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5-07-05 2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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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 (进入专栏)  

  


   本文讨论农业发展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1.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2.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与这两个方面有关的基本文献可能多数人耳熟能详,但在处理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一直有两种倾向,或者拘泥于现成结论,或者比较主观随意地引用和诠释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近来又平添了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农户承包土地自主经营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孰优孰劣的争论。这些讨论基本上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的论说系统,正像两位西方学者所总结的:“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家就所观察到的诸结构进程展开的讨论,仍在影响着对当代农业结构变化的解释”。[1]因此,在接触当前的有关讨论以前,有必要追本溯源,对马克思以来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理论做一点梳理工作。

  

   一、关于农民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消亡问题

  

   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业和工业一样由资本家经营;2现代各国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与自主经营,只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3资本主义大农业以农民的无产者化为代价,自耕农民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里论述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演变。所谓“农业资本主义”,完整的表述应当是“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由资本家经营。”[2]马克思认为:一部农业现代发展史,可以看作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旧的土地所有权和落后的经营方法的历史,其间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有经营方法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应用亦即生产力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以资本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基础,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即农民的无产者化为代价:

   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3]

   由实业家、农业资本家垄断性大规模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将使农民——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当然,资本主义对农业的统治并非一蹴而就。从封建制度的瓦解到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自耕农的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这里,占据突出位置的仍然是土地所有权:

   自耕农的这种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的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种土地所有权灭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4]

   马克思认为:小农即自耕农的生产方式以其对土地的占有为重要条件,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只能有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直接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剥夺,现代各国的小农制度的灭亡最终是不可避免的。造成其灭亡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村家庭工业因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大地主霸占公有地;种植园大农业的竞争排挤;农业技术的进步;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小农资金短缺,小地块难以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等等。也就是说,现代各国的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或自耕农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是进步的,但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制度之列,因而终将被消灭,整个农业也就变成资本家役使农业工人、为利润而经营的农业。

   应当指出,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多有论述。他们所描绘的图景,是农民小生产者被工农业大生产吞没。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论和李嘉图的分配论中都是没有自耕农地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主张大农业大地产制反对农民家庭“小农业”的长长的队列里,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身影。主张家庭农业自主发展的人则常常被列入“民粹派”,认为是反对历史进步甚至是主张倒退。

   马克思的“农业资本主义”是从他当时所能看到的关于英国农村的材料总结出来的。16-18世纪的英国农业常常被视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走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羊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5]

   然而,农业发展的历史真实究竟如何?现在看来,过去人们对英国圈地运动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过高了。16世纪的英格兰只有2%的土地被圈占,而且大量的是农民圈地。到19世纪全部被圈占土地也只占到总面积的50%。19世纪中叶英国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不过占农场总数的一半稍多,其中还有相当一批使用极少量雇佣劳动力的农场。[6]1688年的英国有25%-33%的土地为自由的自耕农(owner-occupyingfreeholders)所拥有[7],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由中小农民所经营的。[8]最近,文礼朋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大量资料说明:近代英国土地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主要是封建时代的遗留,而非国会圈地的后果。在20世纪前的西欧,雇佣农场往往就等同于大农场,而农户的经营往往就等同于小块土地耕作。从19世纪末期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雇佣农场衰落了,家庭农场重新夺回了他们一度失去的优势。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使得农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大为下降,而首先被排挤的劳动力往往是雇佣劳动力。其他许多家庭农场制度占优势的国家,农业也都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比大农场占优势的国家更为优异的经济绩效。[9]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者绝对数量和比重都已经很小,农业经营规模也已经扩大,但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农场。就经营规模来看,1970年小于20公顷的农场跟50公顷以上的农场的百分比差在西欧各国分别是:丹麦62.1:6.2;英国52.4:23.3;爱尔兰68.2:7.5;荷兰81.5:1.5;比利时84.9:2.0;西德83.7:1.8;法国65.5:8.5;意大利94.6:1.7;西班牙(1972)86.9:4.8(%)。其中,英、荷、比、德四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都在10%以下。[10]在现代资本和技术密集条件下,20公顷土地完全可以由农场主和他的家庭成员自主经营。农村无产者不仅在绝对数字上下降了,而且在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也下降了。1966-67年度,欧共体六国农业中非家庭的雇佣劳动者只占全部农业劳动人口的14%,而且里面还包括一些部分时间雇工(part-timelabor)。[11]1999年西欧各国农业家庭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荷兰是75%,英国69%,法国85%,德国77%,西班牙和比利时则分别高达87%和91%,欧盟15国平均为88%。[12]正是基于这些数字和事实,荷兰农业问题专家、对近现代中国农村变革也有很深研究的L.道欧教授才敢说:“在2000年,家庭农场仍然是描述农业部门主导形式的一个恰当词汇。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中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在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结合,家庭和经济目标的重叠,以及家庭农场还要以遗产形式传承给下一代。……不仅在荷兰,而且在西欧、北欧乃至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家庭农场都是农业的主导形式。”[13]

想要说明历来人多地少、二战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农业迄今仍然以家庭自耕农为主体,其实不需要多费口舌。[14]这里举韩国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这种自耕农的家庭农业的变化。1967年到80年代末,韩国农户总数从高峰期的258.7万下降为176.7万,户均人口也从5.8人下降到3.8人,农户总人口从1443万下降到666万,但并没有出现多少依靠雇佣劳动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企业化大农场、大农户。根据一项对京畿道三个村子(其中一个靠近工业区)前后相隔20年的追踪调查,从1971年到1991年,三个村户口总数略有增加(因为有非农户迁入),务农户比重从93%下降到63%,单位农户人口平均从6.7减到4.8,务农劳动力支出反而从2.3增加到2.9。45%农户地产有所增加,21%户减少,其余维持不变。农户平均拥有农地面积为1.66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1971年有地4町步以上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1%,到1991年不再有;3-4町步农户从10.7%降为3.5%;3町步以下农户在1971年占78%,1991年达96%。与此同时,农户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5倍,从146万韩圆增加到942万韩圆。生活标准按三档划分,低水准户从46%降为31%,中等户从46%上升到63%,高等户则从8%下降到6%。调查显示:青年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如父辈的,1971年占22%,1991年降为8%,认为好过父辈的则从54%增加到78%。调查还显示,1991年比1971年农业雇工和传统的互助换工都因为农村劳动力短缺而大幅减少,70年代由政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也基本失败;农户拥有机械数则大幅度增加:1971年三个村只有两户农民各拥有一台农用机械(播种机),1991年,57%农户自有了播种机,55%农户用上了联合收割机。[15]调查得出的这些数字应当可以说明,在土改几十年和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以后,韩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家庭农场”没有消失,农民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普遍的贫困化;由于农民户均占有农地面积没有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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