(p.374)。尽管这一概括性表述需要更为细致研究加以补充(Brown,2012),但是,就农村发展而言,中国在成人扫盲、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令发展中国家艳羡,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传播和文化政治方面,大众传媒的社会主义修辞将工人和农民树立为新中国的历史主人翁。严海蓉(2005)甚至认为,农村在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高地”,农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得到颂扬。与此相对,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则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地区,为的是清除剥削和殖民遗产,使它们从“寄生性”的消费场所转变成生产性的场所。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大寨这个山西省的贫困山村,因为艰苦卓绝的集体主义发展经验而变得家喻户晓,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的一个典范,而遍布全国农村的村校、邮局、有线广播、公社电影放映队以及地方剧团,也是那个时代农村传播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上述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使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重新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的道路,既有别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不同于巴西和印度等后殖民资本主义国家。正如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方面,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确保了承包土地的平均分配,加上农村扫盲、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红利”,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提供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农民工。这支劳动力大军之所以能够承受整合到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沿海工业区的“超级剥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家庭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与文化再生产的场所的存在。如果说,原住民的土地和非洲人的身体历史上曾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Dunbar-Ortiz,2015,p.47;Dunbar-Ortiz,2014),那么,中国农民的土地和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源泉,也是中国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取得成功的“秘诀”。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忽视了农村,而且在话语层面将农民贬低为中国落后的象征,因此,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对农村累积了大量“债务”,包括乡村治理的“黑社会化”、经济衰退、社会空心化、农业基础设施老化等。在传播与文化领域,除了教育制度致使农村人才流失之外,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中心主义改革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错乱和对农村身份的诋毁。正如严海蓉(2005)指出的,在逆转毛泽东时代的城乡文化政治和复兴中国20世纪早期的殖民现代性的过程中,“城市重新获得了作为现代文明中心的优越地位”。随着精英阶层在中西对比中将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界定为“贫穷”和“落后”,“贫穷”和“传统”也成了农村的同义词。当假定具有“文明”和“现代”本质的城市被构建为“封闭”和“落后”的农村的对立面时,农村在意识形态层面就被“挖空”了,而这与它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空心化是同步的(严海蓉,2005,p.82)。严海蓉总结道,经济和文化的“空心化”过程致使农村的诸多“经济和文化价值”遭到掠夺,而这正是农村青年看不到农村未来的原因(严海蓉,2005,p.83)。

总之,20世纪80年代早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最初的成功后,20年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再整合,使新世纪初的中国农村陷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衰颓之中。2000 年3月,湖北省乡村干部李昌平向时任总理力陈“三农问题”,使农村危机引起国家领导层和全国媒体的关注。2002年1月,李昌平的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2002)出版并引起全国轰动,“三农问题”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词汇。

随着2002年末中国领导班子换届,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修辞上还是在实际的发展政策上都大大加强了对农村的重视,甚至将农村问题视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中国共产党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大大增加了农村投资。事实上,正如温铁军(2013)所说,自2003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之后,通过把乡村作为投资的目的地和内需的来源地,中国成功地使自身免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相应地,在传播与文化领域,国家投资包括持续的“村村通”电话网建设,以及近年来的“宽带下乡”和各类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化赋权项目(Hong,2017;Zhao,2007b)。

2008年以来,中国通过减少出口驱动以重新平衡经济来调整中国发展模式,同时,国家也认识到,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已经到了。简而言之,只有乡村崛起了,中国才能崛起。一方面,在历经30年的高速现代化和全球化后,针对日益严峻的文化认同危机,在文化上需要重新找回中华文明的乡土根脉,这为重新认识乡村提供了文化和意义层面的动因;另一方面,在2008年危机之后,不仅城市工商资本和包括设计师在内的城市文化资本需要新的投资场所,国家在经济上也需要把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新兴产业和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作为新的增长点。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国家建立了一套不断延伸的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作为体现中华农耕文明的精髓而获得保护和开发(Wu,2015)。与此同时,以首都北京的雾霾问题为标志,中国人满为患的中心城市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则进一步促使中国的城市将更加美好甚至浪漫化的凝视投向乡村和小城镇。到了2017年末,中共十九大已然把“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些发展能否促使中国城乡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现在下结论未免为时尚早。截至2016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然而,多达2.9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0%以上——被归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分离人口”(这类人口多数是居住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他们因此被排除在享受城市公民权利范畴之外)。因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实际上低于40%。尽管当前国家计划到2020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至45%(陈溯,2016),但是,鉴于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以及它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弱,这被认为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尽管西方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城市化具有更高的规范性价值,然而,温铁军(2013)却发出警告:中国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安全阀的角色,具体地说,农村在日益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经济中,成为转嫁周期性危机的内部之“外部”(internal “outsider”),这种城乡人口天平向有利于城市一侧倾斜,对中国城市克服未来的经济危机的能力而言或许并不是好消息。而国家投资的增加、城市工商资本的下乡也未必能自动使所有人都获益。由于农村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阶级分化和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以及更为根本的——中国农民组织力量的缺乏与中国农业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日益整合这两者并存,国家、资本和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群体进入农村的新一轮浪潮很容易成为一个“剥夺性积累”的过程。同样地,尽管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国家农村文化赋权项目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似乎都有益于农村,但问题却产生于细节处——尤其产生于新的连接形式和文化支持形式落地的方式上,以及产生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与相互竞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复杂摩擦之中。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的主题,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蓬达库(Pendakur,1993)文章的标题《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研究: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给当下的传播研究带来新的启示——而这一次,我们观照的是河阳村的转型,这个中国村庄正是本项目“落地”的所在。


三、定位河阳:全球化的中国村庄,后改革的国家


尽管中国村庄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间急剧减少(Johnson,2014),在2016年中国仍然有2617000个自然村,526000个行政村。中国的村庄在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构成上极为多样,并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和地方差别。最重要的是,村庄并非孤立和静止的,村庄一直是人员流动的所在,也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不断转型的重要载体。河阳村位于的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是浙江这个发达沿海省份的内陆山区后发地区。该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建县历史可追溯至公元696年。有关缙云县和河阳村的形成与发展的描述都显示了中国人口由北往南迁移的历史,并体现出国家与乡村的共生关系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复杂联结。

改革开放加速了河阳向一个全球化中国村庄的转型。一方面,全球化力量加速了河阳与全球化整合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最直观和影响最深远的标志包括电视、电信以及后来互联网服务的普及。最为重要的是,河阳因靠近中国小商品之都义乌,已直接被纳入中国的全球生产链和出口驱动型经济之中。在河阳,一些民居的走廊和厅堂实际上成了世界装配线上最遥远的操作端和中国“全球工厂“的临时车间:老年人、年轻人和家庭主妇们——即那些在工厂系统中最无法获得雇佣的劳动力——正在零零碎碎地进行技术要求最低、劳动最密集的来料加工作业,装配好的小商品通过义乌出口到美国等世界各地。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使河阳的人口和劳动力通过养殖业、教育、商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地区、全国及全球层面向外流动。2013年10月,河阳的2363名农村劳动力(当时河阳总人口约3600人,此前已与相邻的岩山下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并沿用“河阳”为村名)中,有1348人在外从事经济活动,其中多数在广东、广西与海南等地从事高风险的虾养殖业。这些人应该说是在外的小规模农业经营者,而非农民工。就像整个中国社会一样,河阳在高流动性的改革时期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过程:在外经商致富的家庭在老村内和老村附近建起了多达300余栋新屋,而贫困家庭则继续住在传统老宅中,其中有的已经是危房。

新世纪初,正当李昌平呼吁国家关注三农问题的时候,河阳以其独特的明清及民初乡村建筑重新进入国家的视野,成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河阳也从此走上了乡村旅游的道路。对河阳来说,这标志着颇为吊诡的身份转变:从历经现代化并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村庄,向“传统村落”的身份回归,以将其作为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的一个具体化身予以保护,并发展成一个文化旅游景点。2011年,河阳村乡土建筑被正式列入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借此机会,缙云县政府成立了缙云县河阳古民居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阳管委会”),负责管理河阳的保护与发展。2012年12月,河阳成为列入全国首批“传统村落”名录的646个村庄之一。同月,河阳村委会与河阳管委会签署协议,村集体将河阳村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权利与责任承包给河阳管委会及其下属的旅游开发公司。2013年5月,河阳乡土建筑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河阳登上了中国文物保护梯级的最高级。就这样,这个在毛泽东时代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昔日“地主村”,在改革年代的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一段“自谋生路”的不平衡发展后,村庄的古民居和祠堂被中国国家重新宣布为“国宝”和中国乡村文明的载体。正如河阳管委会名称中的“保护”和“开发”所体现的,不只是要把河阳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保护”,还要对它进行“开发”,把它纳入“绿富美”的缙云——“中国梦”的缙云版——建成一个旅游景点。这标志着在后改革时期中国国家从战略上对乡村的重新调整,及其联结传统与现代、缩小城乡鸿沟的雄心壮志。中国国家会成功吗?中国国家重新调整乡村战略将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什么影响,又会对中国卷入其中的危机重重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带来什么影响?在改革开放前,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在中国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许多农村劳动力成了半无产阶级。在后2008的全球秩序中,中国农村将发挥怎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中国有着丰富的农耕文明遗产,“工农联盟”依然是宪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基础,中国农村能否重新建设成为美好生活的场所,甚至重新成为想象后资本主义另类方案在生态和文化层面的灵感来源?抑或相反,作为对霍布斯鲍姆(Hobsbawm)“农民之死”的观点的中国回响(红霞飞,2017),中国的农民阶级将注定面临资本主义圈地式的命运而在21世纪消亡?朱小辉自杀于2010年,河阳村成为省级古村落保护对象以及缙云县建立河阳管委会的前一年。从这个角度,他的绝望也可以说是他生长的河阳村在自己命运转折前夜的绝望。我们无法知道,朱小辉的在天之灵会不会看到自己在河阳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可能,但是,通过把与朱小辉同辈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带到河阳,将他们的研究与朱小辉生活过的村庄联系起来,在探究朱小辉网络自杀新闻所引发的问题以及2010年以来的变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洞见甚或改造三观的体验?


四、传播研究在河阳落地:项目设计


本研究项目以“从全球到村庄”为范式,并受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Burawoy,2000)以不同力量、联结和想象为核心范畴的“全球民族志”方法论的启发,把城乡关系视角纳入分析之中,以丰富笔者所一直致力于发展的跨文化政治经济研究框架对传播与全球化的观照。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框架融合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与后殖民政治和文化转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它首先在前文提及的《全球传播》(Chakravartty & Zhao,2008)一书中提出,又在对中国的具体研究中得到发展(Zhao,2011;赵月枝,2019)。这一框架秉持广义的、完整的传播与文化观,不仅包括新旧媒体以及政治参与、意义生产、身份认同形成等相关议题,还涉及地方知识体系、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与经济生产、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形成等过程融为一体的物质文化形式。总之,这一框架强调经济与文化、物质与表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Chakravartty & Zhao,2008,p.10)。此外,它还秉承这样一种理念:“全球化不仅是多层面和极不平等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还通过新的既包容又排斥的方式被经历和经受着。”(Chakravartty & Zhao,2008,p.4)正如笔者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进一步阐述的那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当代发展,这一研究取向聚焦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为己任,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一方面,它强调源于西方的强势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所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划时代影响,对任何传统主义和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它尤为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碰撞与摩擦中的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和所形成的多样现代性,包括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主体等问题(赵月枝,2019,p.253)。

如果《全球传播》一书主要处理“全球”与种族、性别和民族差异之间的关系,那么本项目则力图以城乡关系为首要分析维度对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拓展,并基于在河阳的实地调研对政治经济分析和文本分析予以补充。我们希望这不仅能够根据蓬达库(1993)的提议,在乡村研究中将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结合起来,而且引入发展传播中更为积极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从而不但彻底改造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而且创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模式。一方面,河阳是项目中每一位青年学者学术旅程的“最后一公里”——不论他们的理论工具是什么,也不论他们具体的研究题目是什么,已经确定了研究题目的学者、甚至已完成研究计划的学者都被要求将研究“落地”到河阳——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联结、扩展甚至重新构思他们的研究,包括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河阳的复杂性与河阳居民生活现实的多层次性,也为重新衡量和审视全球体系及体系性的问题提供了有利视角。

除了介绍河阳的大量文献、融入乡村生活的两周(2015年6月26日至7月13日)、一系列由地方行政部门做的背景情况介绍以及与村干部的深入座谈之外,本项目的主要资料收集方法是焦点小组访谈,这一方法能够在一段集中的时间内发现当地居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总结两个试验性焦点小组访谈的经验基础上,项目组通过目标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邀请了94位村民(58名男性和36名女性)参与焦点小组讨论。项目组成员根据研究题目的相关性组成四个专题小组,每组各有一个调研专题,分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媒体与再现政治;媒体中介的城乡关系: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四到五位参与者被随机组成一组,然后四个专题小组轮流对这些村民小组进行访谈,直到每个专题小组完成对所有村民小组的访谈。另外,那些未被抽中但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的村民,可以在7月4日至7月7日期间自愿加入在村里的朱大宗祠进行的任何一个焦点小组的讨论。为了对乡村事务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还单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焦点访谈小组,小组成员由15位有河阳生活背景,但已不住在河阳却由于家庭原因经常返村的县、镇干部及教育工作者组成。项目组成员总计共进行了33次焦点小组访谈(四个专题小组各8次,另加一次项目全体成员参加的特别焦点小组),每次焦点小组访谈时长介于2-3小时之间。除项目组集体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外,每位研究者也通过对乡村生活的参与式观察、使用滚雪球法对选定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以补充研究发现。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有三位年轻学者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多次回到河阳调研,并最终“扎根”河阳做博士论文研究。

在这个集体性的协作型研究项目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研究专题,同时,各自的研究题目相互关联,出现问题项目组集体讨论,并在研究过程中共享资料,互相激荡想法。在实地调研之前、之中和之后,通过集体讨论,掌握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论框架和“全球民族志”方法论的要旨,讨论焦点访谈预调研的结果,打磨焦点访谈的设计、执行和所获得的资料,这些对研究的进展和论文的写作都极其重要。作为项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笔者也很清楚自己在这个被定位为试验性(pilot)的项目中的角色,尤其是项目的教学目标——通过这个项目让每个人意识到城乡关系视角的重要性,真切地鼓励项目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做自我反思,将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与这个研究项目联系起来,进而将项目研究与促进河阳这个古村落的复兴和更公平正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不但项目组的到来和在公共场所展开的焦点组访谈成了影响村庄传播生态和一些村民的主体认知的事件,而且这个项目的第一项成果就是成员集体协作写成的递交给当地有送部门的关于改善河阳传播生态的研究报告——从一开始,项目组就在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与村庄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五、在河阳,研究传播,发现自己


在经历两年多的理论探讨、田野调查、集体研讨、论文写作与专家评审过程之后,2017年10月31日,《国际传播学刊》以专题的形式发表了“从全球到村庄”的项目部分成员的研究成果,包括本导论和七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文章理论视野开阔,方法多样,涵盖了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广泛且丰富的讨论。从乡村媒介环境的历史梳理到生态文明的乡土阐释;从“美好生活”的乡土想象到广场舞的“乡村版本”;从作为农耕文明载体的传统民居,到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当代农民,再到将上述元素编织为一体的“乡愁”话语,各篇论文将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田野调研研究方法有机糅合在一起,展现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代农民的所思所想,较好地展示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学术视野和“全球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以河阳为代表,乡村也作为重新审视、解读与想象世界体系和全球性议题的切入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可能。

延续上文关于乡村在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面危机的讨论,并通过对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的创造性化用,“乡愁”概念在理解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整合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矛盾中被赋予丰富而复杂的内涵。通过政策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及田野调研的综合方法,项目中的研究者整合政治经济分析、文化研究和田野研究三种方法,讨论了后2008年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和中国发展道路转型语境下,“乡愁”这一话语是如何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表述,如何被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呈现,如何被缙云县地方党委政府转化为具体的发展策略,并最终在河阳村庄层面以一种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方式被使用的(Qian,2017)。

中国数字革命语境下的信息通信技术及其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农民在从有线广播到数字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使用传播技术,河阳村民的意见表达,是项目组的另一个重要关注议题。研究者中,生长于加拿大的拜伦·霍克(Byron Hauck)最初仅是对中国乡村的手机使用情况感兴趣。但是,进入河阳这个具体的村庄后,他体认到了社会组织而非技术,以及地方知识、社区凝聚力和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诉求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从“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模式的历史性演化角度理解传播技术与农民的关系。他总结道,地球村因传播技术而紧密联系,但河阳村民却因共同体的解体而感知到了“社会距离”,他们呼唤“群众路线”的真正回归,渴望能实质参与政治过程(Hauck,2017)。

河阳不仅是探寻“乡愁”话语和“群众路线”变迁的载体,也是分析“什么构成美好生活”和“什么构成世界主义视角”的切入点。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框架出发,这需要我们对城市中产阶级霸权式地将乡村构建为诗意田园进行批判,揭示在中国与资本主义融合的不平等历史过程中,存在于河阳历史上的美好生活神话中的阶级维度。这还需要我们倾心聆听那些被压抑和边缘化的河阳居民的声音,分析他们心中的不同美好生活概念共存和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将这些概念放置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转型之中,我们可以揭示过去和现在的农村隐藏的权力斗争,体认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村内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去集体化的发展如何强化了河阳居民作为小产权所有者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意识(Zhang,2017)。然而,在河阳,一种基于“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共同体美好生活愿景依然存在,而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视角,是一种“处于相似被压迫境况中的人们所共通的、超越其自身地域限制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想象”(Zhang 2017,p.4476)。

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和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关系,还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由于中国农耕文明传统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幽幽先声,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让传播研究落地中国存在,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在有关生态、环境与传播的研究中,聚焦乡村文明及其所包含的生产生活的生态智慧和河阳这样的古村落所蕴含的传统生态观。与基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西方主流生态文化思想和将自然视为与人类分离的风景地和资源地的自然观相反,河阳古居民设计理念包含天人合一的“直觉框架”,而村民不区分人化环境与非人化环境的思维方式,则体现了一种与西方认知框架不同的传统知识体系(Chen,2017)。通过研究河阳村民与其生活环境关系的实践和情感维度,我们可以发现,河阳传统建筑及文化体现出一种与自然之间保持互惠、和谐和非资源开发的关系的本土生态意识,而这也正是河阳具有“文化”价值的理由以及因此作为文化遗产得到国家保护的原因。实际上,河阳村民对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关系的理解绝非独一无二,这是本文前面讨论的原住民批判理论中“落地的规范性”或“扎根的规范性”在中国农耕文明中的体现。

将全球传播研究落地村庄,离不开对村庄设计和村民世界观中的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更需要我们将目光转向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村庄中更为休闲和世俗的日常生活领域。通过观摩村中妇女的广场舞活动,甚至参与她们的活动,赵晴——一位生长在温哥华的年轻华人学者,把自己对中国都市广场舞的研究,延伸到了河阳,从而不仅深化了自己对广场舞所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化实践的认识,而且揭示了河阳这个网络时代的“新地球村”中的日常生活政治。在她的研究报告中,赵晴批判性地结合当代空间、权力、场所营造和性别关系理论来理解广场舞这种以中年妇女为主体并在一段时间在都市中产阶级眼中颇有争议的日常文化实践,对河阳“日常生活地理学”以及河阳妇女在广场舞实践中新奇的甚或带有创造性的场所营造、社区建设和地缘政治跨越方式,进行了生动、丰富且广泛的情景化分析(Chao,2017)。赵晴的分析不仅挑战了当前全球化概念中深刻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对非城市地区的排斥,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和地缘政治提供了灵感。

与此同时,在香港长大的澳大利亚籍华裔青年学者江咏宇(Venessa Kong,2017)把中国大陆内部的城乡关系问题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相关联,并将其从个体身份认同维度扩展到政治主体和政治能动性维度。她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分析的是《人民日报》关于2014年秋天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作为这一项目在河阳的后续“落地”研究,她对河阳居民关于该事件的信息来源与解读,以及他们对香港在中国的地位的看法进行了调研。在此过程中,她还对自己作为一名跨国研究者参与到河阳居民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思考和理解过程中的能动角色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不仅深化了对焦点小组的参与者同时作为河阳村民和中国公民的认识,而且进入了一个在与村民的互动中促进自己的跨文化主体性形成的过程之中。她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赋权的、行动导向的传播实践,而这也正是笔者在成立河阳乡村研究院及启动本项目时所预期的。

最后,出生于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法裔加拿大籍青年学者约瑟夫·尼科莱(Joseph Nicolai)对亚欧大陆的乡村文化遗产进行了跨文化政治经济分析。这不但丰富了“从全球到村庄”项目的地缘覆盖面成果,而且赋予项目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视角以更深刻的、超越中西方二元对立的内涵——他的研究首先提醒我们,在西方,农民问题和内部的中心-边缘问题依然存在。尼科莱通过发挥“社会学想象”,在自己法国故乡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与河阳的相应制度之间建立了一种跨文化勾连关系。他首先强调,正是由于法国对该岛的内部殖民主义历史,科西嘉岛这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地中海岛屿长期处于结构性贫困之中,使其愈发“原始”并因此对法国来说具有文化价值,最终成为一个边缘性的乡村及“西方”世界中被殖民的“他者”。他还使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对河阳进行了分析。尼科莱的文章驳斥了任何“西方/非西方”的简单二分法,挑战了在文化遗产的确立与传播过程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去政治化主导框架。通过“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以及科西嘉与河阳的类比,尼科莱对世界遗产保护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进行了纵横两个面向的批判,指出这项制度是如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一直辐射到中国重新嵌入全球文化遗产产业的文化政治中,以及其中杂糅着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政治(Nicolai,2017)。河阳这样的中国乡村成为文化遗产胜地的过程,也毫不例外地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六、结论:向前看——传播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朱小辉不是“典型”的河阳人,河阳也不是“典型”的中国村庄。更何况,中国在世界历史和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通过突显城乡关系视角,并将传播研究“落地”进而“扎根”在河阳——一个业已融入全球并日益全球化的中国村庄,“从全球到村庄”项目希望借助近年的传播研究去西方化的趋势,从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层面重新调整传播研究的坐标系。最重要的是,也许这个跨文化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借鉴意义——甚至在那些对“农民之死”不存在争议的国家和地区。

就中国而言,鉴于其庞大的农村人口、复杂的乡村遗产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地位,实现城乡平衡发展的既定发展目标,不仅会在中国内部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也将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影响。在此语境下,中国的传播与文化领域以及关于中国的传播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就成了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转型政治的重要领域。

尽管有关中国乡村未来的讨论是多层面的,有时甚至并不清晰,但在总体上,想推动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并支持城市资本接管中国农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与主张通过集体化或合作化振兴农村经济以实现乡村振兴的倡导者,在讨论中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在一些专家和农口干部希望通过土地确权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时,5主张走新型集体化道路的一些力量,也通过各种渠道,冲破各种阻力发声。与正徘徊于城乡之间如朱小辉一样的农村青年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命运最为相关的是,新出现的走新型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道路的村庄,无不设法吸引外出打工和从事小买卖的村民返乡,参与各种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活动,共同创造令人向往的农村生活。当然,“贫穷大抵相似,美丽乡村各有特色”(田杰雄、杨亦静,2019),中国乡村以多样性为特征,乡村振兴的具体道路也必然是多样化的。从宏观层面看,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倘若中国农民能以各种形式重新组织起来,这对中国农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对形成中的中国城市新工人阶级的前景有什么影响?这些都与中国二亿八千万农民工的命运,以及新形势下“工农联盟”的实现形式密不可分。

就在本项目的年轻参与者的学术论文在《国际传播学刊》发表的同时,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把“乡村振兴”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2018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201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署名文章中不仅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而且指出,“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他还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总之,大方向已经明确。从贵州的塘约村到四川的战旗村再到浙江缙云的陇东村,全国和地方层面的乡村振兴成功案例层出不穷,而河阳也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比如,2018年开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扶持下,这个让朱小辉感到绝望的古村落中,一批青年大学生返乡创业者,已经入住一个“十八间”院子,开始创业。在河阳所在的浙西南丽水市层面,以战争年代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为动力,加快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提供丽水实践样板的努力方兴未艾;在国家层面,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在行进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和发展道路转型中也必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回到传播学科,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既然传播学与农村发展研究的“主导范式”与20世纪冷战的全球论争密不可分,那么,在21世纪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传播研究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虽然上述问题与本文引言中提出的更加广泛的问题,都超出了这个探索性的“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乡土中国”项目所能包含的范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本项目开启的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学术实践,已经以自己的涓涓细流,融入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洪流。

针对本文开篇的“社会学想象力”问题,这个项目给予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从全球历史的高度来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乡村问题,在从“全球到村庄”和“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把握国家与乡村、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变迁;第二,挑战根深蒂固的线性历史观,深刻认识今天的中国乡村作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生态文明建设前沿的意义和乡村故事之于“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第三,超越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偏颇,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整体性的框架来分析乡村传播生态和村民对乡村历史的记忆及他们对生活意义的多重理解;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在落地甚至扎根乡村的研究过程中,在与村民的互动和转型过程中,深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认识和反思,进而促进村民和学者新的主体性的形成。总之,正如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在其2017年的“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暑期班主旨中所言,从全球到村庄的传播研究实践,意义不止于认识乡村和改造乡村,还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止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还在于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从而实现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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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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