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寻找最初的“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6 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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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 (进入专栏)  

  

  

   【摘要】“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尽管关于甲骨文中有无“仁”字尚无定论,但是甲骨文已经有了“仁”字的原形。从“夷俗仁”、“相人耦”的风俗习惯入手,可以发现仌、夾、乘、化、尼、弔六个字形,分别是东夷民族二人相亲、抱哺其子、抵足而眠、靠背而卧、男女之爱、追孝父母诸风俗的写照,它们共同成为酿造“仁”的文化土壤。西周有“心”符之“德”源于并超越殷商无“心”符之“德”,其强调“怀保小民”、“以民为鉴”,可能系受东夷“相人偶”精神的影响。西周的“德”字与战国时的“忎”(仁的古字)之间存在联系。“忎”最早源于母亲对胎儿的关心。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簋器铭》,比学术界公认的首次见于战国时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仁”字,要早约五百余年。“仁”经过孔子的加工上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仁;忎;夷;仌;夾;乘;化;尼;弔

  

   “仁”是先秦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仁”盛行于春秋时代,此后经久不衰。“仁”来源于东夷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东夷民族古老风俗习惯的抽象化反映。商代甲骨文中的“仁”字原形正是对东夷民族这一精神文化成果的象形表述。西周时,“德”的思想是对“仁”的一次政治移植。“仁”被视为与宗法血缘意识相联系的个体自然人的优秀品质,春秋时的“仁”成为与个体自然人的美好外观形象相对应的美好内心素质,经过孔子的加工和提升,“仁”升华为君子应当必备的全部美好品质的集合体和美好社会的最高境界。“仁”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曾经产生巨大影响,乃是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仁”虽然盛行于春秋时代,但其既非无源之水,亦非突兀降临。因此,寻找“仁”的精神源头和“仁”字的古老原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仁”的本义和特征的通说

   一般认为,“仁”产生于春秋时代。“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1}在春秋时代,“仁”的使用率极高。比如,《左传》“仁”字33见,《国语》“仁”字24见,《论语》“仁”字109见。当时的知识界对“仁”的含义作了概括。比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成公九年》:“不背本,仁也。”《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合为仁。”《国语·周语下》:“言仁必及人”;“仁,文之爱也”、“爱人能仁”。《国语·晋语一》:“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楚语下》:“明慈爱导之以仁。”《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种对“仁”的认识和探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比如,《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告子上》:“仁,人心也。”《孟子·尽心上》:“仁者无不爱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墨子兼爱下》:“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仁矣”。《庄子·天地》:“兼爱无施,此仁义之情也。”《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表记》:“仁者人也,道者义也”;“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僭怛,爱人之仁也。”《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荀子·君子》仁者,仁此者也。”《吕氏春秋·爱类篇》:“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到了两汉,由于经学特别是文字学的发展,当时的知识界对“仁”字的含义和构造作了简洁的概括。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爱人类”似乎多少超越了“爱人”的政治界限而更具有哲学色彩。东汉郑玄谓:“爱人及物曰仁,上下相亲曰仁。”{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从文字学角度总结道:“仁,亲也。从人二。忎,古文仁,从千心。[尸二],古文仁,或从尸。”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注释“仁”字时,直接援引东汉郑玄的研究成果仁,亲也。见部曰:亲者,密至也,从人二。会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耦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大射仪》: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人耦也。《聘礼》:每曲揖。注:以相人耦为敬也。《公食大夫礼》:宾入三揖。注:相人耦。《诗·匪风》笺云:人耦能烹鱼者,人耦能辅周道治民者。正义曰:人耦者,谓以人意尊尊偶之也。《论语》注:人耦同位人耦之辞。《礼》注云:人耦相与为礼仪皆同业。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谓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谓仁乃是人之所以为人也。与《中庸》语意皆不同。如邻切。忎,古文仁,从千心作。从心千声。[尸二],古文仁。或从尸。按古文夷亦如此。”{3}

   《说文解字》又云:“唯东方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之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关于“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君子国在奢比之尸北,其人好让不争。”《大荒东经》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关于“让”,《春秋谷梁传·定公元年》谓:“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

   许慎和郑玄的论述似乎汇集了至东汉为止,古代社会主流知识体系关于“仁”字字义的正统记忆,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这些记忆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这些信息又使我们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

   第一,在古文字中,“人”、“夷”、“仁”是通用的,三者可以互代。{4}三者之中,“人”是基础。“人”在先而“仁”在后。在今天所见的“仁”字产生之前,曾有忎、[尸二]这两个更久远的字形。“仁”所孕育和承载的内涵最早是由“人”字来承载的。因此,由“人”、“夷”衍生而来的具有观念意义的“仁”,最初曾经植根于人们日常朴实无华的生活,它天然地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神的关系。

   第二,“仁”所涉及的“人”的最初领域,首先是作为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的成员——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因此,“仁”重视亲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从亲人的群体关系出发来塑造“仁”的形象。

   第三,“仁”也重视一般的非血缘性的人际关系,即“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亦即以人相待,把别人当作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彼此都把对方当作人来看待,你如何对待我,我便如何对待你,你不愿意别人如何待你,你便首先不要这样待人。

   第四,“仁”的本质特征是“相人耦”,即“人相偶。”{5}“相耦”的合作精神体现在日常礼仪(相揖)、日常生活(烹调)、生产(捕鱼)、政治活动(君臣合作)等方面。

   第五,“夷俗仁”。“仁”的本义与“东方之人”、“东方之族”、“东方之地”的风俗有着某种联系。“仁”既不是上天派生的,也不是个别圣人创造的,它来源于古老民族的生活和风俗。这种风俗曾经为古老先民视为平常之事、见惯不惊。

   第六,作为东夷后裔的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他在困顿之际曾经向往“九夷”,晚年又因“西狩获麟”而止笔,这些故事似乎披露了他内心隐藏的东夷情节,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仁”与东夷民族的历史关系。{6}总之,许慎、郑玄的总结代表了至汉代为止的古代知识体系对“仁”的共同认识,它们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至此,我们不禁会问:春秋时代盛行的内容丰富且深邃的“仁”,是突然间产生的吗?其源头在哪里?

  

   二、甲骨文中是否有“仁”——古文字学界的一场争论

   甲骨文里面有没有“仁”字?这要从近百年前的一场争议说起。1913年罗振玉《殷虚书契》(即《殷虚书契前编》上虞罗振玉日本永慕园影印本1913年)卷二第十九葉第一行收录一片甲骨,其卜辞中有疑似“仁”字字形,但未注释。直接看来,这个字俨然就是“仁”字。十年后,商承祚编、罗振玉考释《殷虚文字类编》(番禹商承祚不移轩刻本1923年)卷八第一葉释右第三行第一字形为“仁”字。1934年孙海波编《甲骨文编》(大东书局1934年)、徐文镜《古籀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均取商承祚之说,列为“仁”字。

   但是,早在1934年,就出现了对甲骨文有“仁”字的质疑。叶玉森所撰《殷墟书契前编集释》(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1934年)卷二第三十四葉著录此条卜辞,并注:“亻上不完,似非仁字。”1947年,于省吾撰《释人尸仁[尸二]夷》指出:“商承祚编《殷虚文字类编》第八有‘仁’字,系误摩”;“初无仁字,后世以人事日繁,用各有当,因别制仁字。仁德之仁,至早起于西周之世。”{7}1953年,董作宾作《古文字中之仁》,指出:“甲骨文中,所谓仁字者只此一见,由于误认”该字“右边二字,乃是记卜兆次数之数字,正在卜兆上,与下方之一同,非仁字右边之二也”。{8}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第339页只列“仁”字形并注:“前二、一九、一”,但并未加注释。1965年,李孝定编著的《甲骨文字集释》将“仁”字列入“存疑”类,并指出:“商承祚《类编》八卷一葉收作仁,海波编《文编》八卷二葉下亦收此作仁”。亻旁的“二”及下文的“一”,“并卜辞序数,非仁字。古人、仁当无别,仁应是后起字。”{9}同时,一些知名甲骨文学者在其著述中大都未列入“仁”字。

   纵观古文字学界的意见,否定甲骨文有“仁”字的意见似乎成为主流意见。归纳起来,这些否定意见又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逻辑否定论。简而言之,即先立一个前提——“仁”产生于西周春秋,因此,在这个时代之前,不可能有“仁”。其代表意见如下:阮元(1764~1849)《论语论仁论》云:“故仁字不见于尚书虞夏商书。《诗》雅颂《易》卦爻辞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为仁字,……然则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后乎?”{10}郭沫若1944年在《孔墨的批判》中指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11}侯外庐:“‘仁’字在可靠的古书中,不但不见于西周,而且不见于孔子以前的书中”;“更据地下材料,‘仁’字不但不见于殷代甲骨文,更不见于周代吉金,其为后起之字,实无问题。”{12}白奚仁的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最早也早不过西周,因此,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极为深刻而重要的观念来自比西周还要早一千年的夷狄之邦。”{13}于是,从历史逻辑来看,殷商甲骨文不应当有“仁”字。

   第二类是具体否定论。首先是董作宾提出的“仁”字之“而”实为卜辞序数说,如前所引;其次是崔志远的“仁”字之“彳”实为“羌”字说。{14}另外,容谷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15}第三,“甲骨文中,所谓仁字者,只此一见”,是个孤证。{16}

   针对逻辑否定论,我认为,从风俗到语言再到文字,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即使在文字领域,还有从文字符号到符号文字再到正式文字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这个过程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获知,更无法客观再现。因此,不能简单以我们今天获知的其实远未完全的材料来划出一个标准,并用这个标准去作出判断。

针对具体否定论,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原版甲骨卜辞,就会发现,董作宾提出的“仁”字右侧之“二”实为卜辞序数说,似乎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从甲骨卜辞版式来看,大凡占卜的序数,是为了便于占卜人员识别记忆的,故都刻在卜辞版面的空隙显眼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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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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