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辩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01: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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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  

   内容提要:经考证,《世说新语·文学》刘峻注引关于易象问题的未署名文章,是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论》。东晋咸康六年,孙盛与殷浩就“易象妙于见形”发生了论战。孙盛认为易象揭示了“卦气”的运行奥秘,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道);殷浩则认为易象不可能完全表达圣人的思想,应当运用形名方法,通过分析形器的外在现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规律(道)。这是魏晋玄学义理派与传统象数派在东晋新形势下的思想交锋,为韩康伯以义理为本融合象数的新易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并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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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咸康至永和时期,玄学清谈达到了鼎盛。作为“三玄”之一的《周易》,自然是重要的论题,留下了一些针对易学问题的论战记载。但仔细分析这些文献记载,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十分罕见,其中《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一场关于“易象”论战,对了解东晋易学关注的问题有重要意义。见下: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据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引程炎震先生的考证,认为论战发生的地点是建康,参加者为殷浩、孙盛、王濛、谢尚与后来加入的刘惔。时间应当发生在咸康六年(340)。“此王、谢是王濛、谢尚,非逸少、安石也。知者以此称会稽,不称抚军与相王,知是成帝咸康六年事。当深源屏居墓所之时,濛、尚同为会稽谈客。安国虽历佐陶侃、庾翼,容亦奉使下都。若安石、逸少,永和中始会于都下,安国方从桓温征伐蜀、洛矣。注不斥言王、谢何人,殆阙疑之意。《晋书》惔传取此,并没王、谢不言。”①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时间、地点与人物,没有什么争议。分歧比较大的,是刘峻在“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文字后面的一段注文,见下:

   其论略曰:“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

   刘峻以上注引的论文(以下简称“刘注引文”),是阐发《周易·系辞》关于易象与形器关系的论述,认为卦爻象(以下简称“易象”)的思想层次高于形器或具体物象(以下简称“形器”)。这种看法在学理上没有什么新意,在古代属于一般常识。问题是,刘峻没有写这段注文的题目与作者,只是称为“其论略曰”。因此学术界出现的分歧是,它究竟是出自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还是殷浩的反驳文字?对此问题,自清代迄于当今,皆有不同之观点:

   1.清儒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归于孙盛名下,名为《易象妙于见形论》②。为什么将该文视为孙盛的作品,马氏没有解释,但从历史文献看,似乎没有问题。因为这段注文附于“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后,是解释这句文字的。《晋书·孙盛传》明确记载,孙盛曾作《易象妙于见形》。“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③《晋书·刘惔传》:“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晋书》卷七五,第1991页)有这些文献的支持,加上注文的内容的确是论证“易象”的理论层次高于“形器”,所以近现代大多数学者基本主张此文属孙盛。

   2.清儒严可均在《全晋文》中,将刘注引文归于殷浩名下,名为《易象论》。④为何认定是殷浩的作品,严氏也没有解释。从文献学上看,这种观点缺乏支持。因为历代文献中没有殷浩著有《易象论》的记载。当代著名易学史家朱伯崑先生支持严氏的观点,他说:“就刘注引文的内容看,严可均说可信。此论乃殷浩对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的反驳。”⑤李中华等学者亦表示赞同。⑥朱伯崑先生认为,孙盛属于儒家象数派,注重易象,忽略易道;殷浩属于魏晋玄学义理派,注重易道,忽视易象。朱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刘注引文表现出的学术倾向是重道轻象,符合玄学义理派特点,著作权应归殷浩,不可能是象数派孙盛的作品。为此朱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中,作了四千多字的长篇论证,但论证过程多有牵强之处,难以令人信服。以下按朱先生论证的两个步骤展开讨论。

   第一步,排除刘注引文不是孙盛《易象妙于见形》。

   魏晋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易学流派,经常互相攻击。孙盛属于传统象数派是没有异议的,曾撰文攻击义理派的代表作——王弼的《周易注》,他说:“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⑦大意是说,王弼摈弃了以卦气说为基础的象数方法,只是用华丽的辞藻虚谈玄理。朱伯崑先生论及孙盛易学的特点时说:“其论易,不排斥取象说和卦气说,认为易象的变化,体现了事物的变化。”这种对孙盛的学术定位法,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是,就刘注引文看,很难确定其学派归属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因为该文的内容是论述“易象高明于形器”,这一说法源于《系辞》与《说卦》,乃是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共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开掘殷浩与孙盛两人其他的相关思想资料。殷浩留下的文字甚少,而孙盛则比较丰富。于是孙盛攻击老子的文章《老子疑问反讯》与《老聃非大贤论》,成为朱先生研究的重点。这两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宇宙大道不是个虚玄之物,而是通过顺应事物的变化,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体道的圣人与悟道的大贤对道的运用,是顺应社会变化,或推行仁义、或发动战争,体现在有为的政治形迹中。“道之为物,唯怳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值澄渟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⑧以此为依据,朱先生对孙盛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归纳:

   圣人之道即表现于其所推行的政迹中……以上这些材料表明,孙盛反对脱离形器和事迹追求抽象的道。就易学问题说,他认为阴阳变易之道即存于卦爻象即其所取的物象中。这是继承了汉易的传统。(《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374页)

   朱先生将“脱离形器”“追求抽象的道”,视为魏晋玄学的特点,说明他对魏晋玄学不是十分熟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术界多认为魏晋玄学崇尚无形的“道”,忽视有形的政迹,其义理易学是空谈易道,反对象数;魏晋儒学则注重社会政治,反对老庄之道,在易学领域继承了汉代象数方法,反对空谈义理。就是这种虚假的理论前提误导了朱先生,使其认为玄学的特点是“谈无说空”,崇尚虚无,忽视形迹,“贵道贱器”。其实并非如此,崇尚虚无,是西晋元康贵无派特点,不是玄学的主流。魏晋玄学主流派的特点,是确立事物“自然之性”的本体地位,从王弼开始,到郭象完成。王弼虽然贵“无”,但“无”通过“有”(自然之性)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例如王弼《大衍义》中的“太极(无)”,并非虚悬的存在,而是通过“有”即有形事物的运动,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⑨至于孙盛的《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表达的圣人之道通过圣人政迹表达的思想,正是典型的玄学政治史观,具体可说是郭象圣人哲学的回声:“夫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圣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故皇王之迹,与世俱迁,而圣人之道未始不全也。”⑩

   朱先生将孙盛哲学特点定为“贱道重器”,并以此为据,作出了牵强附会的推理——对孙盛《易象妙于见形》题目的内涵作了违反常理的解读:

   据此,其所著《易象妙于见形》的宗旨是,事物及其变化之道皆显现于卦爻象及其所取物象之中。“妙于见形”是说,其神妙的变化表现于形象之中,本于《说卦》文“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按王弼派的易学,区分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如韩伯,以卦爻象为形而下的形器之物,从而贵道而贱器。孙盛则认为,《周易》所讲的变化之道和阴阳不测之神,即存于卦爻象和所取物象之中;卦爻象是有形的,穷神知化不能脱离有形之物,此即“易象妙于见形”。(《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372-373页)

   朱先生将“易象妙于见形”中的“于”解释为“表现于”显然不妥。魏晋人使用“妙于某某”,是指“比某某高明”。孙盛在其它文章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他批评王肃颠倒“皇”与“帝”称号地位高低的错误时说:“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创号,五帝次之。然则皇之为称,妙于帝矣。肃谓为轻,不亦谬乎。”(11)显然,“易象妙于见形”的意思是“易象比具体形器高明”。无论汉儒象数派还是魏晋玄学义理派,没有人将易象与形器等同看待。遍查玄学家王弼与韩康伯的著作,没有发现他们有“以易象为形而下的形器之物”的言论,因为这是易学的基本常识。《系辞》说的很明确:“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大意为,圣人发现了事物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奥秘,却难以用语言表达言传,便采用了象征性的符号——易象表达。(12)与现代人对“抽象”一词的理解近似,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所说:“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的过程。”(13)现代人用概念表达,《周易》用易象表达。或者说,易象是圣人表达多种事物共性的象征性符号,怎么能等同于具体形器呢?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14)

   第二步,论证刘注引文是殷浩反驳孙盛《易象妙于见形》的文字,是殷浩的《易象论》,主要依据有以下两点:

   其一,刘注置此论于“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下,未置于下文“孙语道合,意气干云”句下,表明此论乃殷浩的言论。“孙语道合”,乃对注引殷浩说的答辩。其二,此论的主旨是,不赞成取象说,以卦爻象为影迹,同玄学家的贵道贱器说相合。……就卦象说,它只是用来表达祸福的形器……由于一卦之象,不限于一事一物,所以乾坤卦象不与天地或阴阳之道齐妙,巽坎卦象不与风雨之变同体。意思是,变化之道居于卦爻象之上,卦爻所效之象,只是变化之道的影迹,影迹是不能与道齐妙的。可以看出,此论是利用卦爻画所取之象不限一事一物,无其固定内容,从而认为卦爻象只是表现义理的工具,或变化之道的影子,这同韩伯说的“托象以明义”,“形而上者可以观道”等尊道贱器说是一致的。(《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376-377页)

朱先生提出的两个理由,都难以成立。其一,关于刘注引文所处位置问题。众所周知,魏晋清谈的规则是,有人提出某种观点或撰写了某篇论文,其观点有争议,便成为清谈中的论战题目。《世说新语·文学》所言“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是说孙盛已经写了论文《易象妙于见形》,成为清谈中的论题,殷浩针对这个题目与孙盛辩论。刘峻的注文,是解释孙盛文章内容的,因此只能放在“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下。朱先生认为应当放在“孙语道合,意气干云”句下,显然不合理。因为清谈中的往返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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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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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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