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鹏:试论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2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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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鹏 (进入专栏)  

   在人们面对政治发展问题时,常常要发生政治发展目标与动力之间的矛盾。人们在提出政治发展的目标时,所根据的是自己的价值偏好,而价值偏好却可以不受现实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因此往往造成在实现政治发展目标时,显示出缺乏社会动力的状况。这就为政治发展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认真弄清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政治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要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仅仅承认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进一步了解经济生活的变动是如何推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的。而要弄清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容易了解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如何和通过什么途径表现出来的,它是如何对政治变动提出要求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由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所产生的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危机。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它既是人们最关注的,也是政府所无法回避的,因此,改变经济破坏的状况就成为一个“硬”问题,是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在人们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时,首先想到的则是经济变革,即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只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政治体制的障碍时,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因此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来说,不能不具有间接性,从而容易被认为是一个“软”问题。人们还会看到,在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愈直接,则迫切性愈大,“软”性愈小,而离经济体制改革愈远、愈间接,则迫切性愈小,“软”性愈大。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首先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硬”性程度,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遭受的阻碍和破坏的程度。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还取决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方面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密切程度。再次,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的不满意程度。而人们对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的这种感受也只是在经济生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生活,而且是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不同程度地和从不同方面逐渐地被提出。例如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就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改革,从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国企问题一般被看成改革中的一个负担,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但正是这个问题成为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这一转变便完成不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人们在改革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懒惰。只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它就会用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来教训我们,使人们不敢怠慢它。这里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机制。这种机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国企改革问题,从经济方面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如产权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等等。在社会方面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在政治与行政方面,涉及政企关系、党政关系、政治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国家机构与编制的改革等等。总之,国企问题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只有国企问题真正解决了,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才能最后完成。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也还会不断地出现各种新的经济问题,它们不解决也同样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造成经济的破坏,从而不可避免地推动着人们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里同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一切、操纵着一切。而且这只手比市场中的手更强而有力。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在人们的意志之外,还有一个领域是人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或者叫做非人为的领域。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客观趋势的领域。这个进程、这种趋势便体现在其所不断地提出的问题中。这些问题首先是从经济领域中提出,由经济而牵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动,从而最后牵动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而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变动。而政治变动又反转过来为经济变动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政治变动也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所以我们在考察政治体制改革时,首先要弄清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关系,这样才能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发展的目的和动力,以免陷入主观主义。

   了解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何处,便应进一步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来分析政治发展动力与目标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中首先就涉及到一个破与立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理解有些偏颇。即所谓“不破不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具有真理性,而不应将其普遍化。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治控制体系。实现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程序等等,这些都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正常运行,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以及各种力量与国家之间在国家的主导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平衡被打破,就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政治危机。因为社会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局部的自然系统,特别是机械系统,我们可以在使其停止运行或相对停止运行的情况下来重新调整各部件的相互关系。在化学和生物实验中,我们也可以停止某项实验而从头开始。但是社会运动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无法中止它而重新开始,哪怕在一个小的局部也不可能。因此必须在保持运行状态的情况下来进行调整或变革。在进行调整或变革时,就必须考虑到原有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首先是国家与被国家控制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第二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第三是作为控制主体的国家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特别是执政党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第四,与各种力量平衡密切联系的人们心理的平衡;第五,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会产生、增强、减弱哪些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对原有的平衡有何影响;第六,某些力量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对各种力量关系又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对全局、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方面若不经过细密的考虑、计算和预测,就达不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找不到改革的动力,甚至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90年代初的前苏联东欧巨变即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对于这个变动,我们可以不去作价值的评价,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家的事。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和当时的改革者的初衷完全背离的,而且改革者本人也从舞台上摔了下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曾经采用全能主义控制方式的国家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意味着要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即所谓“让利、放权、松绑”、“发展民主”、“建立市民社会”等等。在放松控制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上面所指出的各个方面的平衡问题,也即是如何使失衡范围、程度、时间(进度)处于可控状态,而其方法一般地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我们所要摸的“石头”都是什么?这一点人们并非都十分清楚,对于政治改革来说,这些“石头”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所提出的各种客观要求。从这方面说来,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带有某种滞后性。从战略上或从根本关系上说,它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当然,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建设具有某种超前性,即应跨越一个时期,而不能天天变),若超前了就会出现失去动力(根本动力,即来自人民、来自社会自身的动力,而不是指精英的动力)的状态。此外,超前还会造成人们在心理上的不适应和承受力的降低,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超前了还有一种大的弊病,即当各级政府为促进发展而放松控制时,权力和利益可能被中间力量所截留,甚至被各种体制外力量和非规范力量所劫持,造成一些大的暴发户和黑社会的繁殖等等。这是因为由于政治改革超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政府在放松控制时所预计的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合法的接受者并没有成长起来或没有成长到可以接受这些权力和利益的程度。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也包括要摸清这些社会力量成长的状况和程度。如此说来,政治改革中要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就是要摸清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脉搏,看经济发展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多少动力和可能性。一般地说,政治改革的程度、幅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动力和可能性的具体情况,而且取决于这种经济动力转化为政治动力的状况。我们平时在形容人们的惰性时有一句话,叫做“推一推,动一动”,这句话正好可以适用于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动一动”,是指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自觉行为。它是要求政府在感觉到“推”的时候,即感觉到确有政治改革所需要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已经相当明显、相当强烈地提出变革的要求时,才能主动地去做,即实施各种改革的措施。这当然不否定为了更好地“动”而事先进行的制造舆论、创造环境、铺平道路等等工作。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关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把政治变动设计为一种以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为转移的过程,似乎是否定了政治的能动性和反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政治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并不表现在政治对经济的超前上。因为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只有政治变革与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时,其作用才是正面的。而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的作用,政治才有活力,才能产生欣欣向荣的局面。反之则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当然,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找到这种客观要求所蕴含着的动力;如何把经济生活中的动力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并掌握这种转化的契机和进程;如何根据政治方面所获得的变革的实际动力的状况来设计适当的政治改革方案;如何在方案的实施中不断地改进与调整,等等,都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作为一个好的政治领导集体,应当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慎重不等于保守。也就是说,在政治发展已经获得重大动力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地、积极地进行相应的变革,那么也会受到事实的惩罚,或者说受到客观过程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惩罚。这种惩罚就是经济要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政治发生某种程度的动乱。就其结果来说,和政治对经济的超前所造成的恶果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也可以从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中找到例证。他们后来的“大撒把”式的冒进,正是源于在这之前的保守,完全否定了苏共20大以后的改革,从而丧失了改革的时机。所以,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又必须在政治上一旦获得较充分动力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地进行应有的变革,才能使政治很好地与经济的客观要求协调起来,使两者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政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除了要摸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脉搏之外,还要摸人们心理方面的脉搏。即弄清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承受力。和经济相比,这虽是第二位的,但却是十分重要且往往是被忽视的。群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变动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正负两个方面的)也会对人们的政治心理产生影响。正面的影响可以增加群众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负面的影响则会降低这种承受力。

一个社会的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变革的目的是要找回这个积极性,而政治变革则是帮助经济来实现和巩固这个找回来的积极性。人的积极性又是来自何处呢?作为人们积极性基础的是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心理因素也是人们积极性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甚至是利益能否真正起作用的关键。一个人是否具有利益的意识或者说利益意识是否觉醒,以及如何认识利益问题,对于人们的积极性都是影响极大的。而这一切都系于人们的心理。可以说,没有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人们就无法认识利益,更谈不上积极地去争取和实现利益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心理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在某种心理的支配下起劲地去做违反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心理问题和利益问题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心理问题和人们的积极性问题却联系得更为直接。人们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否持积极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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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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