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深度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87 次 更新时间:2024-03-20 00:44

进入专题: 二十大   人民群众   共同价值观念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是对“两个结合”思想的丰富和深化,在人类认识史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从价值看,这一表述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置于独特地位;从认识看,这一表述历史性地赋予人民群众以文化主体性;从实践看,这一表述强调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内在于人们生活实践的特点;从方法看,这一表述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视域,拓展了研究方法。这四个方面四位一体,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才能为人民群众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行动基础;只有科学研究什么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才能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提供事实、方法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报告;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共同价值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一论断是对“两个结合”思想的丰富和深化,在人类认识史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但相关研究尚远远不够。特别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是在党的正式文献中首次提出,能够极大推动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并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导航,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从价值、认识、实践和方法的角度就这一命题进行一些深度理解。

一、价值:思想观念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题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在当下思想观念体系中存在着三种形态,即理论形态、思想形态和生活形态,并各有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有着周密的论证和完整的体系,并以相应的著作加以表达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普遍性。先进性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方向,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理论。科学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并经过严密论证产生的思想理论。普遍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观点具有普遍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以相应的文字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表述出来,并代代传承的思想形态。它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见解,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只是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周密论证。它具有民族性、观念性和传承性。民族性是指它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形态。观念性是指这种文化以相应的观念表现出来,并由具有思想自觉的专门的人进行加工提炼。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观念都出自专门的文字记载,成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传承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成为中华民族的“魂”和文化的根。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支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行为,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行为的准则。但是,人民群众对此处于“日用而不觉”的状态。这种共同价值观念以日常生活形态,而非理论和思想形态呈现出来。“日用而不觉”来源于《易·系辞传上》,指人们每天都在用它而不自觉。孔颖达疏:“言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日用而不觉”的主体是百姓。百姓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某一道理,只是缺乏自我意识,没有认识其道理何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人民群众每天都在使用和运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具有大众性、生活性、习惯性的特点。大众性是指共同价值观念的主体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少数精英而言。生活性是指共同价值观念寓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道在日用中”。百姓天天在使用,但并不知道“为什么”的道理,它没有以观念形态表达出来,甚至少有文字记载。人民群众很难自我认识“何以为道”。习惯性是指人们尽管并不知道“日用”的道理,但天天使用已形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不由自主的行为习惯。

以上三种观念形态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思想观念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普遍性,在思想观念体系中居于指导地位。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沃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才能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和习惯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才能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在以上三种观念形态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较多,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了解较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提了出来,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在当下思想观念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发现其特殊价值。

二、认识:赋予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一表述在人类认识史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赋予了广大人民群众以文化主体性。

存在与意识是人类认识的基本问题。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之所以长期未得到重视,与其特点相关。一是这种观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上,人民群众只是物质生产者,是为物质生活而操劳的芸芸众生。与少数精英不同,占绝大多数地位的人民群众要服从和服务于精英。在拥有专门知识的人看来,“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劳心者为上,劳力者为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而造成作为“劳力者”的普通百姓长期处在“下位”的历史根源,便是由于知识匮乏而致使其丧失了反思性思考的能力。二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处于“日用而不觉”状态。尽管有共同价值观念,知道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知道这样好那样不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无法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以理论形式、以文字载体加以表达出来,不是文化的主体而只是文化的客体。由文化主体所表达的“劳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于人”被确认为“天下之通义”,无须证明并加以理论表达。人民群众作为共同价值观念拥有者的文化主体地位因“不觉”而缺失。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一表述强调人民群众尽管缺乏专门知识,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某种道理,并不是愚不可及,也不是只是跟着感觉走的感性动物,只是他们缺乏对道理的深刻理解。这是对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的确认,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在长期历史上,“日用而不觉”这一表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发现其价值。重要原因在于日用而不觉的主体是百姓。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劳心者主要服务于上层统治者而不是下层百姓,主要是对上层统治思想的表达。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在西方,知识生产作为一种群体行为产生于近代。在这之前,基于信仰的神学垄断着知识领域。在中世纪后期,基于知识的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神学分离出来。此时的哲学发现了人,以地下的人而不是天上的神为本位,但这里的人是“人类”,即抽象的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意识,能够思考。当时的哲学主要是以人的意识为研究对象的抽象的思辨哲学,强调人的纯粹理性和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国家只是“伦理观念的现实”。而思辨哲学只是少数拥有知识和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才具备的。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和创造生活的具体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哲学家的传统形象是,存在的主人和统治者从外部目睹和评判生活,凌驾于大众之上,凌驾于琐碎事务所占据的时刻之上,通过态度和差距而与众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入思想界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往知识界的思考方向和传统哲学家的形象,实现了三大超越。一是对神的超越。马克思强调,“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二是对抽象的人的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三是对思辨哲学的超越。“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三大超越”孕育了“两大发现”。首先是发现了物质生产的第一位性和基础性。恩格斯对此作了精辟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其次是发现了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随着对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的确立,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理所当然被发现,并成为社会的主体。若没有物质财富的生产作为有力支撑,人类就难以生存,也就没有人类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正因为如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在以往的抽象的思辨哲学看来,人们的吃喝住穿等生活只是每日每时、反反复复进行的日常活动,非常简单,不必思考。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吃喝住穿虽然简单,但要生产出用于吃喝住穿的生活资料却不简单。这在于为了生产物质财富,人们必须结成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和活动方式。马克思写《资本论》,从人们每天都要接触的商品开始,就是要阐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获得都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商品经济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因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人的“物化”,由此将人类思考方向和知识生产从“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王国拉回到人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所谓“大道在日用中”。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就是剩余价值。资本作为能够增殖的财富,之所以能够增殖,在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他们生产物质财富,但不得不受到资本的剥削。马克思揭示了其中的秘密,《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强调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解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由过往的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是人类和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先进思想,并迅速传播到全世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农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认为农民阶级是落后的生产力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在中国,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并受到多重剥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力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正是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新中国成立了,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前人没有提供经验,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出现了一定曲折,暴露出将社会主义抽象化的倾向,影响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生活”,并通过改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起源便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长期处于物质生活贫困状态的广大农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让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现代化的中国性日益突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重大论断。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提法在人类认识史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地位。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民群众因为从事物质生产,缺乏知识,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也难以通过话语表达自己。他们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盲目的,是“乌合之众”。马克思在评价法国小农时说过非常经典的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将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创造了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也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和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工人阶级不得不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生产自己,即为“物的依赖关系”所“物化”,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才得以从一个缺乏阶级自觉意识的自在阶级转变为具有阶级自觉意识的自为阶级,从而将众多工人联结为一个阶级整体。但在列宁看来,工人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面加以灌输。列宁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消解,卢卡奇写了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部研究工人阶级意识,并将工人阶级的解放寄托于知识分子创造的价值学说基础上。他们尽管批判传统的思辨哲学,重视现实的生活世界,但自己也陷入思辨之中,只是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他们虽然批判传统的思辨哲学高高在上,重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没有深入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寻求答案,仍然高居于普通大众之上。

毛泽东划时代地发现了“农民”,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但是他也认为,农民自身有落后思想,甚至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便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持续不断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改善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从物质生活的角度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现代化发展,与传统相关的“小农意识”被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落后观念,要求予以破除。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高度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但也需要将其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就意味着,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先进思想之外,还存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主体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尽管人民群众对于这种共同价值观念并不自觉,处于“日用而不觉”状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充分发挥其效力。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有着重要贡献。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不只是被他人所代表者,他们还是历史的主动创造者,其创造的重要来源便是长期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三、实践:内在于实践活动的观念样式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赋予人民群众以文化主体地位,是为了在实践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由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内在特性决定的。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与观念关系。“日用而不觉”中的“日用”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受一定的观念所支配,只是行动者不知其中的道理所在,由此涉及理论与行动的关系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一命题,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存在两种样态: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形态有非常周密详细的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充分的理论论证创造,并通过相应文字加以表达出来的。二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上,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并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只是人们日用而不觉。前者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后者内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没有前者,就没有以严密的理论形态支撑的先进思想;没有后者,人们长期以来的共同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化,转换为人民群众的内在的日常生活观念;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在实践中获得理论与行动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神学是脱离尘世的天国的学问。思辨哲学强调纯粹的思想意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要使人存在,人们必须从事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等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人的生活和人的意识。正因为如此,为满足人们吃喝住穿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当然,人是有意识的。人的行为是受一定意识支配的。而作为意识精粹的理论对于人的行为活动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因此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毕生的精力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严密的理论学说,但只有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产生实际成效。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他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生产物质财富,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也缺乏相应的条件去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生活也会受商品和资本逻辑的支配,被物的依赖关系所物化。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工人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由此有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通过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的制度。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依靠先进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组织群众而取得成功。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的是来自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外部,而不是生活内部。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要求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础性秩序。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运用,才能构建起新的基础性秩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断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取得了相应成效。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从人民群众生活外部进入的。这种进入没有能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化、抽象化,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庸俗化、空洞化。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论断,第一次强调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发现人民群众的行为依据。这种行为依据来自人民群众生活内部,尽管日用而不觉,但每年每日支配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只有将外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内部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化,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引导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性所决定的。尽管人民群众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价值观念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相融通。这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为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尽管因为劳动、教育、知识等原因,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缺乏了解,但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从事物质生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首要目标。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价值,反对剥夺,论证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难以正常进行时,将推翻统治者的行为视为正义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大国落地,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历史形成的人民群众对共同发展的期盼。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纯粹的理论形态,而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动具体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理论与行动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论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它要求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人民群众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政府决策行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任何违背群众意志的政府决策都难以持续。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我国农村发展中出现了过急过快的政策,并引起群众的抵制,毛泽东评价为“和平的反抗”。家庭承包是由农村基层和群众自发兴起的,后来党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开启了农村改革。

它要求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历史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人民群众对理论和政策的接受基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他们对不合理的政策的抵制和对体制的突破,不是基于其觉悟,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逻辑。“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论断正是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逻辑的概括。

它要求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交换意识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和生活。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和运用,转换为自觉意识,需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一表述对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人们实际生活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人民群众对共同价值观念尽管处于日用而不觉状态,但发生着实际效力,习惯成自然。人民群众不可能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主义要进入人们生活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特点,用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将其转换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如勤劳是中国人民群众长期历史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观念融通起来,更能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四、方法:开辟研究视域和拓展研究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命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它要求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作为重要研究视域,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中拓展研究方法。

在长期历史上,知识生产主要是观念形态的生产。最早产生的学问是哲学。正因为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深厚的积淀和基础。近代以来,最初的建制性学科主要是哲学。只是到了19世纪,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人为对象、以人生活其中的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随后,与之相配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转向,由思辨性转换为实证性。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作为社会主要部分的人民群众及其生活状态、价值观念并没有充分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社会科学与社会相脱节。这与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相关。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命题,确立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实践价值。但是,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究竟有哪些?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了相当基础,但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却了解不多。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就无法实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目标。

存在决定意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不是在人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共同价值观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演变的?哪些观念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融通,哪些不能融通,甚至相抵触?这些问题比什么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问题更难。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不仅开辟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也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从实际生活出发,并深入实际生活,在生活中发现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观念形态相比,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研究较为困难。其重要原因是它不像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文本作为依据,而是以生活形态表现出来。一般社会科学之所以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了解较少,在于没有现成的文本知识作为借鉴。这就需要社会科学从实际生活出发去发现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社会科学之所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就在于它要直接面对实在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人类认识史上实现历史性超越,发现物质生产和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地位,就在于确立了研究的出发点,这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巨著,出发点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每天每时都要接触的“商品”,从中发现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即交换意识及其人的物化。

从实际生活出发,要求进入实际生活,感受和体验实际生活,通过感性认识,了解和认识社会,其重要途径便是社会调查。马克思早年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主要依据是思想文本。24岁的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这份报纸关注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马克思由此接触到大量实际生活材料,并在实地田野调查和斗争经验中发现决定人们行为的是利益。对劳动人民物质利益的关心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他在《资本论》中引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843年,年轻的恩格斯在英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际调查,收集了大量实际材料,之后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重要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得以发现“农民”,得益于高度重视实际调查。他通过实地调查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了独到见解。要了解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只有到人民群众当中去,通过调查才能获得真知。笔者从事政治学,因为村民自治的推行而进入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从而对农民的实际状况有了较多了解,并提出将田野调查作为研究路径的田野政治学。

其次,从行为者自己的观念出发去理解行为者的价值观念,在“日用而不觉”中发现共同价值观念。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特点是“日用而不觉”,是生活形态的观念。人们每天都在使用,但不觉得道理何在,它隐藏在生活之中,是“普照的光”,只是人们没有“光”的意识。社会科学要研究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就要进入人民群众内在的思想认知逻辑中,从人民群众自己的价值观念中去理解,而不是替代他们思考。过往,人们关注实际生活,也关注人民群众,但更多的是从外面关注,重点在于改变。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要求我们更多地从人民群众内在观念去理解人民群众,理解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我国农村改革后的土地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我们在农村地方调查时发现恰恰相反的情况是“增人就增地,减人就减地”。如果从外部看,农民的行为违反了政策,但农民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有人就要有地,人不在了地就不要了。这就是农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意味着从外面教育农民不那么容易,这在于农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有首先从人民群众自身的价值观念去理解,才能客观认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并从中辨识能够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融通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要理解人民群众自己的共同价值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就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口述调查。一般调查是一种外部性调查,是将被调查者作为客体,注重的是现象和结果。口述调查强调被调查者的主体性和自我表达。通过这种调查不仅了解现象,更重要的是理解行为者的动机和意识,理解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再次,对行为者的理念进行分析和理论提炼,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进行理论概括。

在思想知识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可以通过系统学习和研究而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可以通过文字和文化传递而掌握。人们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了解很不够,其重要原因便是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提炼,从文本上加以表达。进入生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只是发现生活,发现生活的道理,但这种道理还需要加以解释其“为什么”,并进行论证。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了解和理解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要分析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从中发现内在的规律。只有通过分析,形成相应的理论形态,才能为更多人所理解,并作为一种知识得以传递。

马克思从实际生活出发,从人们每日每时都要接触到的商品出发,不仅仅是发现商品交换造成的人的价值观念的“物化”,更重要的是论证这种“物化”(异化)的生活是如何发生的,并以“资本论”的理论形态加以表达。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日常生活,并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进行了尖锐批判,但他们没有将批判的触角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其影响力也有限。笔者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进行追踪调查,发现“农民工”这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群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以“农民理性的扩张”为题加以理论表达。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以“祖赋人权”的观点加以表达。这种表达有助于认识农民和理解农民,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构建。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对于我们从实际生活出发,以人民群众内在的观念为依据,加强理论建构的自觉性,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有重要意义。笔者所在团队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传统小农基于生活条件形成内在责任机制,并以“韧性小农”加以表达。这种人民群众内在生活产生的“韧性”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融通。这就是“韧性”起源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在价值、认识、实践和方法方面四位一体,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这一表述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在思想观念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赋予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提供认识基础;它强调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才能为人民群众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行动基础;只有科学研究什么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才能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提供事实、方法和理论基础。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只有进入实践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获得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论断,有助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理论的先进性与实践的广泛性、从外面灌输与自我内化等一系列关系,开辟思想、理论、认识和方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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