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政治社会:一个中层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0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4: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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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一、问题缘起:从现代国家的角度审视社会

  

   现代国家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它以在固定的疆域之内合法垄断着暴力并且对其它组织行使着最终的支配权的形象示人。现代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它意味着直接统治时代的到来。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时代,传统国家是以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所谓间接统治就是指缺乏中央集权的完整统一的政权体系,政治权威分散在不同的政治主体手中,由于最高统治者缺乏可资利用的国家机构以及管理人才,最高统治者必须通过由贵族、僧侣、领主、包税商等组成的中间势力来控制属民、领土和资源。间接统治是同欧洲封建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形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封建社会具有某种刚性结构特征故而不能进行直接统治,也不意味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缺乏进行直接统治的意愿,事实上欧洲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为了获得直接统治属民的权力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战争。[1]间接统治的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缺乏进行直接统治的有效手段,而现代国家的形成恰是建立在进行直接统治的手段被逐渐创造出来了的基础之上。

   伴随着官僚组织的逐渐成熟、常备军的建立、财政税赋系统的完善,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国家形成了。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看来,现代国家的形成绝非是计日程功的规划之中的事件,而是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充满变数以及偶然性的国家建设进程的结果。尽管国家建设进程如此扑朔迷离,但寻求直接统治却是贯穿在其中的一条主线,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在研究国家建设时就指出,“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公共权威能够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有序的行使”,[2]公共权威的有序行使就是指权威高度集中、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执行不受阻碍的直接统治。所谓直接统治就是指最高统治者借助自己直接控制的国家机构来取代中间势力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政治权威深入到单独的社区、街道、市场、家庭,并且将政治权威同普罗大众直接联系起来的统治形态,要言之,直接统治就是统治的维度达至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普罗大众默认基础上的统治形态。[3]

   直接统治必须同时完成两个缺一不可的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必须打破传统的政治结构即间接统治,从而将各种中间势力从统治过程中排斥出去,即使是在遭到有权势的显贵反抗时,最高统治者也能通过镇压或者妥协来建立直接统治。如同韦伯所言:“每当君主增强了自己的地位时,他与全体臣民的联系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变得更加直接。不过一般来说,君主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地方家产制权威或者其他显贵达成妥协;他会受到种种制约——因为他有可能遭遇往往是威胁的反抗”。[4]另外一个任务则是必须将普通民众从传统的政治结构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进入新的政治结构中去,也就是作为政治行动者而参与到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来。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要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出村落和城镇范围。”[5]由此不难发现,现代国家不可能在间接统治废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现代国家必须建立在独特的基础之上。

   从事国家建设的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现代国家的独特基础无非就是行政官僚系统和议会组织。这种秉持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理念所得出的有关现代国家独特基础的结论,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这样的结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只是一个理想的认识现实政治世界的简约框架,事实上国家与社会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且这种融合状态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见,是开始于19世纪末期的“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的产物。[6]国家与社会始终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渗透社会、控制社会、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不言而喻,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框架来理解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那么很容易将其视为国家控制与社会反抗、社会表达与国家回应的动态过程,但是对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造成的沉淀物,或者说现代国家渗透社会之后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以及这个事物的性质与形态则缺乏敏感故而语焉不详。

   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造成的沉淀物,或者说现代国家通过渗透社会而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恰是本文所要解释的对象,并且对于这个事物的性质与形态的分析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这个事物就是政治社会,它是现代国家出于直接统治的意图而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利用的产物,历史学家布洛克敏锐的发现,“政府中的现代化的领导具有为了达到高控制、高效率和高产出而动员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的意愿”。[7]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动员和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的产物,可以说政治社会才是现代国家的独特基础。韦伯在分析现代国家时也注意到同官僚组织一同发展起来的政治组织,他写道:“现代组织形式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教会、国家、军队、政党、经济经营、利益集团、基金会、俱乐部等等,概莫能外。极而言之,它的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8]韦伯这里所列举的政治组织在外延上同笔者所指的政治社会存在着相当大的程度上的吻合,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深刻的认识到这些政治组织才是现代国家的根基。

   当马克思将研究转向现代国家时,他惊讶于现代国家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对现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和改造程度忧心不已。马克思在分析法兰西内战时就指出了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并且社会发起的“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9]马克思已经清楚的意识到直接统治的现代国家对于社会的重要影响,集中体现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尽管马克思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国家的,故而得出了必须将现代国家连根拔起、彻底砸碎的结论。但是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就不难发现,现代国家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大并完全控制了社会,必然意味着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建构了发达的支持基础,当成熟的现代国家清晰的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它在社会这片土壤中也深深的扎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为了支持自身而在社会之中建构的政治基础,它伴随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而逐渐形成,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改造的产物,这种渗透和改造是借助相应的现代国家制度来完成的,现代国家制度将社会塑造成为某种状态以迎合现代国家的需要,因此政治社会在性质上是现代国家与社会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质因素。作为新质因素的政治社会,既是现代国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一部分。政治社会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根基,它体现了国家改造社会、对社会进行强制性规定的意图,反映了现代国家的刚性特征。而政治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它吸纳了社会的现有资源和利用了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反映了社会的柔性特征。由此可见,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柔性的形式包裹了现代国家刚性特征的政治构造。

   政治社会实际上是由现代国家按照直接统治的意图而在社会之中构建的一张广泛而又深入的网络,伴随着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过程的持续深入,政治社会的外延也将随之扩展,但是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阶级划分、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政党与社会组织等是此网络中的关键环节,它们是构成政治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成为我们得以观察和研究政治社会的具体内容。虽然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借助一系列制度嵌入社会之后形成的,但是在具体形式上政治社会并不局限于成文的国家制度,实际上政治社会也包括国家制度背后的政治观念、默会共识的惯例等,可以说政治社会是由制度、组织、关系、身份、理念、惯例等因素组成的根系,国家与社会正是通过这个根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政治社会遵循了从国家的视角观察社会的立场,致力于解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的特定部分,这个特定部分就是现代国家为了实现直接统治而对社会进行改造后所形成的支持基础,毫无疑问,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始终贯穿着国家直接统治的意图。值得着重说明的是,政治社会诚然贯穿着国家意图,但是政治社会毕竟也是社会之中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对于政治社会的创造必须以社会变化的可能性为限,现代国家通过重新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从而建构出了支持现代国家的政治构造,换言之,政治社会必须由社会提供原料,否则国家意图无从添加。由于政治社会是由国家意图与社会资源融合的结果,因此政治社会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局面,而且由于政治社会是从内部将国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社会也超越了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的理论局限,进而能够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提供新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在解释政治社会的性质、分析政治社会的基本要素、区分政治社会的理想类型以及阐述政治社会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一个关于政治社会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依照罗伯特·默顿的观点,“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微观的而且必要的操作性设计,也不是一个囊括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变迁的完整统一的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10]本文所谓的政治社会的中层理论借鉴了罗伯特·默顿的观点,或者说遵循了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关于政治社会的中层理论有着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政治社会理论致力于在微观的公民理论和宏观的社会理论之间,提出对现代国家之政治基础的中观解释。其次,政治社会理论试图摆脱纯粹思辨的抽象推理和零碎的经验研究的路径束缚,致力于在现代国家形成一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能够解释部分问题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够为具体的经验分析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指引。


二、政治社会:一个分析概念

  

   政治社会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及其互动过程的新分析概念,实际上是同社会科学理论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知识积累一脉相承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迈克尔·曼的基础权力等理论范畴为提出政治社会这个分析概念提供了基础,它们所指涉的具体经验同政治社会所指涉的具体经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是政治社会特指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由国家建构而成的那一部分,因此政治社会就从社会内部将现代国家与社会联系了起来。由于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的根基,所以政治社会不同于市民社会、基础权力等理论范畴,它弥合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所设定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在社会之中制造的新质因素的理论化表达,可以说它构成了我们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超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局限性的理论基础。

葛兰西在分析现代国家时认为现代国家由两个上层建筑组成,一个是服务于统治集团霸权的市民社会,另一个是服务于直接统治的官僚与司法系统。[11]显而易见,葛兰西已经敏锐的发现徒行政系统构不成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还必须涵盖社会之中的因素,并且这个因素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密切相关。葛兰西所指的服务于霸权的市民社会,主要包括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学校等,市民社会既是统治集团贯彻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是统治集团向普通民众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市民社会就成了国家向社会延伸的场域。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对于现代国家有着重大意义,官僚系统只不过是现代国家“外在的壕沟”,而市民社会才是背后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现代国家越是成熟,市民社会就越是强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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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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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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