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嵇康哲学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15-02-01 2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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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  

   嵇康在其理论著作中既没有正面讨论宇宙本根“道”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也没有辨析“有无”问题,而是运用“形名学”这个魏晋时期共享的学术方法,从经验出发,辨名析理,探讨关于音乐、养生、性格、品德、相宅等具体规律—“理”,其哲学的形上层面,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元气阴阳五行学说。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形名方法与元气阴阳五行说在嵇康理论建构中的功能,进入其哲学内部睹奥。

   一

   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流派,以社会政治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认为宇宙的本原“道”,产生了万物及其规律,通过“有无之辩”掌握“道”的总规律,社会与人生的所有问题皆能得到总解决。因此其辨名析理的理论工作重心,是力求从各种具体规律中总结出一个可以统贯宇宙社会人生的“无为”总法则,称之为“至理”、“理之极”《(论语释疑),第622页》、“不可名之理”(同上书,第625页),为其“无为”的政治学说服务。“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同上书,第622页)嵇康则不然,避世是其基本倾向,后期卷入政治斗争,实属不得已。在学术领域,嵇康关心的问题,不是宇宙规律与政治哲学,而是性命、音乐、人格等具体的“理”。李充《翰林论》说:“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嵇康的论文,大都创作于正始时期,主要代表作是《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明胆论》、《释私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在上述五《论》中,他分别辨析了乐理、生理、才理、心理和命理学问题,在各相应的学科领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丰富了正始玄学的理论,而且对玄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魏晋思想界的语汇中,作为具体规律、法则的“理”,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魏晋思想家认为,世界上存在多种“理”,不可胜数且并行不悖,使自然与人类社会秩序井然,王弼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第591页》刘邵《人物志·材理》将众理划归四个领域:“夫理有四部,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道之理,指自然规律。事之理,指政治法律规律。义之理,指道德伦理规律。情之理,指心理活动规律。如果细分下去,万事万理,不可穷尽。的确,在嵇康笔下,物物有“理”,事事有“理”,如“至理”、“常理”、“天理”、“人理”“自然之理”、“喜怒之理”“、哀乐之理”“、宫商之理”“、公私之理”“、性命之理”等等,不胜枚举。从经验出发,深入辨析事物之“理”,是嵇康治学的突出特点。他不盲从圣人语录和历史记载,运用“形名”方法,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去审视前人创造的概念和命题,立自己的一家之言。所谓“形名”方法,亦称为“名理”方法,是魏晋时期通行的学术方法,其特点是从经验出发,透过事物的现象(形),分析其属性(名实),发现其中的规律(理),大致由二个层次构成:
(一)“名实”方法。这一方法最重要的三个范畴是“名”、“形”、“实”。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形,是指事物的现象;实,是指事物的本质。魏晋人认为,三者的正确关系是:事物的“实”不可目见,只能通过“形”表现出来,通过对“形”的特点概括,产生了相应的“名”。但是“,名”与“实”之间存在“形”这个中介,因此“名”的内涵,能否与事物的本质“实”一致,需要进行反复的“形名互检”才能完成。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名也者,定彼者也”“;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二)“辨名析理”方法。这一方法最重要的三个范畴是“名”“、分”“、理”。所谓“分”,指“差异”,指事物属性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概念”之间的差异。所谓“辨名”,便是比较概念之间的异同“;析理”是揭示两者之间的规律“理”。这需要反复地从不同角度比较概念内涵的异同,并且研究概念外延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史书常常称之为“校练名理”或“精练名理”。王弼在《老子指略》中云“: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

   纵观嵇康的论文,他灵活运用了上述方法,辨析了乐理、生理、才理、心理和命理学。在辨析诸理的过程中,如果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嵇康首先运用名实方法,从普遍经验出发,分析所讨论事物的性质,正确界定概念;如果基本概念不存在争议,则可直接运用“辩名析理”方法,比较名“分”之间的关系,析出规律,这是研究问题的目的所在。

   首先,看嵇康对名实方法的运用。在《声无哀乐论》开篇,嵇康即用名实方法考察“声音”与“哀乐”各自的名实关系,否定了音乐与情感的联系。

   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化,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

   ……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

   嵇康认为,在音乐本身是否存在情感这个问题上历代“滥于名实。”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气,演化为角、徵、宫、商、羽五音,有独立不变的实体,不会因人的欢乐、悲哀而发生任何变化。各地风俗不同,表达情感的声音各异。有些地方以哭声表达欢乐,歌声表达悲哀,足以说明声音无哀乐性质。声音虽然没有情感,但和声可以感人。因为人心由五行之气中和而成,故遇到角、徵、宫、商、羽五音组成的和声,则因“气”的同构性而发生谐振,将心中已有的情感激发出来。例如人们听悲歌时,受歌词的感染,产生了悲情,并被和声激发出来,于是痛苦流涕。不是声音本身有悲哀,而是悲哀已产生于内心,遇和声而发。悲哀之情可见,而和声无法察觉。于是,人们误认为悲哀由音乐输入,殊不知是自己心中已有之情。其原理正如庄子所言:风吹万物发出万种声音,不是风声不同,而是万物形状各异所致。哀乐之情是心的属性,音质的优劣才是声音的属性,犹如甘苦是味的属性。我们不能依据自己的好恶,将人定名为“爱人”和“憎人”,不能将滋味定名为“喜味”和“憎味”,同样不能将音乐定名为“快乐音乐”和“悲哀音乐”。因为情感、音乐、滋味各有“名实”。认定声音有情感,犯了名实不符的错误。由此,嵇康推出了“声无哀乐”之理。

   其二,嵇康在《释私论》中运用“辨名析理”方法,对“公私”与“是非”两组概念进行“辩名”界定“: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吝为体,非以有措为负。”《(释私论》,第242页)“是非”是指人们思想情感的正确高尚与错误、鄙劣,而“公私”则是指人们对待自己思想感情的态度,指“公开”与“隐匿”两种品质,而与公开或隐匿的思想内容无关。比如有人心怀善意,但将善意隐匿,属于“私”;有人心存不良念头,但将不良之念全部说出来,则属于“公”。为了鲜明区别两者,嵇康以东汉清官第五伦的故事为例作了分析。有人问第五伦是否也有私心时,第五伦回答“:过去曾有人赠送我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选拔官员时,心里总忘不了他。哥哥的儿子生病时,我一夜去探视十次,但是回家后睡得很安稳;自己的儿子病了,我虽然没去探视,但晚上却失眠了。这也许就是私心吧。”嵇康认为,第五伦上述情感的内容,属于“是非”问题,而不是“公私”问题,第五伦将自己隐情披露出来,属于“无私”;对兄子探视而不关心,属于“有非”。如果将第五伦的行为定义为“私”,则是混淆了“公私”之理。“今第五伦显情,是非无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今第五伦有非而能显,不可谓不公也。所显是非,不可谓有措也。有非而谓私,不可谓不惑公私之理也。”《(释私论),第243页》

   毫无疑问,“形名学”是嵇康分析诸“理”,建构自家理论系统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尽管嵇康没有以“有无之辩”讨论宇宙本体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其学术探讨仅局限于枝节问题,或追求高级智力游戏所获得的思辩愉悦。嵇康辨析的“众理”,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解决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问题。

   二

   研究事物的规律,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持。在形上层面,正始玄学存在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本体论学派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宇宙论两大学派。前者突破了元气说的旧形式,以“新学”面目出现,后者则继承了并改造元气说旧形式,阐发玄学新论。尽管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是以“有无之辩”形式出现的本体论,但这仅是极少数大哲学家才能达到的抽象思维高度,对广大受玄学影响的士族知识分子来说,元气自然论的影响不可低估。事实上,如果将元气视为构成事物的材料,而不表达神秘宇宙意志,不能决定事物“自然之性”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为玄学提供理论支持。嵇康在其论文中没有正面讨论宇宙生成和宇宙结构论问题,仅在其诗文中做过简单的文学表述,但其思路还是清晰的,即采用了汉代元气宇宙论的一般观点。在其笔下,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也可以称之为“太素”和“一”。他借用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一般说法,以元气→阴阳→五行的气化过程,表述元气与万物的生化关系。他在谈到宇宙发生时这样写道“: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第249页)“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师箴》,第309页)天地万物生成后,有形的大千世界千差万别,而其构造材料,均是无形的元一、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如阴阳的升降、动静,五行的相生相克,必然影响事物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因此,嵇康在辨名析理的论战中,引用了元一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其立论的重要依据,支持关于才理、心理、命理、乐理、生理的理论。请看:

   其一,“明、胆”之理与阴阳二气。嵇康在《明胆论》引用了阴阳二气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原理,反驳了吕安关于“明”(聪明)与“胆”(勇敢)关系的论点。吕安认为,聪明者必然勇敢,而勇敢者可以不聪明。这是因为,聪明可以产生勇敢,但勇敢不能产生聪明。嵇康反驳道:阴阳二气在人体分别产生了聪明与勇敢:阳气之精华生成了智慧,使之照见外物,明察一切;阴气之精华凝结为胆气,使之勇敢决断。阴阳二气之间互相感应,互相作用(激发),阳气可引起阴气的运动,所以聪明可以激发勇气,即聪明照见外物,使勇敢有了明确的方向,促使其敢于决断。由此可见,(阳气)聪明对(阴气)勇敢的作用,是激发而不是生成。“明胆异气,不能相生”《(明胆论》,第249页)“,二气存一体,则明能运胆。”《(明胆论》,第253页)再者,并存于人体中的阴阳二气有强弱变化,故聪明和勇敢素质也会有量的差异。只有程度不同,没有独禀阴气的人,仅具勇敢一种品质。勇敢无须聪明而独立存在的说法也不能成立。“案子之言,此则有专胆之人,亦为胆,特自一气矣。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可无阳耶?”《(明胆论),第254~255页》

其二,“公私”之理与元气。在《释私论》中,嵇康指出,禀受元气的质量与人们的素质、生命境界,处世方式不可分割。例如,君子之所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与其所禀气与体质有关。“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释私论》,第234页)“至人”人格高于君子,达到了忘我之境,原因是其素质“抱一而无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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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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