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现代化研究的“创新”与“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2 次 更新时间:2007-02-06 0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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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 (进入专栏)  

  

  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创新基地”的成立,是继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等得到教育部直接支持的相关研究实体设立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其意义或许过些年才能看得更清楚。当下大家所关心的,可能主要还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深化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如何“创新”。我想就此谈两点粗浅的想法,不妥之处恳请批评。

  

  一、现代化研究的学科特点与新的形势

  

  二战以后的现代化研究及其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是由社会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现代化研究历来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或者说是一个多学科共同涉足的领域。历史学的研究跟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有所不同,跟许多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关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对策性研究更不一样,历史学研究现代化,侧重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侧重对既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传统的中国学术强调文史不分家。文学和史学都是人文、“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之学。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跟史学本身一样隶属于人文学科,有其基本的价值体系、道德伦理标准,以及用科学标准来看可能是非经验的形而上的人文关怀、在求“真”之上对“善”和“美”的追求。这样一个特点或许也正是它的长处,可以弥补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相关研究的不足。

  历史学历来有自己的“家法”,例如坚持“孤证不取”。现代化研究当然不能例外,需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的知识冒险精神和高度自省的态度,而不能“无知无畏”,或者靠堆砌一些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术语来冒充学术研究。人们经常讲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功的史学都是“小心求证”、实事求是的。当然,实事求是未必就是科学。像《汉书》所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宋人所谓“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官场现形记》里所说“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这些离科学恐怕都还远了点。进一步说,科学并不是判断学术和知识的最高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爱因斯坦就一再强调“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首先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1](p125) 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最强调知识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的程序在原则上与自然科学的程序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两者的情况下,结论都是由诉之普遍真理而达到的;……”[2](p40) 但似乎没有人要求大家都回到孔德或者维特根斯坦去,也没有人说过历史学只能讲一般讲普遍性而不能讲个别讲特殊性。再进一步说,科学也并非就是生硬的、冷冰冰的、一锤子砸下去就永远正确永不可变的规律、定理之类。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非完全不可通约,对此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讲得很清楚。

  虽然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并没有离开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但是,它更强调中国史学“因史明道”的传统,符合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耻为无用之学”的精神。现代化研究要不断地开拓新领域,也需要有人做一些理论和学术史的探讨,这些都需要有对史料爬罗剔抉的工夫,甚至需要尽可能地做一些田野工作、调查访问收集整理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的工作。然而,比之注重材料挖掘与考据等朴学传统的史学研究,现代化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地吸收和使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也更多解释性和现实性色彩。这就使得它的兴起和发展跟现代科学发展、跟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紧密相联。

  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重新兴起,跟国家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现代化战略有密切关系。更广阔的背景是席卷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兴工业化浪潮,东亚四小龙和东盟各国的相继崛起。一个时期里,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众多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现代化研究领域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在史学界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开阔了史学的视野;系统地总结既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理论上所注重的,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探讨,强调生产力进步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清理国内外既有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潮。在扬弃两种单线发展观的基础上,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被批评者称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当时承受了不少压力,今天已经比较广泛地被接受。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新世纪之交以来的东亚和整个世界比之此前已经大大改变了。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1997年突然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等。这些对中国、对东亚和世界其他各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有巨大的影响。金融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也不止于地区性局部性的问题。“9.11”及其后续事件更凸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揭开了历来被视为展示给人类光明前景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另一阴暗面。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盛行多年的“发展主义”,华盛顿共识下的结构调整,以及实证主义、工具理性、普遍主义等等源自西方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无论国际国内,要求公平、公正、和谐、人文、人性、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自主与多样性、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新形势下,我们的现代化研究若仍然集中在对生产力、经济增长、工业化等“硬指标”的讨论,显然不够了。一般地探讨现代社会发展的原理和总结既有发展与现代化的经验事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变化面前,在社会学等学科具体而微的相关研究面前,也会显得苍白,失去曾经有过的前沿地位,甚至逐渐被“边缘化”。

  当年老一辈史学家提出研究现代化问题,其要旨如果用最少的文字表示,不外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但能够达到这八个字的起码要求,当初也并非易事。今天我们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可以进一步开拓研究的领域,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是把“现代化”一词视为时尚,或者仅仅把它当成某种“宏大叙事”的标签使用。历史学家对现代化研究的深入,甚至历史学对现代化的研究本身的魅力,将主要表现在她以对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内容丰富的历史进程的深入具体研究,来证明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论证过的那种“微观历史学的合法性”。

  

  二、现代化研究应当有所超越

  

  史学界多年来有不同“范式”之说,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范式相当于一个学派,其内部还会有不同观点。真的要繁荣历史学就应当允许“众说纷纭”。例如仅仅从革命史视野,难以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同的工业化或城市化或乡村发展模式、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近代侨乡的变化等等。历史学当然不能、也不会只有“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研究”一家。因此尽管有人以坚持唯物史观的名义批评所谓“主张史学研究范式多元化的呼声甚嚣尘上”,尽管范式之说只是有人从科学史著作中借用来概括历史研究中不同取向的,这样的概括也并不完全合辙合榫,我还是认为史学“范式”多样化是史学摆脱“危机”走上繁荣的表现。其实,“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中的“一元”,讲的就是唯物史观。

  另一方面,我以为应当对此类区分有所超脱、有所超越。历史学中的“范式”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层甚至微观层面的概念。如杨念群所论,“现代化”解释模式采取的一般是“中层理论”的策略。这些“中层理论”未必就有完全取代“革命”模式的范式转换效果。“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也许根本不是什么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不同而已。[3](pp198-199) 我坚持认为现代化研究决无排他性,它并不排斥革命史。现代化已经有过多次世界性的大浪潮,也经历了多次全球性的危机,但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在一个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现代化研究离不开这一个个国家的“建国”或者“国家重建”问题,也就离不开对革命与革命战争的研究。实际上,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与建国的研究,一直都是我们的研究现代化的世界史工作者在做的事。在中国和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民族独立、国家重建和人民的解放,是自主的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研究现代化问题当然应当高度重视对革命的研究。这也是开拓现代化研究新领域的老一辈学者的希望。我以为,我们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继续深入研究现代化问题,应当有更恢弘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如果大家认为现代化是近现代世界史的一条基本主线,那么,一切对这段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采用什么理论框架,政治史的、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的、文化史、心态史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反之,如果无实事求是之意而多了哗众取宠之心,即使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从头到尾写满“现代化”或者“革命”或者什么“主义”,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以为研究现代化要多研究些经验性的“问题”而少谈些“主义”。这是借用胡适的话。例如当年的“新权威主义”,近些年炒得比较热的保守主义、保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就有不少是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就盲目跟着喊或者跟着批。正像贝克所说:“一切都‘后’了。”随之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概念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4](p1) 少谈不是不谈。但是不能避开问题而空谈概念。列宁曾经说过:“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5](p466)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6](p687) 如果马克思和斯密复活,恐怕他们都难以找到自己所主张的那个“主义”的纯粹形态。当代世界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将近80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仅在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中就有40多个。其实多数国家所实行的都是“混合经济制度”,既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不过比重不同而已。若是只看招牌,许多这类“社会主义”不比罗斯福强调“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主义高明,若是看内容,吉尼系数0.2-0.3跟0.6、0.7哪个更接近社会主义的原则?似乎也不需要争论。如果只顾增长不顾公平,社会主义也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会滑向劣质的“权贵主义”。[7] 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的、普遍富裕的社会,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今天都已经认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二者的道路选择和终极目标不同,但在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我们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比较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模式,其现实意义正是以史为鉴,使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持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态度,硬说资本主义只能做到“近代化”,社会主义才能“现代化”,这样的区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学理,对于现代化研究完全不可取。

  其实我们在研究中所要处理的,多数都是在不同背景下性质各不相同的问题,例如现代世界体系中各国在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的决策变化,基本上都不是什么“主义”之争,而是彼时彼地不同的国家或群体利益的博弈。用“主义”一言以蔽之,反而耽误了我们不断地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很多。例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推行什么样的现代化。最近有位我素来尊敬的学者兼社会工作者很严肃地提出“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它恐怕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个伪科学,其伪化的,是西方人放在你面前的海市蜃楼。”[8] 这些当然是现代化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再如弗兰克等人提出的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加州学派”的中英近现代历史比较,孟席斯对郑和航海与美洲发现的新发现,包括荷兰、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独立与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权力强弱(从分权到集权,还是从集权到分权)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德、意、日等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与早期西、葡、荷以及率先工业化、现代化的英、法等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异同,以及现代化与战争的关系,同一个地区两个大国同时崛起是否必然导致战争?上述种种,涉及到现代化研究所必须解决的比较历史研究的类型学标准与研究方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现代化带来的国际关系新变化、和平发展与战争的转换等重要问题。正是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涨的20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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