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1-08-29 13:10:27

进入专题: 传播研究   城乡关系   乡土中国   全球资本主义  

赵月枝  

  

   摘要:当学术界聚焦于中国在"地球村"中的"崛起"时,从全球视野关注现实中的中国村庄不仅是全面理解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且是克服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偏颇的必然要求。乡村在传播、现代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中有重要的位置,城乡关系更是理解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以及传播与文化在这一历史轨迹中重要作用的关键。以个人经历作为学术想象力的起点,一项"从全球到村庄"跨文化传播研究和教学实践"落地"浙江省缙云县千年古村落河阳,为全球权力转移时代创新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和动态的"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新视角。 

   关键词:传播学; 乡村; 城乡关系; 全球资本主义; 河阳

  

   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尝言,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进而在研究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中展示这种“社会学想象力”(Mills,1959,p.187)。1作为米尔斯这一著名观点的一个例证,本文所讨论的研究与教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笔者的一个个人困扰。事实上,这个困扰引发了笔者的一次学术方向转移,导致笔者于2014年底在故乡浙江省建立了一个扎根乡村的研究和教育民办非赢利机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2015年夏,一项从传播与文化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农业、农民及乡村的跨国实验性项目成了启动这一机构的奠基性研究。该项目邀请了一批中外年轻学者,要求他们在研究中结合理论知识,将各自的学术兴趣落地于河阳这个中国村庄,以此拓展和深化他们在传播、文化及全球化等研究领域的探索。“从全球到村庄”项目是一个集体学术旅程,它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传播实践和一个跨文化全球公民教学活动。当学术界聚焦于“中国崛起”及其投射到“地球村”(McLuhan,1962)中的力量及影响时,转而将注意力投向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现实中的村庄,有利于深化笔者所一直致力于分析的“传播、危机和全球权力转移”这一全球性重大时代主题的认识(Zhao,2014)。

   笔者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河阳村岩山下自然村,它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个约460人的小村庄。与岩山下村隔溪相望的是约有3210人的河阳村。1975-1979年间,笔者在河阳读中学。几乎与中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这一进程所包含的迅速城市化和更深入的全球融合过程同步,笔者于 1980 年到北京上大学,后于 1986 年赴加拿大攻读研究生学位。

   这些年中,笔者也多次回到故乡,并在文章中讨论过中国城乡间传播权力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文章主要采用现有政治经济学框架,其讨论偏重于宏观历史过程而非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体验。然而,2010年初的一天,温哥华一份中文报纸头版上的一则新闻,把一个活生生的乡村现实带到了笔者的眼前:24岁的河阳村青年朱小辉与24岁的云南青年刘黎通过互联网相约自杀。刘黎特意从云南赶到缙云,二人在河阳所在新建镇上的宾馆里结束了生命。根据国内某中文网站搜索到的一篇报道(李笛,2010),这二位青年是通过一个网络聊天群相识的,而此聊天群中的所有人都具有自杀倾向。

   无论是作为一位同乡抑或一名“全球传播”领域的学者,这个故事都令笔者十分困扰。在许多传播与发展的文献中,现代传播通信手段的近用(access)仍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乡村的互联网近用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朱小辉的故事迫使我们超越近用问题。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没有将高等教育作为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走出农村的单程车票,而是最终回到农村,并且通过网络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青年网民相约自杀。没有找到理想城市白领工作又在公务员考试中失利的朱小辉,不愿意成为一名劳工,更不用说当一名农民了(李笛,2010)。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heim)(1964)指出,自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这个自杀事件也驱使笔者重新思考学术。这里有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朱小辉的命运是不是中国通过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遭遇瓶颈的又一例证?在中国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调整其以出口为导向、信息技术驱动的且依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路径的背景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中国乡村能否拥有未来?其次,回到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如何解释乡村议题在研究中系统性地缺席的现象?第三,基于超越近用问题对现代通信技术的讨论(Zhao,2007a),并参考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在中国改革之初曾提出过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问题“自行车之后,是什么?”(Smythe,1994),我们应当如何在总是系统地把劳资关系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首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将城乡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来重新认识城乡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并弥合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讨论过的城乡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

   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任何单一研究项目的范围。然而提出这些问题,成了“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乡土中国”实验性项目的出发点。本文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乡村在传播、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从城乡关系视角切入深化讨论,勾勒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以及此轨迹中传播和文化的作用;第三部分聚焦河阳村,分析其发展成为一个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村庄的历史。随后的两个部分介绍这个集体项目研究的论题和方法,进而讨论本项目后续进展和“乡村振兴”语境下文化与传播的关键地位。

  

   一、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与传播研究

  

   虽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只是在隐喻层面挪用了村庄这个词,并没有关注真正的农村,但是,传播和文化研究领域一开始并不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就如同“村庄”长期以来就是人类学的焦点,农民社会的未来也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关注点。对“二战”后新生的美国传播学而言,大众传媒和农村发展是其主要的国际领域研究议题。正如佐尔格和帕德韦(Sorge and Padwe)通过引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指出:“在冷战地缘政治的语境下,‘第三世界’的农民问题被视为全球纷争的关键要素。”(Sorge and Padwe,2015,p.238)正是有了这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勒纳(Daniel Lerner,1958)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64)等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开始关注“第三世界”的农民,并就传播技术在促进“第三世界”农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建议。隐藏在这一“主导范式”背后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力图在后殖民世界的其他地区避免产生已在中国发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革命。

   印度裔学者蓬达库通过印度的案例指出,这一主导范式假定发展中国家的“静态的和受传统束缚的”农村等待着经由最新传播技术的应用而被唤醒(Pendakur,1993,82)。因此,该范式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世界:天真无知的‘土著’(natives)着迷于又一个西方人业已拥有的器具”(Pendakur,1993,83)。这一范式隐含着线性的现代化逻辑,即乡村和城市之间、内陆地区和沿海都市中心区之间,以及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以北美和西欧的消费社会为模板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的只是时间上的差距。但是,蓬达库没有指出的是,对这一范式“展开强有力的左翼批判”(p.83)的激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基本上也没能处理农村问题和更大的城乡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蓬达库自己向其导师、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思迈斯(Dallas Smythe)致敬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研究: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恰恰证明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这一盲点。与此相互印证的是,虽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在1973年就出版了《乡村与城市》,但是威廉斯对城乡分化的深切关注在包括文化研究者在内的批判传播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什么回响。

   事实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批判在倒掉美国主导传播研究范式这盆洗澡水时,似乎把对乡村社会的关注这一婴孩也一并给倒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马克思颇有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他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进步意义的评价,给有关亚洲农村的批判学术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知名论断,也被长期用来反衬(西方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Sorge & Padwe,2015,p.236)。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论是主导范式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他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赞同加拿大原住民学者格伦·库塔(Glen Coulthard)所说的“规范性的发展主义”(p.9)。也就是说,他们都如出一辙地内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不可避免这一目的论历史观。其次,由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把可用的历史化约为殖民的历史”(Mamdani,2007,p.95;Zhao,2014),这就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设为历史的“起点“,并把都市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普遍主体,留给关乎农民的批判研究议程的余地很小,最多只是作为一个“残留的”类别出现。毕竟,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自传性的著作中也认为:“20世纪后半期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化,也是把我们与过去世界永远区分开的变化,就是农民的消亡。”(1996,p.289)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传播研究议程的变化。由于世界各地被商业化的现代传播业都对有利可图的城市受众更感兴趣,也由于美国不再把传播与(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当作学术资助重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学术思潮的推波助澜下,传播研究转而聚焦于媒体全球化、数字化和政治民主化诸进程的研究。在“全球对本土”(global vs local)这一强势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本土”往往意味着“本国“(national),而后者又被等同于城市。结果就是传播研究领域的一分为二状态:一方面,传播与发展这一主导范式的残留要素或其新的变体,被少数学者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或西方贫民窟穷人的接入和连接问题;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用“(新)媒体与民主范式”来研究(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网民。

在当前的全球传播学术研究中,这种城乡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城市偏向根深蒂固。这也就不难理解,从《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Curran & Park,2000)《国际化的媒体研究》(Thussu,2009)《重整全球传播》(Curtin & Shah,2010),到近期的《图绘金砖国家媒体》(Nordenstreng & Thussu,2015)等一系列倡导新研究议程的论文集(笔者本人也是后三部文集的论文作者之一),没有一章分析传播与城乡关系。事实上,在这几本书后面的索引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农村或农民的条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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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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