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小农经济与中华法传统的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9: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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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个体小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简单再生产不断重复。这一特征,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传统。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构思及体制结构,国家的民事性法律规范,国家的行政及有关规范,无不体现了小农经济所决定国家体制和法律小农家庭化家法化的风格,也体现了对小农经济秩序的无微不至的保护。

   【关键词】小农经济|中国法传统

   小农经济或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中的主导经济形态。上自《尚书》、《诗经》所描述的夏商周时代,下至清末巨变之前,四千多年间,小农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进行方式。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生产或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制的农场经营,似乎都不存在。即使局部地区短期内有过这样的生产方式,但都不占重要地位。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自春秋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到清末洋器传入,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农具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单件的、单用途的、直接由人手执或借助畜力使用的农具,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多用途的农具,特别是可以叫做“机器”的农具,在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出现,即使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一二,但也未能推广。除了少数借助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工具(如风磨、水车)等外,不借助人畜之力而使用的农具更是闻所未闻。将清末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广大农村仍在使用的主要农具(如铁制的刀、镰、斧、锄、铲、钯、锹、镐、钅矍、镢等等,木制的水车、耙、风扇、耖、连耒加、耥、耧等等),拿来与博物馆中陈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具相比较,你会发现变化不大。与落后的生产工具相应,小农制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也是极其低下的。从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种及除草施肥等等农业技术而言,自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国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农夫个人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地教给儿孙,就是小农经济生产中农业技术的获得、存在及传承的主要方式。二千年后的农夫不比二千年前的农夫的生产技术高多少,其耕获的亩产量也不比二千年前高多少。[1]

   小农经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三大因素的结合。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为辅的土地所有制,其次是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压迫剥削关系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再次是以赋税、徭役、地租、高利贷、雇资、自备粮及少量出售、家庭副业产品交换等形式体现的产品分配形式。

   小农经济下的土地所有制,是名义上土地国有或王有制下的土地私有制。名义上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2]“封略之内,何非君土”,[3]但自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4]之后,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种土地私有制的成分,主要是二者,一是通过赏赐、掠夺、巧取、买卖、开垦等方式形成的地主(包括一般地主、商人地主、官僚地主)土地私有制,二是通过国家班授、自垦、继承分割、买卖、军功或其他奖赏等方式形成的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小农经济下的生产组织或进行方式及不同阶级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是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及农民对地主阶级人身依附情形下的压迫剥削关系。首先从经营方式看,不管是大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还是中小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还是个体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不管土地面积大小,其生产经营方式都是一致的,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小块土地经营。大中地主的土地,一般是以租佃方式交给许许多多单个的农家耕种;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或租佃耕种,或雇农耕种。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劳动生产及雇佣劳动制的农业生产经营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未成为正式农业经营方式。自耕农、佃农乃至雇农的生产活动,几乎都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5]父家长就是生产单位的“总经理”,其他家庭成员既是家庭拥有或暂时租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股东”,又是家长管束指挥下的劳工。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说,“户”(或“烟户”)既是亲属组织,又是经济单位。其次,从不同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在这种生产组织和进行方式之下,人身依附关系即压迫剥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关系:一家一户的小农要么依附地主(佃农、雇农的情形),要么依附国家(自耕农的情形);中小地主常常依附于大地主;整个地主阶级依附于国家或皇帝,他们都有向其依附的对象无偿交纳一部分收获物的义务,以换取保护或耕种机会。严格地说,佃农、雇农常常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甚至自主解除那难以忍受的压迫剥削之“契约”的权利也没有。

   小农经济下的产品分配形式,主要是由国家赋税和地主地租双重方式体现的剥削关系。自耕农将收获物的相当一部分(如汉初三十税一)以赋税的名义交给国家,有时还以谷物、货币交给国家来抵充法定的徭役。或者可以说,服徭役也是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形态之一,不过以力役交纳而已,亦可视为“力役地租”。佃农一般是向地主交纳佃租,其数额常常高出自耕农应向国家交纳赋税的数倍,这种情况下土地税、人口税等等一般由地主向国家纳付;有时佃农既向地主交佃租,又向国家交纳土地税人口税等等。雇农则系纯粹向地主“卖工夫”者,一切种获物全归地主,仅取得一定工价养家糊口,一切赋税全由地主向国家交纳。无论是佃农还是雇农,丁徭(即按人头规定的徭役)似乎都是自己向国家供服或以钱物代纳。

   小农制经济是一种非常落后、非常脆弱的经济。关于它的落后性,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6]这种落后,简言之就是生产规模过小,生产单位小而分散,扩大再生产几乎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7]由这种原始落后性所决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马克思说:“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方,他就永远不能翻身。”[8]

   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深深地决定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政治法律传统当然是它影响下的产物,带有它的烙印。

   以下我们从国家基本体制、民事、行政三个方面去分析小农生产方式对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影响。

一、从国家基本体制与构思看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国家基本体制,是一种小农制的国家体制。国家虽大,人众虽多,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构架。

   1.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国家体制支柱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是以小农经济为蓝本或终极目标的。《大学》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这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与小农家庭的原则一样,可以用治家原则来设计政治、治理国家。小农家庭的小康和睦,已经孕育了国家的富足安定。孔子认为,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他的“均平”理想,是以普遍建成自给自足的小康农家、消灭暴富和贫困的理想。这种理想影响中国政治几千年。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在他看来,这种一家一户小农耕织、黎民不饥不寒的政治状态就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王道”的实现。这种政治理想,也体现在中国的历代法制特别是土地制度中,“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的“井田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制度(或理想)。后来王莽当政实行的“王田制”,也体现了这一社会和政治理想。自北魏到隋唐实施了近四百年的“均田制”也体现了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历代农民起义,也体现着这样的政治理想。如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起义,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11],都体现了要建立小农经济理想秩序的愿望。又如北宋王小波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理想。[12]钟相、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13]为政治理想。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为理想。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14]就是典型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求扩大再生产、无所谓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建设(公共建设客观上需要赋税)的小农愿望。至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小农理想的典型叙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织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看来,无论是所谓奴隶主贵族阶级代言人,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还是农民革命的代言人,在小农经济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上是出奇地一致的。

   2.国家被视为帝王挣得的“产业”,正如土地、牧畜、房屋等作为小农的“家业”一样。秦始皇以天下为“家业”,企图“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5]汉高祖以天下国家为自己“提三尺剑”挣来的“家业”,得天下后一副小农志得意满的样子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哥哥)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16]黄宗羲说:后世君主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兴兵起事,天下涂炭,以博此产业,视为为子孙创业;天下既定,“刻剥百姓以供淫乐,视为产业之花息”。黄宗羲由此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7]其实,正是小农经济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为祸如此。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国家的法律才要把皇帝的地位比拟为父母,把天下百姓都比拟为子孙,把对皇帝的“忠”看作是对父母“孝”的自然延伸。《唐律疏议》宣布:“王者……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18]国家的一切制度设置,都是按皇帝一家一姓私产管理的模式设计的,皇帝的父母尊为太上皇、太后,岳父尊为国丈,正妻及众妾封为皇后及妃嫔,伯叔子弟封为诸侯王,都是国家官员,食国家俸禄(及封赏),封官委职与家庭成员之间分享产业、获得花息合而为一,此正是小农的构思。而其他任何意欲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生产变成社会劳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农业经营者绝不会这样做。

   3.国家政治体制的小农设计。皇帝是天的儿子,又是天下共同的父家长。所有臣民是皇帝的儿子,其中一部分人被委以官职,犹如兄长,帮助家长看管部分家业。自《周礼》以来,有所谓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设置,正如小农家庭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农活儿。国家所重者为二:一曰农耕,一曰读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鼓励农耕,一方面崇奖读书科举。这正如一个小农家庭“耕读传家”。国家的人事任用一定要明确为皇帝的恩赐,正如小农依据子孙的表现给予不同的“好处”一般。国家礼聘硕学鸿儒教导皇位继承人,正如小农聘塾师教子弟一般。

4.国家政治仪式的小农属性。每逢国家承平,民生殷实,可称小康之时,帝王们就立即动念头要封泰山、禅梁父,祭告皇天后土,也就是把田地丰收、家业兴旺的好消息报告给远在天国的父母,这正如小农每逢丰收必祭告祖先一样。每逢大的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之时,皇帝常玩“罪己诏”的把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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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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