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国家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法模式的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9: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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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摘要】国家是一个部族(民族)公共社会生活的高级形态,是这个部族(民族)的共同政治生活的高级控制体系;这一形态或体系的核心成分就是政体和法制。政体和法制的整体风格,可以称之为“政法模式”。一个部族(民族)关于国家问题的共同基本理念,深刻地影响或决定着这个部族(民族)的政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古代中国政治学说中关于国家问题的八个共同基本理念,初步阐释传统中国政法模式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国家|政体|法制|国家理念|政法模式

   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这些观念或理念,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较为典型的国家理念作一个系统梳理,以推进我们对于中国法律传统基本属性和精神的认识。

   多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指导之下,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国家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属性、阶级关系与特色、土地制度与剥削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过去的这些研究,有着重大的误区或缺陷。许多研究者过分注意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家发展阶段或社会制度成长阶段上的共性,过分注重中国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在社会构成和阶级关系上的共性,甚至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地在中国古代史实中“找”出与西方社会发展的共性或者“造”出这种共性来,而不注意中国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模式与阶级关系等等与西方社会大为不同的民族个性或者差异性;甚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特别注意到的东方世界“亚细亚生产方式”特色的研究思路可证,除了经济史学界有过一定的关注外,在政治法律史学界长期以来未能获得响应。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与东方世界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应,有一个“亚细亚政治模式”,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及其运行机制就是亚细亚政治模式的典型代表。本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拟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基本理念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和解析,旨在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模式的特殊性,认识作为亚细亚政治模式之典型代表的古代中国政治和法制模式的特性,认识中国和西方在政权、民族、阶级、政治、法制等一系列国家基本理念和价值问题上的典型差异。

   关于中国古代典型的国家理念,我们大致整理出八种来,借以窥见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特色,窥见中国传统政法模式的精神。

一、“中央帝国”理念

   中国古代政治理念中,“中央帝国”理念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理念。在古代中国士人看来,“天下”有“万国”,万国的中心是“中国”,即“中央帝国”。中央帝国的君王——“天子”是“天下之王”,“万王之王”。中央帝国是天子的“王畿”或“内服”,是天下的“京师”;此外的万国都是中国的“外服”,是四方诸侯。“中国”之义,一方面在于为天下的地理中心,“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1]另一方面为文明的渊薮,“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

   古人强调这样的“中国”概念,一方面是要强调天子代表“中国”应负担的基本使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3]靖绥“四方”或“四国”的方式就是“因俗而治”,承认“中国”以外的蛮夷戎狄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昧、宜服、利用、备器”。[4]“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5]这是说不要把夷狄地区作为中国的正常地方来看待或要求,并非真的不以为“臣”。因此一般不要求把华夏的礼乐文明或生活方式强加于蛮夷戎狄,要注重教化施行的边界,不强行在华夏文明传统区域外“用夏变夷”。据说,孔子作《春秋》,其本意就是要强调“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6]就是要“入境随俗”地尊重对方的文明。当然这里带有华夏族的文明优越感亦即对四方少数民族文明的贬低或鄙视,正如管仲所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7]

   另一方面是要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之大防”。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夏变夷”,至少对于入了“中国”的夷狄要以礼乐变之,绝不允许反过来“用夷变夏”,不允许其落后风俗冲击中国礼乐秩序,此即孔子强调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8]“裔不谋夏、夷不乱华”;[9]亦即孟子强调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0]《春秋》常谓“不以中国从夷狄”,[11]“不与夷狄主中国”、[12]“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13]“不使夷狄为中国”,[14]“内诸夏而外夷狄”,[15]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这种华夷之辨的观念,在异族入主中原时士人尤为强烈。如明末清初有强烈反清倾向的三大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华夷之辨。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16]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17]黄宗羲也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18]

   黄宗羲等思想家更把“华夷之辨”与“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结合起来?“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19]很显然,他们把“夷狄”入主中原特别是以夷狄风俗改变华夏文化视为“亡天下”,认为这比“亡国”即政权垮台更可怕。[20]

   至于唐人韩愈作强调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1]以及清帝雍正所强调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22]则将通常的“华夷之辨”更加推进了一步:除地域和种族标准外,更以“礼乐”或“道德”水准作为区分“中国”和“夷狄”的标准。此亦强调儒家道德教化的政治意义,儆醒政府和国人不要自堕落为“夷狄”。

二、“王道大一统”理念

   “王道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最重要的理念。这一理念的要害是:国家应该是以“王道”即仁义道德实现的高度政治统一而不是诸侯割据分裂的状态。何为“王道”?《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公平公正稳定,没有偏党,没有反复和倾斜的政治,就是“王道”。“王道”要求“仁义”和“威力”都至高无上:“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23]从政治手段来讲,“王道”要求“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4]“王道”的起点并不高:“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25]

   汉人董仲舒是“王道”的最权威诠释者。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26]他认为,王者的角色使命就是沟通天地人,效法天地之道(“命”、“数”)而成“仁义”之政,就是“王道”。在董仲舒看来,“王道”也可以体现为非常具体的“仁政”:“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27]

   在这样的“王道”统率下,国家应该实现“王道大一统”。这样的“大一统”,有两重涵义。第一重涵义是政治的统一。孔子讲“一匡天下”,[28]孟子讲“天下定于一”,[29]荀子讲“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30]“一天下,财万物”,“通达之属,莫不从服”,[31]“四海之内若一家”,“齐一天下”,“天下为一”,[32]墨子讲“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33]都是讲国家政治的高度统一。不过,王道大一统必须包括思想的高度统一,古人很强调这一点。荀子主张的“一天下”包括“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即消除不同思想,[34]墨家主张的“尚同”——“一同天下之义”亦即思想的高度统一。这样的“统一”如何实现?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35]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的统治者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荀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36]以道德感召人民,自然就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第二重涵义是“改弦更张,政教之始”。《春秋》所主“王道大一统”,并非仅指政治统一而言。《春秋》开篇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释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人董仲舒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何以谓之‘王正月’?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37]汉人何休注《公羊传》曰:“天王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人徐彦疏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今儒蒋庆先生认为,大一统的“大”不是小大之“大”,二是尊大之“大”,是“推崇”的意思;“一统”则“是自下而上的立元正始(是推崇政治社会及万事万物的形上本体),而不是自上而下是整齐划一,即“统一”。[38]

三、“天下为公”理念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最有民主性人民性的理念。孔子描述的“大同世界”就是“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9]这个“天下为公”,第一是政权为全民公有,所以要选贤能之人执掌公务;第二是情感公有,不仅仅关爱血缘亲属,还要关爱所有的人;第三是社会资源财富公有。这是古代中国所能提出的最高政治理想。

   要强调“天下为公”,必须区分“国”与“天下”。荀子说:“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

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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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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