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论政治社会: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7 次 更新时间:2005-09-26 0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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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北京天则研究所于8月19日召开了第293期双周论坛,本期论坛主讲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高全喜研究员,他的题目是《论政治社会——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考察》,会议由茅于轼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学者有张曙光、秦晖、王焱、吴稼祥、盛洪、秋风、杨春学、杨帆、范保群、陈永苗等。

  茅于轼: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高全喜同志来讲,他的题目是《论政治社会》,天则所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很多在这方面有造诣的学者来评论,下面就先请高全喜来介绍一下他的文章内容。

  

  高全喜:非常感谢天则的各位同仁给我这次机会,我今天谈的题目是《论政治社会》,副标题是“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考察”。写这篇6万多字的长文章是与我最近几年的学术活动有关,我在前些年分别做了几个系统的个人研究,曾经研究了《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然后又出版了《休谟的政治哲学》,其中有一章专门涉及到休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体论,我的本行是德国古典哲学,近期还出版了《论相互承认的法权》,主要是研究黑格尔的法学思想。经过研究西方古典时期的三个思想家,他们分别是属于英国和德国两个系统,特别是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涉及到17至19世纪西方社会的诸多问题,思想家们在他们各自语境下对于社会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使我强化了对于中国现代问题的思想意识,所以最近几年,我集中写了几篇长文章。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是我用半年多时间写的一篇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在这之前还写了三篇五、六万字的长文章,由于文章都已经发给各位了,我今天就谈一下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写这篇文章的背景、要解决的问题和我现在的困惑。

  我的第一篇文章《论民族主义》谈的是民族主义问题,从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以及宪政主义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问题。第二篇相关的文章是《论宪法政治》,美国当代著名的宪法学家阿克曼提出了日常政治与宪法政治的思想,而德国的思想家施米特也曾经谈到非常政治问题,我的文章探讨的是如何处理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其正当性的问题。此外,我还有一篇是《论国家利益》,谈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政体和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在写了这三篇文章后,我就在考虑中国当代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的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中国目前状况都有很多的分析,但是看完他们的文章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从1840年开始从一个王朝政治演变到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大的脉络,而西方是从15世纪或者更早一点就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在这之前的古典城邦制、中世纪的神权制度等与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制度的形态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国家在与西方相沟通、碰撞之前是一种王朝政治的形态,和我们现在经历的形态是不同的,但是在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这样的新形态下,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方法来研究这样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特别是我们的新形态又不是单纯从我们自身内部自发产生的。我是不太同意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就能产生一个市民社会的观点,我觉得虽然我们早期可能有这种萌芽,但是没有外部因素的话,这个萌芽是否能催生出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经济和国家制度还是有疑问的,我还是比较赞同费正清所谓的刺激反应理论,虽然时下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模式比较陈旧、比较机械,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1840年后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新的政治体或经济体,我们是从外部刺激到内部应战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的,现在暂且不对这个现代化过程作一个道德评价,也许它不如古典时代,但是这个形态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觉得从1840年到现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历程,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和西方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建设的草创时期这样的一个时代,也就是类似于西方17到19世纪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基本上是处在市场经济逐渐开始萌生进而发展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建立的过程。

  现在盛行的经济学、社会学是把现成的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假定的前提,而后来研究一系列问题的,但在中国,我们没有这样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何衍生出来的、如何变化的,这是西方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古典的法学、政治学研究的课题。因此我觉得研究中国现代社会有一个大的方法论的问题,我个人主张是应该以西方与我们现在相对应的17到19世纪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来研究我们的近现代社会。在西方从大的方面有政治法律的路径,这是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生成,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这个制度条件下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两个都是古典政治哲学或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西方17到19世纪的思想家中,无论是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还是宪政领域的专家,基本上研究的都是这两个主题,洛克也罢、斯密也罢、休谟也罢、康德也罢,黑格尔也罢、德国的新旧历史学派也罢,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以下两方面:一是这个社会的政体制度建设问题,也就是主张一个宪政的法律的政治制度;还有一个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问题,也就是个人财产权的确立、追求财富的欲望、交换以及这种正当行为规则如何能够在一个有效的制度保障下激发出来,使得人民幸福和国家强大。这两个主题在思想家中又是同时受到关注的,比如斯密既有国富论,又有关于法律、警察、军队的演讲;黑格尔的哲学有市民社会,也有政治国家。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那些问题,现在很多成熟的、高明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中虽然有很多精致的技术性的分析以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是对这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国民财富的性质、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如何能够在一个正当的法律制度下最大化,无论是个人幸福还是国家强盛,再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如何建设一个宪政的制度框架,以及这个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的决定性意义,等等,我觉得他们研究不足,关注不够,认识不深,我也是因为这样的感想才写了这篇文章。很多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GDP的分析、生活状况的分析、贫富不均以及道德问题的分析,我觉得从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来看待这些问题,或许能够更加有效地理解这些问题的生成机制和原因,而不是把西方现代的经济学说或者社会学说所研究出来的生成机制照搬过来,因为我们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实土壤和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腐败,西方现代社会的腐败、它的寻租问题和我们国家腐败的产生机理有重大的差异,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为什么我这个经济学外行敢于贸然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看过很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们不谈这个问题,我感到有疑问,所以尝试着搞出这样一篇文章。

  接着这个思路往下说,我觉得在西方有两个形态,这是西方社会在演变过程中的自然禀赋、各个国家的传统、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基本上是英美一个形态,德法一个形态,刚才说了两个问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实现国民财富的制度设置),一个是财富问题,一个是制度问题。相对来说,英美算是比较幸运的民族,我在文章中也谈到斯密的理论,大家看到的都是他的比较明显的东西,即单纯的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以及《国富论》中涉及的一些经济学问题,但是其中隐含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制度设置、立法学、法学家的问题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国富论》的导论以及演讲中都曾多次谈到他的宿愿是写一个大的法学著作,隐含的主题是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国家学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对显问题都很重视,但是没注意隐问题。英美这两个民族很幸运,他们追求财富的经济学问题本身中的政治问题已经有效地解决了,不是理论家关注的大问题了,相对来说,德国法国就不那么幸运,所以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关注国家、法律制度这些促进国民财富的制度原因,过度强调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埋下了很多弊端,比如国家主义问题,政治利益对市民社会的侵袭,过分干预市场经济,等等,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这是他们那个社会演变的自然形态。李斯特和斯密的学说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谈的问题是一致的,我觉得李斯特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在骨子里还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只是由于德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他没办法,他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自由交换这套东西本身,而是为了达到这一套,是不是要通过一个新的路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很类似于德国17至19世纪的一系列问题,一直到魏玛时期都是这样,这不光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宪法学中,德国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时期的一些不同,由此导致的政体结构、制度设置,政治学家的智慧、决断对一个国家在形成塑造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英美是不太一样的。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形态说出来。

  刚才谈的是西方的背景和中国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英美很幸运,德法不太幸运,但是人家坎坎坷坷到现在也挺好的,中国目前还处在这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我觉得中国又有三个特点,我们毕竟不是德国也不是法国,首先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国家当然不一定和西方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民族国家将来建设的目标是一个自由宪政的政体,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市民社会与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的结合体,一个自由经济的社会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强和个人幸福,一个宪政国家又能够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传统与西方不一样,德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启发性,但不是说把德国问题照搬过来,德国有德国的传统,中国有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中国现代化过程最主要的是制度设置,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或者宪政主义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与之相关联的是,我觉得我们五千年的传统分两部分,一是王朝政治的旧传统,另一个是政党政治的新传统,政党政治又分两块,一是国民党的政党政治,还有就是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它们这都不是真正的政体化的民族国家。

  第二点在于:西方17到19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宪政制度、市场秩序时的外部环境和中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资源、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外部环境和17到19世纪的西方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相应的国际法权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相对而言,我们更困难,没有充分的时间让我们有效地消化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越来越险恶了,所以我不太赞同教条的自由主义,无论是在经济学中还是在政治学中,他们只是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照搬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原理是作为一个理论的东西存在的,但是却是从来没有现实的东西,英美的自由主义是和他们的国家利益、市民社会等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也一样。我们搞市场经济也不能搞成美国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利益诉求也不一定是美国的利益诉求,虽然价值观念有一致之处,但是毕竟我们的利益还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主张中国是要搞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建设,但是也要包含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一定是政党利益,国家是中立的形式化的是在市场和政党政治之外的第三者,并不一定是政党国家。当然现在后国家时代在西方已经有端倪了,但毕竟不是主流,在中国更是天方夜谭,中国现在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自由宪政的国家和发达的市民社会,至于这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将来会不会变成美国式的或者德国式的,虽然有这个可能,但那也是以后几代人的事情,至少三五十年内不是根本问题,而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把一个政党国家、一个非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转变成一个正常的东西。

  最后,第三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特别是英美和德国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来看中国近现代150多年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出来的现象无论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法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大家都感到很迫切了。我总觉得一个社会总有一些次要问题和主要问题,德国思维也罢,不是德国思维也罢,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总有轻重缓急,我觉得用现在的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方法只能找出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表面的或者中层的原因,我觉得要找出深层原因还是要重新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古典法学这一块,古典法学的问题就是一个宪政制度的建设问题,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问题,总的来说,个人有追逐财富的欲望,这个欲望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它侵犯了其他人追求财富的欲望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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