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2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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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摘要:现代国家仍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在对政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种知识传统中,都没有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这一问题解释到位。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它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基础,才能巩固下去和发展成熟。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彰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冲突和对抗性质,同时遮蔽了现代国家建设历史经验中的重要方面,这就是现代国家通过塑造社会之中的一部分进而构建了自身的支持基础,它就是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为了实现直接统治而在社会之中构造出来的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它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而出现,集中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意图,因此政治社会从社会内部将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了一起,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

   关键词:现代国家  政治社会  国家——社会  政治发展

   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

  

   现代国家毫无疑问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对象,进而也成为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当代世界政治的变迁更是彰显了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新兴民族国家纷纷创建,另一方面是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则经历了发展困境、政治动荡,甚至秩序崩溃。新兴民族国家当然是以现代国家为模板而构建的,它们的多样性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重演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剧情。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全新的政治框架,它不可能在传统国家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是必须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构建独特的政治基础。新兴民族国家的经验,再一次提出了现代国家究竟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基础之上的问题,并且只有充分理解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新兴民族国家才能最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工程。

  

   一、认识现代国家的两种知识传统

  

   现代政治学理论所谈论的国家一般是指现代国家。这就是起源于16世纪的西欧,而后在几百年间成为政治共同体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的一种政治框架。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它以将统治直抵民众生活即直接统治作为核心特征,因此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现代国家以超然社会之上、寻求对社会进行政治控制和行政管制的面貌示人,一举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国家与社会混沌不分的局面,于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就成为了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具体就现代政治学而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分离在现代政治学中催生了两种知识传统,一种知识传统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国家,另外一种知识传统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国家。

  

   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源自马克斯·韦伯。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界定在社会科学理论中产生了广泛地影响,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这样一种政治共同体,“其社会行动的目的就是由参与者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包括通常的武装力量——使一定‘领土’以及领土之内人员的行为服从有序支配。”[②]凭借暴力威慑从而对特定领土以及居于其上的民众行使支配权,是韦伯关于现代国家定义的核心内容所在。查尔斯·蒂利延续了韦伯的思路,给现代国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解释。他认为现代国家是“在一个界限清楚和连续的土地上、合法的垄断着暴力、同其它社会组织不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③]蒂利对现代国家的界定突出了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特性,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具备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组织。

  

   官僚组织其实就是现代国家政权的骨干,所谓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主要是从官僚组织来认识现代国家。从官僚组织来认识现代国家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现代国家是由分工协作的官僚系统组成的,行政技术官僚、警察、军队等是官僚系统的主体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就是依靠官僚系统实现的;其次,现代国家是注重绩效的,从社会中汲取充足的物质资源的汲取进而保障政策目标的有效贯彻,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生命线;最后,现代国家是理性的,它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程序、规则,不论这些程序、规则根源于意识形态还是法理,只有如此,官僚系统才能够正常运转。不难发现,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彰显了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的特性。

  

   从社会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源自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④]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界定包含着官僚组织的内涵,但是他更加强调官僚组织是实现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的内容,因此彰显了社会阶级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给出了现代国家的完整定义,他写道:“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⑤]恩格斯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并且解释了现代国家自主性的社会基础。

  

   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其实就是要解释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实质关联,重点在于分析社会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现代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运转过程。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首先,现代国家是从社会之中分化出来机构,因此必然受到社会阶级的强有力的影响,不同的社会阶级根据力量的大小从而对现代国家获得了不同的影响力;其次,社会阶级对现代国家的影响意味着现代国家必须在组织结构发生重大的变革,也就是要为社会阶级提供影响现代国家的制度化渠道,因此现代国家在官僚组织之外还包括议会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体系;最后,现代国家虽然受制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现代国家能够相对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从社会整体出发来维护公共利益。由此可见,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突出了社会阶级对于现代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无论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都秉持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立场,只不过前者强调了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和渗透,而后者强调了社会对现代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两种知识传统共同建构了长期以来主导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念,这就是紧张、冲突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常态。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确实也证实了这种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判断,国家回归学派的一系列文献表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呈现出国家力图渗透、支配社会和社会竭力抵抗、驯服国家的面貌,这就为何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充满了暴力反抗和镇压的缘故。[⑥]

  

   然而,认识现代国家的两种知识传统以及由它们建构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导观点,对于现代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不完整。现代政治学必须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央集权的具有庞大官僚组织系统的现代国家是如何能够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在国家与社会处在持续不断的对抗、冲突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又是如何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和巩固成熟的呢?如果不是现代国家在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构造了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到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案例,而不可能看到当今成为政治共同体普遍组织框架的现代国家了。其实,当从社会角度认识现代国家的知识传统肯定了现代国家是从社会之中产生时,就促使研究者进一步追问,当现代国家从社会之中产生时,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究竟扎下了怎样的根基。

  

   现代国家是依靠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对社会进行直接统治的政治框架,它必须在自身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就在社会之中构建出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我把这种政治基础称为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改造的产物,现代国家按照直接统治的意图将社会塑造成为一种状态以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所以在性质上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质因素。政治社会实际上是由现代国家编织的一张广泛而深入的网络,如同发达的根系一般扎入社会之中,从而使得现代国家能够在社会抵抗的情况下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因此,当现代国家清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它已经在社会之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政治社会遵循了从现代国家看社会的立场,致力于解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中的特定部分,这就是对社会进行改造以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而形成的支撑现代国家的那一部分。

  

   二、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理路与缺陷

  

   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并非仅仅是现代国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其实也是同现代国家对应的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对抗和妥协是贯穿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一条主线,也构成了政治学创造理论最基本的经验基础。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分立的格局,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中世纪传统国家时代,国家与社会是融合在一起,只是到了现代国家时代,才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这是政治学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而且政治学以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分立的格局为基础,形成了长期以来主导政治学研究议程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和解释政治体制、政治过程、公共政策、政治发展、国家治理等基本命题。

  

   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久远且深刻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虽然也是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作为出发点,但是不同的思想主张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从而影响到研究者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理解,以及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具体运用。蕴藏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背后的思想基础中,洛克的传统与黑格尔的传统是两种影响最为深远、分歧最为重要的思想主张,可以说洛克和黑格尔分别开创了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和国家中心主义路径。[⑦]

  

洛克所开创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的核心思想在于社会优于国家,因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主张社会决定国家。在洛克看来,社会本来就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社会在国家未出现之前依靠自然法进行调节,社会在自然法的调节下一片安宁祥和,但是并非完美。因为社会缺乏一种公正执行自然法的机制,国家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而产生的。洛克言道:“公民政府是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⑧]查尔斯·泰勒指出,洛克关于社会的理解,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具有其自己的前政治的生命与统一性,而这恰恰是政治结构所必须服务。社会有权力和权利去确立或取消政治权力,这要视该政治权力是否为社会利益服务而定”。[⑨]由此可见,在洛克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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