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寻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公约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1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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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文章根据2016年11月12日 在邹城召开的“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发言整理,经作者本人修订成文。

  

   梁涛兄及诸位同道,我因在美国访问不能到会,但我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故以视频的形式发表一点看法,以求正于诸位。我觉得梁涛教授组织这次会议用心良苦,诸位同道的参与,也是在当今混乱而嚣张的思想境况下,寻找一个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公约数,在古今中西交会的时间点上发出正道之声,以抵御嚣张的左派国家主义,还有反动的泥古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合流。国之将衰,必有妖孽,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有黄钟大吕的正音发出来。

   此次会议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近些年来,我在多篇论文中对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做了论述,对左派国家主义和泥古复古主义的合流进行过批评,对某些偏激的、怪异的思想多有针砭,甚至严加痛斥。这次我想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谈三点基本看法。

   第一,要从历史或文明演进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或者儒家传统。如果她是一个“活”的传统,必然要经受文明演进的历史淬炼,要经历古今之变。当今时代正处在古今之变的最后关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是处在砥柱中流的最关键时期,一百七十年过去了,这个古今之变的制度难题,是我们要处理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演进论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历史演进论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处理儒家思想的流变、赓续与发展问题。在此,有两种思想我不赞同。第一种是用后现代的、持续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来抵制文明的演进论,它主要是左派国家主义的,属于左派激进主义的思想脉络。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是极端保守主义、泥古主义的、复辟的“反动”思想,这种极右思想也不符合文明演进论。但我们发现,非常吊诡的是激进的左派国家主义(新党国主义)与反动的复辟主义、泥古主义,在当今恰恰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流,而其合流的要旨是抵御文明演进论的思想,尤其是抵御自由、宪政、民主的制度演进的思想。对此,我们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中应该引起警惕,应该对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给出预警,并正面地予以理论应对,要提出或者发扬一种文明演进论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制度建设的思想。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

   我认为,无论是时下活跃自由派,还是健康的新儒家学者,都缺乏一个富有活力的历史观。自由主义缺乏历史观,这点我多次指出了。但是儒家思想也缺乏历史观,比如梁涛教授做的是儒家思想,他的价值取向是自由派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价值取向缺乏一个文明演进的制度通道,所以显得有些割裂,价值主张是一回事,学术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样不行。虽然我对梁涛教授很支持,但是他的义理研究和他的价值取向要找到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学叙事。我这是以梁涛教授为例子,其实好多泥古主义的大陆新儒家,也缺乏富有生命力的历史观,黄玉顺教授倡导生活儒学,属于自由主义的谱系,但也缺乏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检讨自己缺乏历史观,同时,我觉得与会的诸位儒家同道们也缺乏历史观。当然,传统儒家的历史观是旧的历史观,不是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因此需要儒家朋友们予以深度地挖掘与富有想象力的开出。

   第二,当今是制度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价值诉求以及制度转型的动力机制何在?对此,自由派和健康的儒家是有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应该和前面指出的极左派与极右派的合流有重大不同。因为动力机制在后者看来,是系于拥有权柄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要行走于庙堂之上,向权力献媚,做“帝王师”。无论是试图影响朝政的政治儒家,还是新左派国家主义者,其政治考量,都是想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变成政治统治的政策。这种把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拱手缴械给当权者的做法,是我们应当摒弃的。健康的儒家和自由派,应该看到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在广大的人民,我们要在社会和民众之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自由主义与健康儒家的共同点。自由派所说的人民共和国、私人财产权、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与此相关的结社权、言论权、生命权等等,都是在塑造着一种新型的人民,这个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传统,而民本转化为民权是需要理论转型的,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内涵,也的确在古今之变的历史大变革中已经得到理论的提升。总之,中国当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和根本性的正义力量不是来自所谓握有权柄的“王者”,而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下层的每个个体。每个捍卫自己权利的中国人,在历史大变革的社会转型中,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民,这是我们社会变革的动力基础,我觉得在这点上自由主义与儒家也是有共识的。

   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也有着切合处,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化敌为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大道之行、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结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整个现代社会的国际法的价值诉求,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和国际法思想是有着内在切合点的,而这恰恰是抵御嚣张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力量。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传统中,都有化敌为友的和平主义的世界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健康的儒家是有着共同点的。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很嚣张,处处在制造敌人,这样一种虚骄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上所谓的“伟大复兴”,均属不切实际的高调。自我设敌,实际上是一个准战争状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化友为敌,这是激进的、革命的党国主义和保守复辟的儒家思想共同造成的乱世之象。与此相反,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中,寻求一种和平主义的、化敌为友的,通过法律规则,通过正常的经济贸易,通过相互合作的交往,通过一种扩展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有效、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由此达成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这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健康儒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们源自古典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儒家和平主义的天下观念。

   以上三点从逻辑上看,一个是基本原理,另外两个是内政、外交的共识。也就是说,健康儒家和自由主义要构建一个基于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并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发出共同的声音,这构成了上述我的三个基本看法。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共同立足点;两个共识,一是在内政、制度转型方面,付诸于人民作为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外交方面、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付诸于和平、商贸、化敌为友的和平主义对外原则。谢谢诸位,我在美利坚向诸位问好。改日再与大家相聚,煮酒论天下。

   问答环节:

   赵广明:高老师,听了您还的发言很受启发,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高老师能不能针对您提到的历史观或文明演进论再做点说明?您使用的概念、基本思路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人民史观有没有联系?您所谓的历史观、文明的演进论在西方是如何呈现的。

   另外,人民的历史,在人民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演进的动力,您是比较强调的,我想请教,就西方历史、西方文明演化来说,这个演化的动力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或者现实的主体力量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动力?比如思想的动力,道德的动力,价值的动力,信仰的动力,或者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动力,这些动力又是如何通过这些因素呈现出来的?

   高全喜:广明兄您好。针对您提出的问题作如下简单的回答或讨论。第一个问题,关于文明演进论的学术思想的理路,我觉得主要是来自苏格兰启蒙思想,休谟的历史观和《英国史》,亚当·斯密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他们都有过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的演变阶段论的论述,比如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发展过程的演变,所以,后来弗格森在他的《文明社会史论》中,曾经把这个文明演进的理论提炼出来,这个理路主要来自苏格兰启蒙思想。

   这里要指出,这种文明演进论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论是不同的,更与基督教中的千禧年学说不同,与达尔文类似的进化论也是不同,根本差别在于,我说的文明演进论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终极的理想状态,没有最终实现的彼岸世界的预设,它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人类文明确实有一个从低到高的演化过程,但这个演化过程并没有预先设定一个绝对的、终极的、理想的、乌托邦的、基督教千禧年的,或者是共产主义等目标,至于这种文明演进将来是怎样的,这是无解的,甚至是不可知的。但是不可知并不等于虚无主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相对的高低之分,这是一个关键。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

   另外,第二个问题也很关键。文明演进的动力来自什么呢?确实,文明演进史是有动力机制的,这个动力不是来自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来自追求善恶的道德学说。文明演进论中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追求自由、正义的现实演进过程,或者说它是一个自由与规则的张力型扩展过程。在这个张力型的扩张过程中,形成一个扩展秩序,这个扩展秩序涉及到人的本质的自由与秩序规则的递进关系,所以人不分东西南北、种族身份,其本身均具有追求自由的实现过程。但这个自由的实现过程,又是通过规则达成、实现的。这里涉及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规则等一类法律哲学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是通过一种规则而实现的秩序,该秩序中的自由或者法律下的自由,才是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基础。当然这里的法律规则,主要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内部规则,即哈耶克所说的内部规则,它是一种自由的规则。自由的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或一种政治权力维系的规则,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对立关系。所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政府论、宪政论、自由秩序论以及权利保障论。作为一个共同体所赖以立足的、实现的自由体系,源自于休谟、哈耶克这一脉自由主义所揭示的扩展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才是文明演进的内在的动力基础。

   关于自由、法律以及文明演进的动力等问题很复杂,我在相关著作中都有过广泛的论述。我觉得广明兄提出的两个问题非常重大而且根本:第一个是文明演进论的理论路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还有一个就是文明演进论的动力机制。

   概括地说,第一个来自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文明演进思想,第二个动力基础在于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自由、秩序、规则或法律,来实现人的内在的自由本性,这个构成了文明演进的动力基础。如果仅仅立足于欲望,那么人永远只是动物,不能达到自由,不能达到文明。如果仅仅来源于理性,那是独断的理性设计,人成为机器,不具有文明的复合特性。自由也是要被约束的,单纯的自由也不是文明。所以文明演进是人性的文明演进,在于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张力性关系,通过法律来实现自由,这就是文明的实质。

   赵广明:高老师,非常感谢,讲得非常好,很受启发。我觉得你把我内心所想都表达出来了。我建议不要用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从苏格兰启蒙的角度,强调问题的历史语境、自然秩序以及现实状态,我认为要避开“历史主义”这个称呼,毕竟它带有很强烈的黑格尔色彩,这个问题波普尔已经做了批判和清理,历史主义意味着某种必然的决定论,与自由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苏格兰这个思路,对我们研究儒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谈心性非常抽象化,苏格兰的脉络有利于纠正它。

   另外,我觉得高老师讲得最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对自由与秩序的强调,而且把人类的历史演进归结于自由与秩序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思想与其说与苏格兰有直接关系,不如说跟康德有直接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康德的核心理路,当然跟苏格兰启蒙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哈耶克这种思路与康德的思想关系更为直接。因为哈耶克在西方被很多人称为康德主义者,他能充分体会自由和秩序的关系。非常感谢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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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儒学》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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