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记朱永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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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 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 974年前后,毛泽 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 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 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 。”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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