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娱乐法、虚拟世界与未来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00:41:51

进入专题: 娱乐法   虚拟世界   未来生活   法律规制  

高全喜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娱乐产业正迅速进入一个与互联网、虚拟空间、互动游戏以及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领域。相较于传统娱乐业,新型娱乐产业的活动空间从现实的时空移植到互联网构成的虚拟时空之中。

   不论是在游戏娱乐,还是在生产生活中,人们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虚拟世界。借助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实与虚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灵与肉实现了剥离,甚至创生出一个看似虚拟实质真实的新世界。

   就娱乐法来说,这个新世界也是一个新型的娱乐媒介世界,那么以前的娱乐法也就需要进入一个升级版,进入一种新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之中,这需要我们面对更严峻的新一代的娱乐法问题,即解决网络信息、虚拟时空以及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权利基础、自由规范、公共治理、未来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我们更应该严肃地思考娱乐游戏的伦理基础和法律基础,思考智力创造的人性界限和自由尺度。

   『关键词』:娱乐法  虚拟世界  未来生活  法律规制  伦理基础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脱离不了科技所构成的网络,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离开了诸如互联网、娱乐时空和电脑手机等,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在信息化和网络时空中的生活和工作,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人们的娱乐生活是否仅仅只是工作之余的休闲,新时代的娱乐本身是否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呢?

   这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是否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体系呢?传统的法律规则能否融入或契合这个新的正在全方位构建的人类生活世界呢?这些问题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是崭新的。

   任何一种生活都需要构建自己的规则,究竟何为娱乐世界,何为娱乐法,何为人工智能的伦理基础,何为虚拟世界的游戏法则,未来的新生活方式是否需要自己的规则体系,新近兴起的娱乐法能否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些新课题,它们对传统的法律规则构成了挑战。


娱乐产业与娱乐法

  

   对于娱乐当然有多种定义,尤其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娱乐不外乎吃喝玩乐、琴棋书画,等等。应该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与传统娱乐大不相同的新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尤其是年轻一代早就不再沉迷于歌厅、舞吧、电视和电影之类的传统娱乐内容,而是进入一个与互联网、虚拟空间、互动游戏以及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领域。

   这些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主要内容的娱乐世界——虚拟世界,究竟是否需要法律规则,以及如何构建这些规则,它们与娱乐——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自由创造的特性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回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确立一个重要的认知,即我们所说的娱乐行业,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代际差别,可以分为传统的娱乐以及升级版的娱乐,与此相关,也就有了传统的娱乐法以及升级版的娱乐法。不过,就中国法学界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因为中国大陆所说的娱乐法(Entertainment Law),是最近两三年才兴起的一个专业领域,比之于传统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可谓非常新颖和新潮。但其实这个最新的来自美国的娱乐法,所对应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影视娱乐业以及互联网初期的法律规则问题,就当今新型智能娱乐和高新科技的虚拟世界来说,也还属于传统法律的范畴。

   因此,对于中国的法律人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要构建第一代的娱乐法,解决与此相关的合同法、著作权法、侵权法、商标法等权利纠纷问题;但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更严峻的新一代的娱乐法问题,即解决网络信息、虚拟时空以及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权利基础、自由规范、公共治理、未来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从传统娱乐与娱乐法说起。西方世界的娱乐产业是从美国好莱坞的影视歌舞开始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罗斯福和资本的一系列分分合合,最后在40年代末形成一个把原有早期好莱坞的巨无霸式的制片厂模式,变成50年代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小型工作室,比如乔治·卢卡斯建立的工业光魔、天行者音效公司这种小型工作室自由的组合。而那些大型的电影制片厂的角色逐渐退居幕后,只是构建IP然后进行知识产权的囤积和管理,以及作为电影投资者这样的角色。

   从80年代开始有了个人电脑以后,电脑游戏和家用机游戏逐步占领了家庭娱乐的新空间。在电子游戏之前人们的传统娱乐方式,还都是去电影院、看电视、租录像带等等。在电子游戏开始之后,娱乐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爆发点。从PC电脑到家用机游戏这一块的市场份额,一直在不停的提升。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年北美市场几百亿美元,东亚几百亿美元这样的营收规模。

   而电影工业行业,对电子游戏这一块,他们一直是非常想进入的。但是因为游戏是一种互动娱乐(Interactive Entertament),对于用户体验的把握,要求非常高。你的开发者至少相当大的程度上本身得是一个玩家。如果你是一个电影工业的人,你转行去做这种事情的话,就有比较高的门槛。像EA,UBI这种国际化大公司他们对于整个用户体验,游戏设计流程都已经相当程度上的工业化和分工细分化了。这种工业分工上的门槛不是说电影厂商用钱砸就能够砸过去的。

   长久以来电影工业最多只能跟游戏业进行IP合作、周边贩售、特定的CG特效外包这样的浅层合作。但是最近VR体验的流行开始改变了行业的资源配比,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工业巨头为了提早布局VR游戏产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的砸钱在VR体验设施(类似互联网初期时代的网吧)。广义上我们也可以把电影工业、游戏产业和流行音乐等一系列的产业一起划归为数字化的泛娱乐产业。

   其实,发端于好莱坞的传统娱乐,随着电脑、互联网和数字传媒的出现,已经对传统法学构成了挑战。法学界所说的权利规则问题一般是指人的实定性权利,诸如财产权、著作权、商标权、人格权、隐私权等等,这些在法律中都有非常详尽的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予以调整。但是,娱乐业的出现以及快速发展,使得这些法律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如何界定娱乐媒体的著作权、如何防范侵权、如何保护创意、如何界定隐私权、如何面对好莱坞式的商业模式以及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等等。

   与此相关,在英美法学界就兴起了一种新型的法学学科——娱乐法,这个娱乐法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分类体系,它主要是与产业接轨,与娱乐业的发展相匹配,涉及知识产权、合同法、侵权法、商标法、劳动法等多个领域,属于一种跨学科的新型法学。

   应该指出,这个娱乐法的发展势头是非常迅猛的,因为,娱乐产业这一块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传统的服务业大多朝娱乐产业聚拢,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娱乐与生产的分野已经难以区分,大量的服务业成为娱乐产业的附属。这样,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与娱乐法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新法律——传媒法,我们看到,传媒与娱乐是连为一体的,它们都是借助于电脑、互联网和数字媒体而发展起来的,高新科技成为它们的动力机制。不过,问题在于,这些娱乐传媒是否需要规范呢?如何制定相关的法律呢?这就是娱乐法以及传媒法所面临的问题。

   例如,著作权,在纸媒时代比较好界定,但在娱乐和传媒时代,就显得比较模糊了。我只是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段情节。这只能说是创意,在纸媒时代可能还构不成著作权人的固有产权,但是在当今影视传媒时代,很可能就是一种核心的著作权,其他影视和传媒内容都可以围绕着这个核心创意来编排。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原版的想法或创意,延伸为一个核心人物、一段核心故事情节,等等。它们与其他复制的娱乐产品是什么关系,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如何保护呢?这些都是娱乐法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现代娱乐行业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业时代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好莱坞激发了新型的商业模式,其原因就是娱乐生产的机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数字化和电脑游戏等成为新的生产传播主体。与此相关,传统的驰名商标也面临同样的产权界定以及权利保护问题。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关于娱乐传媒领域的创意、商标、个人形象、广告等原生形态,它们在娱乐传媒复制传播中的权利以及限度问题,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予以界定和裁决,这些也就构成了娱乐法的基本内容。为什么当今娱乐法在中国有这么大的需求,是因为大量的纠纷存在,广阔的娱乐传媒市场迫切需要一套娱乐法和传媒法予以规范,需要依据这些规则解决纠纷。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发展秩序,促进它们的良性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

   当然,娱乐产业是需要规范的,但娱乐业不同于一般的制造业或商贸流通行业,它主要是与人打交道,关于人的创意理念和人物故事等的权利界定和保护都与公共性有关,这里还涉及个人的隐私权等问题。关于公共性,其实在工商时代,甚至在农耕时代也都有,它们表现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把那些时代的公共性问题概括得非常简洁明确。

   但是进入娱乐传媒时代,公共性有所变化,除了政府乃至国家的公共权力之外,出现了个人隐私权问题,公共性不但是公权力问题,还有公共社会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与保护问题。个人不仅有诸如财产权、生命权、言论表达权,还有一个隐私权,即涉及个体的私人空间以及与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相关联的隐私权问题,公共性要处理的便是如何在娱乐传媒领域保护和调适这些权利与公共传播的关系问题。

   当然,任何人都有隐私权问题,但是,在娱乐传媒领域,由于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当事者的隐私权,诸如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就不能完全按照日常社会的尺度和标准来予以保护,它们有一个让渡问题。就像政府公务员或国家官吏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有一个权利让渡一样,娱乐明星和传媒人等,诸如演员、歌星、媒体明星等,也有一个隐私权与公共性的比例原则,即确立一种侵权的界限,坚持利益均衡,合理平衡社会公共性与个人隐私、言论自由与名誉侵害的权利边界。

   总的来说,娱乐传媒领域的公共性转变为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自由表达与名誉侵权的比例关系问题,娱乐法的一项主要内容便是把传统的侵权法转化为新型的娱乐传媒法,把物权的问题转化为人权的问题,集中聚焦于娱乐业和传媒网络中的人格权上。

   上面我们主要是概述了娱乐业与娱乐法的情况,基于好莱坞模式延伸出来的娱乐传媒促进了法学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洛杉矶大学的洛约拉(Loyola)法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就开设了一系列有关娱乐法的课程,近几年美国大学的娱乐法传入中国,像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等纷纷开始开设娱乐法课程,并组建娱乐法与传媒研究中心等,可以预测,这块与娱乐传媒产业相关的新学科在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虚拟时空与新娱乐法

  

问题在于,在美国娱乐法在中国法学院新近推进的情况下,一种更新的娱乐产业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高新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所导致的虚拟世界的出现,形成了更为强劲的新一轮娱乐产业的迅猛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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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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