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被甸 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4 次 更新时间:2008-11-17 15: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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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甸   董正华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代化, 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象一面镜子, 清晰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

  

   一?

   中国的新史学在19至20世纪之交产生。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衰败、民族危机和种种复兴努力所作的初步探讨,可以看作现代化研究的起始阶段。

   最早以进化史观系统地观察研究中国发展与变革的, 应推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 1898年变法甫败,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他把鸦片战争以后60年的历史分为“四界”即变法图强依次深入的四个阶段,认为魏源倡师夷长技,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变法之事,于是筚辂开山矣”;此后又历经挫折,甲午战败,新政废止,然而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已经大开了。从1901年起,梁启超高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新史学和近代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923年,梁启超又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他提出,在第二期,康、梁、章、严都是新思想界勇士,“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作为一个时期的精神领袖,能够这样不惮于否定昨日之我,正是他以进化史观审时度势的结果。尤其可贵的, 是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他认为: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诚然并无进化,但国民的自觉政治意识即民族建国精神和民主精神日益鲜明、扩大,而旧势力不过是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除此以外,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和《新民说》诸篇中,或剖析中国衰弱落后的历史原因,或提出在相率而来的西方威胁面前“博考各国自主之道”、造就新思想新精神的迫切需要。他明了“‘西方化’(西方器物有他的来历)与‘东方化’(自家遗传的教化)大有冲突之点”(《惟识述义》)。但他还是要求“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可以看出,这些思想都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自由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他的“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 势必趋而集于亚东”的预言, 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中领先群伦的真知灼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6页。) 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概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确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思想遗产。?

   “新史学”所张扬的以进化、进步、学习西方等等为标识的现代意识,在世纪之初滥觞,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武器。而史书编撰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真正开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30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 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所以,早在本世纪初年, 中国知识界即已在关注东亚的同时, 将目光投向亚洲另一端, 这可以梁启超写《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为证。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统览全书, 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 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 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第337页。) 柳氏提出的“现代化”概念, 可能受土耳其文献的影响。例如, 土耳其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在1917年就已提出“现代化”,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现代化与欧化完全是两回事,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决不能等同起来。”( Ziya Gakalp: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Selected Essays, London, 1959, p.180.) 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这反映了在“中体西用”论之后, 主张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所达到的一般认识程度。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曾经进行过反复的论辩。三十年代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讨论,还将此前的有关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由此而被推广。参与历次讨论的学者当中,不乏历史学家。许多史学专著论及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从史学领域出发参加了讨论,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例如,吕思勉在193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提出:秦汉以来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这已经不止于进化史观对循环史观的冲击与反叛,而是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已大体取得共识。史学家虽然思想方法、政治倾向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和延续则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如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1933)、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1937)、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1938)和有关的论文中、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1940)中对中国现代化最初阶段——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分析,都已超过了梁启超“烟消云散殆为昨梦”或者“无一成效可睹”的评价。对此,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和姜铎的同名文章 (分别刊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1997年第2期 ) 均有详细的评论,本文不再赘述。?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一开始就以学西方为标识,实则长期以东邻日本为样板。为了介绍和学习日本,黄遵宪曾用十年功夫写《日本国志》(1887); 康有为则以《日本变政记》(1898)进呈光绪皇帝; 仅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便有数十部日本近代史著作 (包括译著)问世 (详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与此同时,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倍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这方面可以胡适为代表。1929年, 胡适发表英文短论《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主张“一心一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 第368页.) 此后,他又写了《中国与日本的西化运动》等文,后来还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总结,写成《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提交美国历史学会1939年的会议。文中指出了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差别:日本式的现代化是在统治阶级集权控制下的。它的优势是有秩序、精打细算、连续性、稳定和有效率。中国则由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复存在和社会结构完全民主化,其现代化是缓慢的、断断续续的、不经济的,常常是由极少数人发动,慢慢地有人追随,直到足够多的人相信新思想和新举措确有道理,才会产生更大的变革。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重大的不利之处。国家和皇朝对人民的控制、穷兵赎武等“不少具有原始性的东西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 C. F. Ware ed. The Culture Approach to History, New York, 1940, pp. 243-251.) 胡适在这里道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二?

   随着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标志的时期。革命史学也随之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方面把如何推动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矛盾和变革的探索和研究, 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

三十年代前后, 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量涌现, 这些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 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追求与探索的继续, 看作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例如,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如《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 和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 ) , 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 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 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李达指出, 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然而,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造成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 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造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因此,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结论是: “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390,392-94,495页) 关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起点,李达认为: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慢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正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一班封建官僚, 率先挣扎起来, 讲求自强之策, 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 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 他们“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同上第643页) 对于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开端的洋务运动, 吕振羽也认为,它还只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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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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