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要素交易、契约匹配及其组织化——“绿能模式”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8:17

进入专题: 小农经营   契约治理   分工经济   现代农业   第三条道路  

罗必良  

   【内容提要】 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传统的理论主张,往往将小农视为被动接受现代生产要素的自然经济体,忽视了小农参与分工交易的可能性。本文构建一个“交易-契约-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绿能模式”的案例解理,揭示生产组织与契约治理的内在机制、交易组织与分工深化的运作逻辑。“绿能模式”提供的创新性思路是,一方面通过连片种植谋求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外包服务谋求服务规模经营,从而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中。文章认为,与美日模式不同,中国应该谋求一条以分工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外包服务、市场竞争交易”为主线的组织内核,有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 小农经营 契约治理 分工经济 现代农业 第三条道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中国有2.3亿承包经营农户,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小农大量且长期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发挥农业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并使之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组织资源与积极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正确处理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小农改造及其存续的问题,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一派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认为小农经济最终会被资本主义所改造。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小农生产方式“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集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①所以家庭农场或被消解或被资本主义农场替代,农民最终会沦落为工具化的雇佣劳动者。另一派则以恰亚诺夫为代表,强调小农经济能以其“农民生产方式”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②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其从事生产的目标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小农所要维系的只是简单再生产,寻求的是在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成员需求满足之间的均衡,这种特殊的运行逻辑与存在方式,能够对外在力量做出有效的应对。③

   显然,上述两类理论主张或者趋势性猜想意味着,小农要么被消灭,要么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方式延续,从而表达了小农命运的两个极端。如何将小农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之中,并未受到传统经典理论的重视。真正将传统农业视为一个经济概念而进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是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所做的重要工作④。他认为,既然由二元结构理论所界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代表了两种不同生产率的农业,⑤由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就在于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这些现代生产要素,既包括扩展经济机会的技术变革,如新的耕作技术、更好的种子种苗、更有效的动力源和更便宜的植物养料,也包括农业研发投资以及对使用新要素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然而问题是,传统农业如何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内生性处理。舒尔茨强调,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因而农户不会内生出投资需求,资本投入缺乏导致传统农业停滞和落后,当且仅当通过外力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打破原有均衡时,传统农业才能得以改造。舒尔茨一方面强调小农的经济理性及“穷而有效率”,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外力”引进现代生产要素。这无疑是一个悖论。由于“外力”是强制加入的,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这显然破坏了“马歇尔均衡”。另外,将农户视为一个被动的自然经济体,则忽视了小农参与分工交易的可能性,尤其忽视了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迂回投资效果。

   小农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并非是没有约束条件的。例如,某些不可分的要素(如农业机械)往往需要与一定的土地规模或种植规模相匹配,也与农户技术采纳的可获性、甄别能力以及风险偏好有关,而对市场价格的反应则与农户盈利机会的发现能力紧密关联。因此,对小农户来说,直接投资或要素投入面临着多重的门槛约束,从而,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要素投入问题。其中,农业的生产特性与农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要素交易、契约匹配及其组织化问题尤为重要。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交易-契约-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公司”)的案例解理,揭示生产组织与契约治理的内在机制、交易组织与分工深化的运作逻辑。“绿能模式”的实践表明,一方面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农户能够以自我激励的内生机制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通过交易组织方式的重构,农户能够以迂回投资的外生机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小农家庭经营作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与制度遗产,既不会被资本的进入所消灭,也不会仅仅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更不是被动地接受现代生产要素,而通过恰当的交易方式、契约安排与组织化构造,能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广泛且积极的支持力量。对此,“绿能模式”及其实践探索,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二、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理论线索与分析框架

   (一)交易、交易费用与不可交易性

   中国农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家庭经营体制,形成了农业经营的小规模与分散化格局,导致了严重的规模不经济。因此,改造小农的一个重要策略是扩大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显然,农地流转交易市场所生成的租金价格,能够引导土地的集中与适度规模经营。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市场价格能够有效表达有价值资源的稀缺程度,所以价格机制及其信号传递,能够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内在激励并由此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真实世界的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全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易费用,可能导致价格机制运作的扭曲与低效率。同样,在一个人地关系紧张的农耕国度,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单纯的要素流动市场,而是一个具有身份性、人格化、情感型的关系市场。农地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市场所隐含的交易成本:第一,农地及其经营的立地特性,决定了地理上的不可移动性,使得农地流转及相对集中面临技术约束;第二,在“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农地流转只能是依附于农户土地承包权前提下的经营权流转,其规模的形成依赖于多个小农户的经营权退出,面临着租赁成本、缔约及其监督执行等交易成本的限制。一方面,转出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地理垄断”与“产权身份垄断”以及由此强化的禀赋效应,⑥导致交易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平等,容易产生事前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流转双方在土地租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事中和事后交易成本。

   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关于市场性质及其机理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纯市场交易”情境展开的⑦。其基本假定是:第一,所有物品均可进入市场且可交易;第二,所有参与交易的产权主体是平等且非歧视性的;第三,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具有良好的可分性。显然,这一理论逻辑未能顾及人格化财产的人与物的不可分性问题。不可分意味着难以交易。农地对于农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格化财产,并由赋权的身份化(集体成员权)、确权的法律化(承包经营合同)、持有的长久化(长久承包权)而不断增强土地的人格化财产特征。应该说,无论是对交易主体来说,还是对交易客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统一的完全可交易市场。因此,推进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必须顾及农地流转市场的特殊性。

   (二)契约、不完全契约与不可完全契约

   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无论契约如何安排,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没有影响的。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契约安排来减少交易费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契约安排及其选择在市场交易中应运而生。交易成本是契约选择的根源,但同时也是契约不完全的根源。严重的问题是,不完全契约所隐含的交易费用,可能会约束或扭曲市场交易甚至导致交易萎缩与停滞。

   一个完全的契约是指能够准确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以及每种状况下缔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的契约。⑧所谓不完全契约,是指契约无法在事前毫无遗漏地规定当事人在未来所有可能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或者不存在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能够无成本地保证契约得以执行。⑨所以格罗斯曼(Sanford J. Grossman)和哈特(Oliver D. Hart)认为,契约不完全是因为:第一,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缔约不可能预见一切;第二,由于外在环境复杂且不确定,契约条款不可能无所不包;第三,由于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缔约当事人或契约的仲裁者不可能证实一切。⑩正因为不可预见性、不可缔约性、不可证实性,现实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

   契约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可能完全的。除了上述原因,由于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和风险规避态度,以及契约制订成本和履约成本的约束,当事人不可能把所有预见的情况及其处理办法写入契约条款,而宁愿将契约条款表达为一般的、原则的、有弹性的,甚至是模糊的,以留待将来相机行事;由于任何自然语言本身的不完全、不精确性,导致了契约语言的模糊性。11因此,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契约不完全成为常态,交易效率存在损失也是常态。12

   问题是,无论是完全契约理论还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来都没有打算在“一项契约”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解决不完全契约问题,要么就是“不解决”(将缔约简单化,或者干脆“口头化”),要么就是试图找到一个更为完全的契约予以替代(理性权衡)。由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一项不完全契约面临高昂交易成本时,它是否依然有被执行或实施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替代)?对此,契约匹配策略应该得到重视。具体地,假定契约A为一项不完全契约,且存在效率损失,那么,在不改变契约A的前提下,引入契约X进行匹配,则可实现总体契约安排的效率改善。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匹配新的契约,使原有不完全契约成为可执行的并降低交易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以契约治理契约”的核心思想。13

   (三)交易、契约与组织化:分析框架及关键问题

   农业生产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14由此,家庭经营所包含的自然分工以及所内生的灵活决策机制、行为响应的自觉性以及激励相容的自我执行机制,使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具有了天然合理性与得天独厚的组织优势。但是,因为规模不经济以及对接市场的困难,使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诸多约束。为此,笔者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将农地产权的不可交易性、农业契约的不完全性等问题包括进来,并从分工的维度阐明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生成逻辑。

   1. 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农户经营或家庭农场视为一个“企业”。假定农户是异质的,进一步可以将农户经营能力细分为生产能力与交易能力两个维度,前者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企业的内部一体化,表达为土地要素的聚合),后者倾向于参与社会化分工或生产性服务外包(企业的外部市场化,表达为中间性服务产品的交易)。那么,在开放条件下农户(企业)的演化逻辑是:

第一,在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背景下,农地规模经营必然依赖于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对于农户而言,只有那些具有生产能力比较优势的农户,才可能走向农地的规模经营,以寻求经营能力与土地规模的匹配;相反,那些具有非农经营能力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农地,甚至退出农地的家庭经营。显然,农户经营能力的差异及其分化,是农地流转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与农地租约的匹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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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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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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