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湘:从“革命史观”到“社会文化史观” ——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8-10-25 21: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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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湘  

  

   摘要:中国近代史学术已经过百年发展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特殊道路。百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在唯物史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因所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近代史学主潮(不影响其他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各自对应时代的史学。到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时代”酝酿与开启时期,中国近代史学术进一步多元化,但其中以研究社会生活及与社会生活互为因果的社会文化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展现出与新时代“兴趣”最为相契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的主流,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

  

一、引论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雏型算起已经有百年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的统率下行进。尽人皆知,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唯物史观如何转化和转化为怎样的中国近代史学解释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但是,此问题似乎至今尚未有从总体上加以梳理和阐释的著述面世,这确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今天,对此问题给予回答应已是不能不为之举。

   学界大致认为,历史解释学是来自西方历史哲学的史学理论之一。这应是有道理的论断,但必须加以一定限定,即只能说狭义的历史解释学源自西方,若论广义的历史解释思想,则中国思想界亦大体在同一时期就提出了相应的见解。西方历史解释学名家名著颇众,本文主旨非讨论此节,仅略提及以为引子,为后文之辅垫。1997年译介到国内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成书于1940年,书中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读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要实现此目标,“唯一的办法要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但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种积极的、因而也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1]柯氏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就是研究自然事件,历史则因事件背后存在历史创造者的动机(即思想),因而强调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叙清事实,更要揭示事实背后的思想。而“揭示”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之内“重演”历史思想,这种有为的“重演”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思想进行批判和做出价值评判,亦即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历史思想加以积极的解释。由于事件及背后的思想已永远地过去了,它不可能重现于今人,今人只能根据能见到的史料“重演”,因而历史研究只能是解释。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对历史学的解释作了进一步的阐论,他于1916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指出,一切历史都“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当代史自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更明确说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以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把历史纳入研究之中并按所处的“当代”价值观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脱离它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都必然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每一时代一定有其“当代”特征的历史解释。[2]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尽管已不算新理论,但他们所谓历史解释必然与现实问题、现实兴趣打成一片,或者说史家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历史知识必然是史家按所处“当代”的价值观形成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的结果却并不过时。

   中国的思想家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历史解释的见解。李大钊在1924年指出,历史的科学态度最要之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皆以二者为“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3]李大钊虽不是刻意论历史解释,但他的阐论蕴含了明显的历史解释之意。“怀疑”“批评”即是解释的具体方式,“选择”则显然是按照史家价值观解释历史作出的判断,而“找他确实的证据”则是依史家价值观判定的结果,“确实”不等于绝对实在,而是按史家价值观认定可以“置信”的“确实”。

   梁启超在1922—1927年间集中研究史学理论时,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把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作了明确区别。他认定“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史学的对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此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重复进行,历史的事实则只能出现一次,不可重演。其次,“自然科学的事项”是普遍的,历史事项则“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目标指向普遍性,史学目标指向个别性。第三,“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无论何时何地,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史学的对象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相同的事件发生于异时异地意义绝不相同。此点与第一点意义类似,亦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重复,史学的解释不会重演,每次解释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性,而是按史家的解释体系揭示意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在尚承认历史存在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就指出同样的史料对不同史家有不同意义,“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完全可能“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史料意义随解释体系而呈现,若史料不在史家解释体系之内,对该史家而言,史料就不存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进而指出,“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借鉴”。[4]此处,梁氏不仅呈明予历史以新意义及新价值即是对历史解释的结果,而且道出历史解释是按当代人的“兴趣”、当代人的需要之所为。

   在20世纪初西方历史解释学肇兴时期,中国思想界把历史解释讲得更直白者是顾颉刚。众所周知,顾在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三层内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5]“传说”是人类早期记忆历史的方式。每一时代的古人记述历史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解释历史,每一时代的古人都按其所在“当代”的“兴趣”解释历史。人类早期是史诗创生的时期,史诗都以颂扬祖先的英雄业迹为职志。由于塑造祖先的英雄事绩是早期人类的共同“兴趣”,因此,每一代人都在这一“兴趣”支配下把祖先塑造得愈加伟大愈有历史。层累地造成古史,即是一代代人按塑造英雄祖先的价值观解释历史留下的历史记忆。

   记下的历史都是人类解释历史产生的知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和兴趣,因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解释体系,这决定了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历史。


二、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中国近代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已成为学界的定论。“革命”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也必然成为该时期史家的主要史学“兴趣”。由于中国新史学产生较晚,因此尽管“革命”从1840年就开启了,但“革命”被纳入史学讨论的范畴却相对较晚。1918年,孙中山写成《革命方略》中《革命原(缘)起》[6]一章,叙述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20年间的“革命简史”。[7]此文大致应是最早用革命价值观解说革命史的文本。同时,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推蔡元培为处长。蔡在给孙中山信中说,“元培与编纂诸君,公同商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党会(原文如此),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之难也。惟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因此,希望孙中山给予资料帮助。[8]孙中山在复函中除表示支持外,进而指示说,他所著“‘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之日止,已略述此数十年共和革命之概略,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之干骼”,并指示国史事属重大,“不宜仓卒速成”,须“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他还表示,“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侧民国史中”。[9]

   蔡、孙信函表明,双方对革命史均持高度重视态度,均主张写成革命信史,但双方的解释体系却存有较大差异。其中对论域时间范围的不同见解属技术性差别,对会党是否写入《国史前编》的不同见解则是解释体系中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蔡元培和国史编纂处同仁的主张意在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段代加以全面呈现,孙中山则主张写一部纯共和革命史,其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革命”价值观更为鲜明。

   蔡元培、孙中山只讨论了辛亥革命史的解释问题,几年后,李大钊对五卅运动以前的整体历史提出了一种解释。其言,“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从“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集众数万”,“奋起平英”,直至“‘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10]李大钊此文写于“五卅”运动善后处理期间,中国与列强的对抗尚十分突出,反帝“革命”是其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李文完全用“民族压迫”与“民族革命”的价值判断解释五卅以前的中国近代史。

   在李大钊以“民族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两年前,蔡和森对中国近代史作了相对更全面的解释。他指出,“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需要与任务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11]历史解释与解释者所处时期的“当代”“兴趣”打成一片之说在蔡和森的观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24年9月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渐入高潮之期,反帝反军阀统治成为当时国人关注的中心,蔡和森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解释为主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对清王朝和其后军阀统治的历史,确乎提示出当时史学的“兴趣”正在行向反帝反封建的轨道。

新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研究的主道不可能一蹴而就。直到1939年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写成《新民主主义论》,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的完整解释体系。毛泽东在前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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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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