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反思与超越

——中国法制史学“革命史观”之初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0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9:45:18

进入专题: 革命史观   法制史   传统法律文化   传统文化正能量  

范忠信 (进入专栏)  

   【摘要】过去一个甲子的中国法制史研究,除部分史实考据和文献研究著述外,主流话语是一种以革命的、西方的(含传统西方和革命苏俄)立场标准全面苛视和清算传统法律文化以重塑国民性的意识形态运动。这期间形成的学术成果大多充斥着“批判法制史”、“控诉法制史”的浓烈火药味,更多体现为“负能量法制史”。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制历史,实际上是她寻求建设更合理的公共秩序的历史、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亦即一个民族的法律文明的进化史。这一进化史,也必然是一个法律文化正能量的光大和传承史。我们要反省“革命史观”法制史学的误区或弊端,要为总结阐扬传统法律文化“正能量”的法制史学形成而超越时代。

   【关键词】革命史观|法制史|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文化正能量

   对中国历代法制的考察省思,古代就有士人写过文章,但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中国法制史,最早始于20世纪初,以书名直称“中国法制史”或“中国历代法制沿革”之类的著作教材诞生为标志。百余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与教学,多种不同史观先后主导,学说纷纭,著述累累。这些不同史观,代表着审视中国法制史或省察中国法律传统的不同视角或尺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人特别是学者们。在这些史观中,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传入中国并迅速兴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红色革命史观,对中国法制史学术影响极大。在民国时期,一些左派史学家已经开始用唯物史观审视评价中国古代政治法律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完全覆盖在这一史观之下,所有成果都打上了革命史观的烙印,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改变。此后,学者们虽然对“革命史观”下的法制史一系列论调或定论开始重省或订正,但仍常常摆脱不了过去的路径依赖。时至今日,中国法制史研究与教学还或多或少受这一史观的潜在影响:阶级矛盾、阶级压迫、阶级统治为一切法制背后动因的思维,仍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的惯性思维;受害者或劳苦大众控诉反动法制的底层立场仍常常是很多研究者不由自主的基本立场。这样的史观,就科学理性地认知历史、借鉴历史的文明进步需要而言,是需要进一步反省的。这一反省,不只是法律史学科的理论方法问题,更是如何理性认识中华传统法律智慧、建设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法制史不能只有“负能量”版本

   中华民族的法制历史,从黄帝时代算起,有近五千年。传说中最早的法律就是《黄帝李法》①。从那时到今天,中华民族的种族传承基本上没有中断,法制传承也基本上没有中断。在世界文明史上,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是极为少见的。五千年不中断的文明,肯定有一种格外顽强的纽带在连接,有一种格外顽强的力量在支撑。要不然,中华文明早已变成如两河流域古文明、印度河古文明、埃及古文明、玛雅文明、赫梯文明那样的消失文明的遗留物了。在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与教学三十年后,笔者时常情不自禁地思索或寻觅这样一种纽带和力量。

   这种特别的纽带或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密码。一个赓续五千年的民族,在其生物遗传基因密码之外,必定有一种文化遗传基因密码。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密码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没有自然科学般标准答案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人文科学课题,谁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探索对其发表看法。可以说,这种遗传基因密码,一定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在法律文化中。在赓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法律文化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民族法律传统(包括法律文化遗产特别是法律智慧)的整理阐释,认识潜藏于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传基因密码。

   因为特别想认识和阐明这个文化遗传基因密码,所以这些年笔者特别想独力写一本体现这一新旨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式教材。②这样一本新旨趣的《中国法制史》,应该是一本理性客观地总结阐释中国历代法制进化历程及利弊得失的法制史,而不应再是以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为基调的“批判法制史”或“控诉法制史”。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是一部“负能量法制史”,而且应该也是一部正视和阐发中国法律文化“正能量”的法制史。

   “正能量”这样一个在时事报道和新闻舆论方面的政治性追求,由于其常常故意回避“负面”、掩饰“阴暗”,也许在大众心目中留下了事与愿违的印象。不过,笔者借用“正能量”一词来状拟期待中的新法制史,当然不是只要正面不要负面、牵强附会美化历代法制的中国法制史。我们期待的新法制史,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真实的法制史,是最大限度盘点民族法律智慧资源,以便未来建设借鉴的法制史。

   这样一种新法制史,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立场或心态之上。这就必须看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制历史,实际上是它寻求建设更合理的公共秩序的历史,是它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这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法律文明的进化史。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甚至包括那些今天看起来十分反动腐朽的制度,在历史上可能是合理公共秩序探索的结晶,是民族自身解放路径探索的结晶。这样一种心态或立场,其实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客观评价奴隶制的历史价值:“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③今人看来最反动的奴隶制,恩格斯已经对它曾包含的公共秩序探索和自身解放探索的历史价值意义作了很好的阐释。

   其实,古代中国法制大多也可以作如是观。法律史学者倪正茂教授认为,“法律史乃是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解放人类乃是法律的根本功能。在此前提下,一切法律,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在调节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阶层矛盾、地方间矛盾、民族间矛盾等方面,在以法律手段帮助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方面,具体地发挥着组织管理、惩戒或激励的功能”。④所谓“人类自身解放”,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可能就体现为族群共同体中多数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基于这样一种文明进化认知,我们大概无法简单地说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少数人制造出来、压迫多数劳动大众的工具,甚至也不敢断定那些今天看来很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当时就一定违背劳苦大众利益因而被劳苦大众所反对。基于这样一种新的认知,对于中国法律文化遗产,我们当然不能只是痛心疾首地控诉和批判。

   在经历“五四”运动以来近一个世纪“清除负能量”的激烈反传统之后,痛定思痛,去重新认识中国法律传统及其智慧,全面辨析阐发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正能量”,这正是法律史学术的理性、科学和建设性要求。任何一个民族的法制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几乎没有正能量的历史。一个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传承的民族,其法制文明一定是有内在正能量的,不可能设想一个五千年延续的文明体系中没有一个正能量的传承体系。

   所谓历史文化的“正能量”,当然不一定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占主导地位的“主能量”或“显能量”。有些“正能量”、“显能量”只是民族智慧的灵光一闪或昙花一现,要成为一个时期政治法律的“主能量”还是需要很多历史条件的。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引为共识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外来“正能量”,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欧洲各国也不一定就构成了“主能量”。所以,即使是“次能量”、“副能量”、“隐(潜)能量”、“零星能量”,同样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并总结阐扬。

   能量就是资源。中国未来的法制进步,一定主要是建立在民族的、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之上的。在中外文化空前交流整合的大时代,即使是引自域外的资源,也只有经过本土消化吸收后才能真的成为襄助民族复兴的资源。正能量正是本土资源的要害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制史学就是对法制文明的传承历程和利弊得失进行系统考察,总结阐扬有利于共同体存续发展的正能量并有效避免负能量阻力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

二、近代早期法制史学术的“士绅立场”

   对法制文明传承及其利弊得失的研究,作为一种学问,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人在做了。某种意义上讲,自五千年前炎黄部落联盟形成时起,这一学问就产生了。夏商周时代人们对三皇五帝法制传承及利弊得失的研究,就是最早的法制史研究。此后,商人对夏人法制利弊的研究,周人对商人法制利弊的研究,是更为明显的法制史研究。至于周初对“大国殷”灭亡教训和“小邦周”骤兴原因的研究,更是典型的法制史研究;“天命”、“革命”、“民主”、“洪范”学说,就是当时的法制史研究学术成果。再后来,人们对周王朝“礼崩乐坏”暨灭亡原因的研究,秦人对东周“封建”制弊端的研究,汉初对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二世骤亡”之教训的总结研究,董仲舒对“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与王朝政法兴衰原理的研究及“独尊儒术”的理由探究以及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所有对前代政治弊端、法制弊端的研究,其实都有法制史研究的属性。古人留下的很多著作文字,看成法制史研究成果一点也不过分。不过,真正把“中国法制史”当作一个人文社会学科进行有体系的建构性理论研究的,大约始自20世纪初。

   近代史上最早写中国法制史系统著作的,是日本学者浅井虎夫。早在1904年,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就出版了《中国历代法制史》(《支那法制史》,东京博文馆,中译本于1906年问世)。1906年,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新民丛报》第五、六号连载)、《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6年《新民丛报》,具体刊期不明)。同年,浅井虎夫之书被中国学者邵修文、王用宾译为中文传播,中国学者孙荣撰《古今法制表》(著者自刊,1906)也正式推出。大约同一时期,沈家本著成《历代刑法考》(自刊),徐德源编、孙大鹏补辑成《中国历代法制考》(直隶官书局,1913)。浅井虎夫于1911年在日本出版的《支那法典编纂的沿革》(京都法学会,1911)被中国学者陈重铭译为《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全二册),由北洋政府内务部编译处于1919年印行。朝阳大学于1920年编印了《中国法制史》,程树德于1928年首次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丁元普于1931年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上海法学编译社),杨鸿烈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陈顾远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至此,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基本学术框架大致厘定。

   从1904年诞生时起,可以说,中国法制史学科一直在试图总结阐释中国法制文明的正能量。今天看来,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诞生,也许代表着特定历史时局下的一种民族自觉——在西方“法治主义”全面传入并对中国文化形成巨大冲击之际,在西方政治经济强势及先进法制文明威逼之下;此前已由士人零星进行的历代法制利弊的总结反省,现在正式集体下意识地升华为一种系统全面的法制史反省。在这一反省中士人们认识到:西方列强强盛之因正在法制,中国往昔强盛之因也在法制,中国未来强盛机枢也在法制。因此,在西学东渐、西法东渐背景下总结民族法律传统,阐明其利弊得失,认清民族法律智慧或本土文化资源,也正是身处五千年未有变局之际士林的责任。关于这一时代使命的急切心态暨士林自觉,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表现得很清楚:

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方今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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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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