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9 次 更新时间:2015-07-05 21:42:49

进入专题: 现代化  

董正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史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多线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一、什么是“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缘起于美国学者德里克的专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德里克所谓“范式危机”,并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说“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使“革命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变,“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1]德里克所举例证虽多出于美国当今汉学界,但所论“问题”已经触及中国大陆学者。严格地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称“科际整合”的领域,因而有关的“问题”不都属于历史学。然而,由于“现代化”客观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史学界首当其冲也是很自然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改良”到革命,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民主与独裁之争,到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中国命运的历次大决战,一个半世纪以来激荡在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方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变革、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化,各种力量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而先前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中心或“主题”的编史学却忽略甚至否定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现代化研究虽然与“革命范式”有剪不断的联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分所展现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如“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以及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类型学,等等。它的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2],因而被有的批评者恰如其分地称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3]此外,“现代化”研究者也不缺乏对现实进程的关怀,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再发出“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其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思考,确已产生“振聋发聩,使人警觉”之效。[4]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吸收20世纪人类知识发展的新成果,例如世界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系统的发展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它坚持以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为标准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强调大工业生产力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革命性变化。它的论述重点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线性”和造成现代化多模式、多路径的多因素互动作用,其中,多线发展与多因素互动相辅相成。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对唯物史观的概述中既有原则性,又富于开放性,符合恩格斯晚年所表述的思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迄今仍不是史学思想的主流,但它对整个思想理论界进一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确实起了推动作用。[6]

   吴英先生在“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一文中,批评“一元多线发展观”“止步于抽象的生产力概念,没有进一步阐明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忽略了人作为终极动因的作用”,所以“(现代化)新论”不“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决定的多元折中论”;“仍然停留在事实陈述或经验归纳的层次,尚未能进入因果关系链条的深层次分析,因而不能归为因果必然性规律,更不能说是普遍规律”。[7]批评者称“新的历史发展观由此提出了覆盖整个历史时空的‘三阶段’演进论,而且每一阶段的内涵都极为空泛,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出现形态的多样性而被证伪”。[8]但只要看一下《现代化新论》第77-78页的两个图表,任何读者都能一目了然:所谓“三阶段”所指并非社会形态,而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的大体归纳,每个阶段内不同的社会(文化、文明)形态、发展道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都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相反,对于某些历史单线论者抽象地谈“人的生产能力”,试图以空泛的“三阶段”或称“三大社会形态”说代替已经漏洞百出的五种生产方式论,《现代化新论》恰恰持鲜明的批评态度。[9]此外,批评者称罗荣渠先生把现代化定义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无异于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都是由‘现代化即工业化’的错误界定引起的”;批评“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这种错觉十分有害。”[10]这些恐怕都是批评者自己的误解和错觉。[11]实则《现代化新论》反复强调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而不仅仅是工业化;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之“恶”的本性也是一贯持批判态度的。有心的读者可以看《现代化新论》第148页关于民主、民权、法治秩序、社会结构变化、普及现代教育等层面现代化进程的论述和149页“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示意图”,以及关于“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和“革命化”诸进程和形式的反复论述。所谓“外源或外诱”,是说“后发国家”原来的历史进程被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所打断。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观念形态都来自现代西方,而不是“后发国家”历史上自然发生的。这些思想和制度,例如进化、理性、社会契约观念、工业主义、科学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等,本身更难于以“善”、“恶”判断之。进化论是科学,从西方传入的社会进化和进步观念取代传统的循环史观自然是大势所趋。但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蕴含着听任社会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代化的全球推进对强国和资本家是福音,对弱国和社会下层人民则带来“现代灾难”。连李鸿章都知道:面临挟坚船利炮且“阴怀吞噬之计”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不能不求“变”求“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建立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对“边缘”地区和国家哪有我们天真的批评者所说的什么“善良愿望”,而且还能“充满”?与此同时,批评者还很轻松地宣布:马克思早已“从因果关系上揭示出发展多样性的历史必然性”,“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就必然决定了人们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方式出现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发展道路的出现”,“西欧面对西欧的环境,印度面对印度的环境,都必然做出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12]——思想史、学术史上复杂的“多线”问题,竟然用几行字、三言两语就解决了,真的是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容易!批评者反复提出的“终极动因”、“因果必然性”和由此带来的“普遍规律”、“历史必然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大有疑义的。因果联系有多种形式,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可以异果,同果也可能异因,因而要做具体分析。如西欧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国国家的起源等众多历史课题,至今仍无定说,就是由于情况复杂,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如果历史真的是单因素一个决定一个的因果关系链,工业革命将必然地起因于中亚的气候。不相信吗?请看推导:[13]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缘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缘自突厥人移民,突厥人移民则缘自中亚的干燥。因而,寻求历史原因的根本在于研究水文地理学。

   但是,这不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而是伯特兰·罗素自造的“高级幽默”!历史常常在跳跃和曲折中前进。历史事变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的总结果。巴勒克拉夫论到:“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遇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正如巴特费尔德所指出的,处于这样的时代,通常关于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理论‘已不足于解释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以及各种事件的下一次转折。’”[14]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认识,也是治史者提供给后学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认真汲取。至于像上述三个“必然”式的武断,若把它们称为马克思主义,恐怕马克思在天之灵也会摇头叹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5]。

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诸现代化理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更多地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特定历史范畴,从而明确地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并由此而初步形成了一个仅限于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上有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旨趣、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共同体”。这大体符合库恩提出“范式”一说时对它的界定。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与现代发展理论,不失为一种既有创新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史学理论框架。在学界普遍感受到“史学危机”的情形下,现代化研究在史学殿堂的某些角落擦出了几片亮光,并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20年来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专著已经有上百部问世,以“现代化”为关键词的史学论文数量更几倍于此。论著的范围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会、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研究,对晚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对世界史上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等问题的研究,等等。[16]跟20世纪60年代前后“革命范式”居统治地位时的革命史学相比,现代化研究20年来的成就并不逊色。其中,罗荣渠先生的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以理论建设为主旨,但也不乏实证的研究,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史学界,并且必将以其开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载入当代学术和思想史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董正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14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