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21: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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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考察秦汉文化的基本形态和递嬗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演进的方向和动因、它价值的取向和判断、它属性的稳定和完善,都依从和听命于一种文化理性精神的规范和指导。这种文化理性精神,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理念贯穿于当时文化递嬗的始终,哲学架构上的阴阳五行观对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联系与沟通,学术形态上的兼容博采、融合贯通。

  

  

   大一统的精神与原则是秦汉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命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文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大一统”的文化。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无根本的区别。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丰富发展。在秦汉时期,其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中,强调“大一统”要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以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尔后,儒、墨、法等诸子学派对此均大力倡导和弘扬,如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主张“定乎一”:“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荀子热情讴歌和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法家鼓吹“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等等,就是他们关于“大一统”的共同心声。他们的宣扬和倡导,遂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了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祚虽然短暂,但继起的汉王朝仍为高度统一的强盛封建帝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形成,遂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是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是《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传统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使得“大一统”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毫无疑义,秦汉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首先是学术文化的统一。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新道家”,自汉武帝时代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次是制度文化上的统一。这在秦代,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等举措,在两汉,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徭役制度、统一的军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统一的选官制度、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其三是民族观念上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这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有集中的体现:“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好相处,互助互补,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是极其卓越的民族思想,也是秦汉民族文化观念的主流,它奠定了秦汉时期民族逐渐融合、国家高度统一的理论前提,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四是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如以铺陈写物为基本特征的汉代大赋,在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杨雄等人的手中,以宏伟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灿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体现了汉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其《太史公自序》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讴歌。

   即使到了东汉后期,现实中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渐趋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儒家的“大一统”理想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顽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仍受到进步思想家的肯定和提倡,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认为,“大一统”“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为此,他汲汲于提倡“弱臣势”,“一法度,尊天子”,“重本尊统”,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伦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在当时再造“大一统”格局的中心内容。由此可见,“大一统”文化精神对秦汉社会生活的指导与规范是贯穿于始终的。

   秦汉时期思想家之所以普遍怀有“大一统”文化情结,既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与现实中的“大一统”格局保持高度的一致,服务于具体的政治需要,也是由于他们在观念深处完全肯定“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所以必须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进行弘扬:“《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理念宛如一条红线,统辖着整个秦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堪称为秦汉文化的灵魂。

  

  

   阴阳五行思想是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大一统”是秦汉文化发展的政治基础,体现着秦汉文化的时代主题,那么,阴阳五行理论就是秦汉文化发展的哲学基础,体现着秦汉文化的逻辑特征。换言之,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构建及其表现形式是受阴阳五行理论的全面渗透与规范的,均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共同的精神图腾。

   阴阳五行思想起源时间,学术界的看法多有分歧。但其系统形成并产生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当在战国中晚期,而以邹衍学说的提出为主要标志。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段文字集中表明了以下几点:第一,邹衍“闳大不经”的阴阳五行说,其本质上也是讲治乱的理论,“必止乎仁义节俭”,这就必然与秦汉时代政治思想的选择并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产生逻辑的联系。第二,邹衍的理论,有自己宏大严谨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互为依存,可以类推,以小验大,以大识小,是典型的天人之学。这一点,必然能给予秦汉时期诸家构筑“天人宇宙统一图式”时以大的启迪,提供哲学的素材。第三,邹衍的学说,充满荒诞不经的色彩,“怪迂之变”,“言讥祥”,并多涉及渺茫不可深究的“天事”,素有“谈天衍”之称,“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这正与秦汉时期文化哲学“神道设教”,充斥粗俗的神学天命论和平庸的自然天道观的时代特征相吻合。第四,“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么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循环发展观,更是为秦汉时期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缔造其历史哲学理论并论证历史、指导现实所必需。

   正因为阴阳五行思想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在秦汉时期很自然也要渗透到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知道,秦始皇在政治上是以法家学说为施政纲领的,然而在哲学观以及制度设置上却是全盘接受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的。《史记·封禅书》云:“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就是明证。其具体措施是,在五帝之中,尊奉颛顼,颛顼又称黑帝或北方之帝,北方属阴属水,故秦始皇按阴阳家之说推五德终始之运,以周为火德,秦代周为水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遂改河水为德水,颜色尚黑,数字用六,定十月朔为岁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制度文化上的反映。

   汉初尊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又称新道家,它的理论特点之一,就是“因阴阳之大顺”。可见它与讲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阴阳家有深厚的渊源。这种联系是以道家的天道观为指导的,因而较少禁忌迷信的成份,较富于客观哲理性。田昌五先生指出,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不仅与儒家有联系,同时也与道家有联系,其区别只在于,“前者推阴阳而言灾异,令人拘而生畏;后者只推阴阳而不言灾异,适应自然之化而为治”;即所谓“与时迁移,因物变化”。然而虽有区别,但黄老之学本身为阴阳五行思想所笼罩乃是不争的事实。

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联系更是十分明显。《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这里,董仲舒虽然没有明言五德终始,但其“受命”之说,则显然是据“五德终始”理论推衍而来。因为各代各据其“德”,各“德”各有其特殊的颜色、符瑞、服制,这样才有了改正朔、易服色的必要。同时这也表明,董仲舒的确是按照阴阳五行思想,明白地将人事与天意置放在同一系统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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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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