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在今天，“左”与“右”的语言霸权早已一败涂地。今天再以这种“左”与“右”作为真理性尺度进行批评和度量一切，显然已十分荒唐可笑。对所谓“左”与“右”，我们当然要有历史的态度。“左”祸是民族历史的灾难，是人类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今天那些除流氓痞子之外什么都游戏消解的反“左”大师、后现代批评家及告别革命的吃饭大师们，在他们的目的里除了幸福的物质之外，他们还有一点“右”吗？他们在批评反击别人时，除了“左”戏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新招术吗？“左”与反“左”，在语言操作上难道除了等号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告别“左”与“右”，就是超越一种历史的过去的概念，回到文学自身、文化自身和批评自身上来说话和发言。事实上近几年一些作家、学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和批评家已经站出这样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从上面三位年轻批评家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反“左”的立足点在哪里
王彬彬 博士
如果说，近几年极“左”言论已经没有多少听众，极“左”思潮已经难以发生什么影响，那要归功于从思想文化界到整个社会的一种全民性的觉悟，归功于对极“左”的一种全民性的反感、痛恨，更由于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社会状况不能为极“左”言论、思潮提供起码的市场。而认为文化界的任何人，可以以个人身分阻遏极“左”大潮，也可说是一种无视中国国情的“新神话”。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界中人就不必再反“左”。反“左”，无疑仍是必要的。但近几年，目睹社会上和文化界的种种状况，再看看一些人的反“左”立场和方式，令我对反“左”这件事本身不时有一种很谨慎的审视、探究。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反“左”的立足点在哪里？换言之，反“左”，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我看来，反“左”，是为了保证社会状况的健康和合理。因为“左”会导致社会状况的不健康和不合理，所以需要“反”。反“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使社会不致再度蒙受“左”的危害的手段，而非本身便能成为自足的目的。这其实应该是一种常识。社会状况不健康不合理的表现有多种，被极“左”路线统治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并非只有这一种；足以导致社会状况不健康不合理的因素有多样，极“左”言论和思潮只是其中的一样，而并非只有这一样。并非只要击退了“左”，清除了“左”，社会便自然很健康很合理了。因此，在反“左”的同时，还应对另外种种危害社会健康、合理的言论、思潮也采取“反”的态度。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关头，反“左”的确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目的本身，的确可以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然而，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还以这样一种心态反“左”，便是值得疑虑的。
一种现象，可以既对“左”天然地具有抵抗、消解的功能，同时本身又是有害于社会的健康合理，有损于人的尊严和败坏腐蚀着民族的精神的。这样的例子，在眼下的社会中，并不鲜见，我想用不着在这里举例说明。对待这种现象，我以为也同样应该采取一种坚决地“反”的立场，至于其对“左”所天然具有的抵抗、消解的一面，则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如果将反“左”作为目的，如果视反“左”为绝对价值最高准则，则会对这些现象予以宽容、鼓励，——但这显然是荒谬的。
“不‘左’就好”，“总比‘左’好”，——这是一些人判别事物的最高的甚至唯一的尺度。而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现象，已远非用“左”或不“左”所能解释得了的。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将是否“左”作为一种界线，仍然非常必要。但越出这个层面，将是否“左”作为一种普遍的标准，用以衡鉴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便无异于“持方枘欲纳圆凿”，是不能对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予以正确的评价的。因此，我觉得，一方面有必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仍保持对“左”的警惕，另一方面又有必要突破“左”或不“左”的框框，超越“是否‘左’”的尺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确立一种新的标准。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试图发出另一种声音，尽管这声音难免稚嫩和偏颇，尽管这声音会招致误解、诽谤和辱骂。
平心静气说文坛
《我们属于这个时代——文化人历史定位三人谈》，是林兴宅、何西来、白烨三位先生对当今文坛的评价。读后也想就他们的话再说几句。
三位先生都是文坛老将，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至少何、林两先生是前辈。他们对当代文坛的评价，有些我是能理解的，但有些却不能同意，这里有年龄的差异，但也有价值观的不同。
我常想，近一两年文坛对王蒙的一些批评，不光是出于年轻人的激愤。当然这其中有些是由于没能坐下来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面对面交流。平心而论，就论战双方的文章看，由于王蒙、刘心武是作为社会名流，而王彬彬等人初出茅庐，客观地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
文坛需要正气，这是所有文人的共识。人文精神的发起，固然引出许多歧义，但苦心所在，却为王蒙误解，这是王蒙近年最为失策处。我曾说过，当年王蒙的一些作法，年轻人并不是没有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读了他说“黑马”的文章才觉得需要批评王蒙的。“黑马”其人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对其私德，我也实在不敢恭维。但作人是一回事，做事又是一回事。王蒙在文章中那样批评，至少有失忠厚，我想道理是明摆着的。何西来先生说他不赞成年轻人把炮口对着王蒙，我理解这种劝告，实际上当事情确实到了与愿望相反的时候，年轻人还是识大体的，至少我本人心里是知道好歹的。说王蒙的经历使他比年轻人看得深透，这话也看怎么说。同王蒙有同样经历的人，据我所知，看法并非一致，难道他们都糊涂了？还有关于“革命”的问题。我虽然没有读到李泽厚、刘再复的书，但也从单篇文章中了解了他们的思路，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中国凡读过一点书的人，无论是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在这一点上，早有共识。
王蒙、刘心武面对批评也太不平静，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说了几句，以王蒙的聪明，该幽他们一默，可结果是他比年轻人还较真，还讲起歪理来了，正如他对中国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之类的言论，谁看了都觉得可笑。这次文坛对王蒙的一些说法，本是好事，王蒙一急，事情就有变化，总之，王蒙还手不当，失去的多，而得到的少。
第三种人的杂音
每当争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便会有第三种人出来，说甲固然有毛病，然而乙也不大对，其实甲完全误会了乙，而乙的态度未免太冲动。甲乙正在胜负未定的咻咻喘息之中，不禁都觉得这第三者有几分可亲，于是人类的争论史上，便被那第三种人的一片杂音占去了许多篇幅，乃至专门研究第三种人也可以得博士文凭了。
《为您服务报》9月28日的“文艺沙龙”里，便有三位第三种人境界很高地聊了一气。但他们似乎不满足于甲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聊着聊着便有几分打抱不平的气概流露出来。比如他们说张承志、张炜“缺少一种科学的理性”，有“向后看的意味”，说对王朔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说王蒙对极左思潮“发挥着重要的阻击作用”，而攻击二王的年轻学者“太缺乏经验了”，言下之意是攻击二王便是与左派联手，起到了亲痛仇快的内讧作用。
这篇三人谈基本上代表了全部第三种人的观点。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不反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那为什么非要拐弯抹角地暗示：谁提倡精神和理想，谁就是极左，谁就是要搞文革！张承志真的是想创立一个“红卫兵教”吗？张炜真的是反对市场经济吗？这表面上似乎对文革持严厉的否定，而实质上却把精神与理想这两顶人类文明最华美的桂冠拱手奉献给了文革。被伪精神伪理想蹂躏过的可怜的人难道已经脆弱到连提一提精神和理想就浑身抽搐的程度吗？
现代法学认为，犯罪现象能够对社会体制的僵化、漏洞产生客观上的冲击，从而促进其变革与完善。但决不能因此就把犯罪分子赞美成功臣，说什么“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他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任何事情一经胡扯，都会“复杂”起来，痞子就是痞子，再复杂也是痞子，什么叫“简单化”？叫你一声“人”，是不是简单化？
至于说王蒙还在那里“阻击”着死而不僵的极左思潮，好象没有王蒙，我们就要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荐罪。这种论调逻辑上是不通的。
其实，某些人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处世姿态，完全是其个人自由。但是，非要把这种姿态推而广之，美而化之，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一些青年学者对他进行激烈一点的批评就不仅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包含着一份对他的高度尊重。
二王们与二张们吵一吵，本是好事，双方都暴露一些真诚的本意。但第三种人急于出来给大家“定位”，实在有煞风景。原来第三种人自称已经“落脚于民间空间”，语境变了，语调自然便异。只是第三种人应该清楚，认同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认同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社会不都是没有精神和理想，充斥虚伪和敷衍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