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飞: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17: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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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飞  

  

一、引言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政治的”理论出现得要比“社会的”理论早得多。政治理论的兴起是与13世纪国家(State)理论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厄尔曼,2011:12-13;伯恩斯主编,2009:1-3),而我们所熟知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国传统则可追溯至孟德斯鸠,但要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形态则要等到19世纪了(Singer, 2013)。从社会范畴的角度讨论国家问题,不但关涉到从“政治的”到“社会的”这两个范畴间的转换,而且还表明一种现代政治问题的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的社会理论确实与18世纪的社会理论有所不同。涂尔干也曾对这两个范畴的转换关系有过明确表述:

   19世纪的社会理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我们在18世纪的社会理论中根本没有发现。当时,有两种类型的问题被人们区分开来并分别对待,即使它们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一种被称为政治的问题,另一种是社会的问题。进一步说,毋庸置疑的是,时代越进步,公众的注意力就越会从政治的问题转向社会的问题……这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府形式问题。相反,社会的问题则产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涂尔干,2006a:225)

   涂尔干认为,政治范畴的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当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涂尔干看来,“只要社会生活是由共同信仰和传统构成的,政府就是通过体现这些传统而将整个社会统一起来的。是政府让他们获得自身意识的,以至于集体活动的所有表现都依赖于政府形式”,所以,当两者休戚相关时,一方的衰亡必然连带另一方的消失,“罗马贵族被镇压以后,就不再有古代城邦了”(涂尔干,2006a:226)。然而,“在我们的当代高级社会中,经济关系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统一性首先是利益连带的结果”,因此,涂尔干认为,“这是出于社会体内部原因,出于能够将社会各部分统一起来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而形成的,而不是出于政府机构这样或那样的性质”(涂尔干,2006a:226)。

   相应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涂尔干也看到了现代政治所面临的危机。以法国为例,涂尔干看到,在法国政治危机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是我们拥有错综复杂和精致的机制,以及有一个庞大行政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机构;另一方面,国家(état)角色的概念却转向最原始的政治形式”(涂尔干,2015:109)。简言之,法国的政治革命所诉诸的卢梭式的民主制——涂尔干认为形式上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仅与政治上发展出来的复杂的行政机制不相符,而且其作用还与大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经济生活不匹配。换句话说,在面临各种复杂的现代情境之时,法国人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用政府形式来思考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事实上,从他对德国政治的讨论(涂尔干,2014:147-254;魏文一,2014:1-145;渠敬东,2017:8-10)以及对英国政治结构的基本判断(涂尔干,2017:239),特别是他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类型及其演化学说中可以看出,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已然是从社会范畴及其本质的层面去思考的。

   无疑,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具有极强的欧洲历史及现代经验基础。但同样,对这种政治思维范畴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观上的检讨势必与之相伴随。针对涂尔干对17、18世纪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学家们社会人为性的社会观的批评,既有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涂尔干社会观的基本立场(陈涛,2013;李英飞,2013);并且,由此社会观出发,对其国家理论的讨论也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Giddens, 1971;Lacroix, 1981; 魏文一,2014;渠敬东,2014)。但是,无论是涂尔干所批评的还是他所坚持的社会观,对于两者的渊源及其关系,研究者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考察,更不用说讨论涂尔干在何种意义上重构了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了。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会”理论及其意义至关重要。因此,考察涂尔干如何从社会范畴的角度去思考现代政治或国家问题,亦即重考涂尔干如何从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中脱离出来,重新思考现代政治及其现实的基点,不但可以推进我们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还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现代政治的理解。

  

二、政制与社会类型

  

   事实上,当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不再依赖于政府形式,而是依赖于社会体自身的原因时,他也选择了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的思考路径。也就是说,涂尔干从一开始就不再以政体类型为起点来思考社会的政治问题。然而,涂尔干要想解决现代政治危机,改变17、18世纪政治哲学受政治范畴思维的局限,把社会形态纳入对政制问题的讨论中来,就必须重建两者关系。

   涂尔干首先追溯的是划分政体类型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在与《社会分工论》(以下简称《分工论》)同期写作的《孟德斯鸠对政治科学兴起的贡献》(以下简称《孟德斯鸠》)一文中,涂尔干这么写道:

   的确,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对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做了区分。但是社会种不应该与国家(reipublicae)的不同形式混为一谈。尽管两个人被统治的方式相同,但他们可能是不同种类的人。某些希腊城邦国家,以及绝大多数蛮族都被称作君主政体,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类群体均由君王统治;然而,他们本质却不同。此外,同一群人的政制可以改变,但他们自身不必变成另一类人。(Durkheim,1997:16-17)

   因此,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形式(或政体)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是什么样的社会。换言之,相同的国家形式有可能把不同社会并置在一起。涂尔干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分类,连同国家形式和社会种类不做区分的做法,都被后来研究政制的哲学家接受了。在他们看来,“除了国家形式,他们觉得不可能存在其他方式来比较人类社会”,以至于孟德斯鸠也采用政府形式来区分社会类型(Durkheim,1997:17、41)。

   不过,涂尔干同时又指出,孟德斯鸠对政体的研究有了新的提法。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处就在于他区分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类型,他把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归为共和政体的两个变种,但更为重要的是,孟德斯鸠认为这三种政体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这在涂尔干看来,就意味着孟德斯鸠要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即从事物本身而不是从抽象原则来定义政体类型(Durkheim,1997:31-32)。换句话说,政体类型是受其社会形态的内在法则或民情支配的。然而,尽管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民情和礼仪;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精神”(Montesquieu, 1877:307),并且也以中国为例指出了中国政体的成功恰恰在于严格遵守了中国特有的把宗教、法律、民情和礼仪糅合在一起的礼教——这一民族的普遍精神(Montesquieu, 1877:307、328、333),也即讲明了政体与社会内在法则之间的关系,但是涂尔干却认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所诉诸的法则仍有自然法残余(Durkheim,1997:29)。而且,在涂尔干看来,这些法则本身是隐匿在事物本性之中,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极易被人们理解为恒定不变的必然性法则而遭受抵制。因此,涂尔干认为,不如以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更容易构想的类型的观念来替代法则的观念(Durkheim,1997:72-73),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重构孟德斯鸠讲法的基础。

   涂尔干把孟德斯鸠所讲的法律和民情之源,即把法的普遍精神还原为更为本体同时也更为具体的政治社会的类型,并以此来论断政制问题,他也由此重建了政制与社会类型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孟德斯鸠所考察的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就变成了涂尔干所讲的两种政治社会的类型,而其他的政体类型则因不具有重要意义而被忽略了。涂尔干指出,孟德斯鸠所讲的“共和国只在小城镇盛行,从未成功超出其狭小范围”,不仅如此,“在共和国中,尤其是民主制共和国,公民之间是平等和相似的”,“简言之,除我们已经提过的公共行政功能外,政治体各部分之间没有劳动分工”,而且在个体身上都有种“集体精神”,“每个人表达社会的意识部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宽广有力,而只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和个人关注的意识部分则弱小无力”(Durkheim,1997:34-36)。用涂尔干在《分工论》中更为明确的说法,这种政治社会的类型是以相似的个人构成的且集体意识远胜于个体意识,具有绝对优势。

   相反,君主政体则完全不同。君主制国家属于规模居中的国家。在君主政体国家中,“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职能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没得到发展的劳动分工,在君主政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涂尔干继续指出,“在君主政体中,劳动分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社会(societas)可以比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每个部分以其本性发挥其不同的功能”,所以,君主制的“政治体的等级,用更为当代的术语说,政治体的器官(organa),不仅限制了君主,而且还彼此制衡”(Durkheim,1997:36-37)。因此,君主制国家是一种典型的有机结构,与共和制国家截然不同,即一个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具有极强集体意识的政治社会,另一个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个体享有政治自由且具有一种有机结构的政治社会。涂尔干也因此建立起了两个理念上的政治社会类型。

   事实上,如前文所指出的,孟德斯鸠不仅认为共和制国家是以小城镇为主,以古代城邦为典范,同时,在这里他还表明了君主制与现代欧洲社会紧密相关。涂尔干指出,“就君主制来说,孟德斯鸠仅在现代欧洲的大型民族中才发现这种社会结构”(Durkheim,1997:33)。这一说法无疑表明了涂尔干在理念上建立的政治社会类型具有实质的历史意涵。因为在涂尔干看来,城邦还可以作为现代欧洲国家形态的起点。涂尔干指出,“确切意义上的国家,它起始于城邦,终于我们今天的大规模民族”(涂尔干,2006b:280)。所以,政体类型又可以分别对应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类型之上。由此,涂尔干不但把卢梭式的民主制置于国家形态的历史起点——古希腊罗马的城邦,而且也为现代国家找到了社会基础,即以孟德斯鸠所描绘的君主制下的政治社会的有机结构。

   从形式上看,此时的涂尔干通过借助孔德的进步观念来修正孟德斯鸠所划分的三种政体关系,即为原本缺乏历史序列关系、涂尔干认为最为重要的两个政体建立了历史演化顺序(涂尔干,2006a:42)。在《分工论》中,涂尔干明确提出,历史的发端是一种机械团结,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机团结有着递增的优势(涂尔干,2017:33-186)。由此可见,涂尔干试图借助这种历史化来建立一种政治社会的历史演化逻辑,并以此来破除卢梭式民主制所诉诸的契约国家理论的非历史性。然而,尽管涂尔干试图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去思考政制问题,但两者的决定性关系在这里并不明确。因为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的差异仅在于政治体各部分之间在分工意义上的差别,而涂尔干在这里并未证明整个现代政治的逻辑何以从政制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并依赖于社会体的结构,更不用说如何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制的有机社会结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制了。

  

三、universitas和societas:观念史考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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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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