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齐鲁法文化与中华法系的精神原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15-09-11 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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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齐鲁法文化是在继承东夷文化和商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齐鲁法文化的古老精神渊源,可以通过诸如仁、礼、律、刑、法、德等典型甲骨文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来把握。这些精神元素在春秋战国被齐鲁的思想家们发展成为仁政、礼治、德治、人治、法治等理论和司法艺术,并且对后世形成的中华法系施以重大影响。齐鲁法文化的精神元素构成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原点。

   【关键字】齐鲁法文化;中华法系;仁;礼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先秦地域法文化也许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或研究方法。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将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我们久已习惯的对法律制度、法律人物、学术派别的经济、阶级式的定性,深化为历史文化式的定性。傅斯年、蒙文通、王献唐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并有《夷夏东西说》、《古史甄微》、《炎黄氏族文化考》等名著行世,为今天的地域法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学术界在齐鲁文化研究方面业已取得丰硕成果。可以相信,引进地域法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有利于客观多元地再现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有利于探索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

  

   一、齐鲁法文化的定义

   法文化是由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所构成的系统。从西周建国至秦汉统一王朝确立,中国古代法文化曾呈现出分散的状态,表现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法文化大体有三种:齐鲁法文化、晋秦法文化和荆楚法文化。它们各自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法律价值观,都取得了丰富的法律实践成果。齐鲁法文化是以西周初分封的齐国鲁国为其地域范围,历经西周、春秋、战国数百年而形成的法律文化传统。齐鲁法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植基并直接继承了古老的东夷文化成果,又兼而吸收了殷商、西周的法律文化因素,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毋庸讳言,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经济生活和治国方略的差异,齐鲁两国在历史传统、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这种差别可能从西周封土建国之初就出现了。鲁之立国,以殷遗民为臣民,以周礼为国策;齐之立国,以土著夷人为臣民,以当地夷俗为国策。齐鲁之间的差别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鲁国重视人们先天的血缘联系,故提倡“为国以礼”,齐国则重视人们后天的能力贡献,故尚贤使能;鲁国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我修养和表率作用,故主“人治”,齐国则重视政令的规范作用,甚至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鲁国重视伦理感情的教育感化和自觉克制、自我约束,希望通过教育使百姓“有耻且格”,齐国则重视物质利益对人们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与民分货”;鲁国相对重视德治而忽视法律的强制作用,齐国则将道德与法律置于同等地位,等等。这种差别的确也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差别在主张“缘法而治”、“重农抑商”、“以刑去刑”的三晋法家面前,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显著了。特别是由于齐鲁二国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且最后毕竟融合为一了。齐鲁两国的法文化的同源、并行、融合,正反映了两国法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通过传播、碰撞、浸润、融和的漫长过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齐鲁法文化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和制度体系。在漫长的历史画卷里,齐鲁二国法文化的阶段性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把齐文化和鲁文化放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去审视、去分析、去比较,就会发现,看似内质差异巨大甚至许多学说观点针锋相对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在更深层次上却是相似相通的,同属一个文化体系。”{1}齐鲁法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众多学者、学派和政治家们的实践。孔子、管子、孟子、墨子、晏子、吴子、慎子、孙子、邹子、荀子等诸家的思想,不论其政治倾向是贵族还是平民,其哲学是唯物还是唯心,其学说是王道还是霸道,其策略是德治还是法治,都成为齐鲁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齐鲁法文化还注意吸收其他地域法文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营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至战国末期日臻成熟,为后来的中华法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齐鲁法文化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中华法系均施以重大影响。中华法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无不可以从齐鲁法文化那里找到其最古老的原型。

  

   二、齐鲁法文化的古老精神渊源

   王国维先生说过:“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2}“东方”指的就是传说时代的东夷,“政治文物”即应包括法文化成果在内。傅斯年先生提出,三代历史呈现东西对峙之势,“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3}从思想精神、典章文物的角度来看,东夷殷商多创造了精神产品,如关于仁、礼、律、刑的观念和“刑名从商”的立法成果之类;而夏与西周则把这些产品加工成为可以操作的制度外壳,如夏人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周人的“父子兄弟,罪不相及”[2]等等。东方的仁、礼精神在西方培育出“怀保小人”的德政和完备的礼乐制度。而秦国之律仍然与东夷的战鼓之音发生共鸣。正是这种软性文化和硬性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浸润,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持续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远古社会的众多文明成果大都与东夷有关。{4}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法律文明也肇始于东夷。殷商源于东夷之一支,两者存在同源关系,具有共同的信仰、习俗、语言,也许还包括文字。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或曰陶器符号)“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5}这些象形符号与古汉字相似的程度非常高,应当属于原始文字。{6}因此,至商代时业已十分成熟的甲骨文当中,很自然地凝结了大量东夷民族的生活经历。这样,甲骨文字材料不仅是研究商代历史,而且也同时是研究东夷民族史的重要材料。换句话说,经过漫长的岁月,东夷民族对许多事物、现象、行为的见解,逐渐演化成集体的共同意识,当象形文字产生时,这些意识便自然地融化在文字的笔划之间。不无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几乎都是用于祭祀占卜的特殊语体的文字,而不是《尚书·多士》所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的那种日常纪事议论的文字,从而为我们全面把握甲骨文的含义带来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甲骨文的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结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甲骨文是研究史前史的活化石。于是,我们便有机会将像解剖化石那样剖析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个甲骨文字,从中探测它所蕴含的原始意义和思想观念。

   第一是“仁”.在甲骨文中,侧立曲膝拱手的“人”字不是泛指人类的“人”,而是特指东夷的“人”。按照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甲骨文中没发现“仁”字。但是,有一个字也许应当重新认识,这个字被释为“化”字。{7}其字形是由两个“人”形并列,左侧的“人”正立,右侧的“人”倒立。右侧倒立的人后来变形为“匕”。笔者推测,这个字就是最早的“仁”字。而由“人”和“七”组成的字才是“化”字。这是因为“匕”和“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字。“仁”与“化”形近而混,人们但知有“化”,不知有“仁”,故以为甲骨文中无“仁”字。甲骨文的“仁”字形,表示两个人背靠背地躺在床上,抵足而眠。这正是东夷人的风俗,即所谓“夷人仁”。试想,在北方寒冷的夜晚,篝火已烬,亲人们相亲以热,互相呵护。《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礼记·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仁,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相人偶”这一解释切中要点。偶即匹配、对应、相互之义。“相人偶”即彼此彼此,你和我一样,你如何待我,我便如何待你。遥想早春三月,适龄男女,奔而不禁,互相爱慕,抵足而眠;母亲育子,疼爱有加,夜乳之余,抵足而眠;年轻战士,战斗围猎,白日鞍马劳顿,天黑抵足而眠。“相人偶”正凝练地展现了远古氏族人群之间的相互之爱。故“仁者爱人”这句话,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仁”的本质特征。西周已有“仁”字,《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西周的“仁”应当是与宗法血缘意识相联系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体自然人的一种优良品格。在春秋时代,“仁”字已经广泛用于民间,故在民众的诗作中出现。比如,《诗经·郑风·叔于田》:“不如叔也,询美且仁”。《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春秋的“仁”概指个体自然人的与外在形体之美相对应的内在之优秀素质。孔子言仁论仁者最多。经过孔子的加工完善,“仁”成了君子必备的一切美好品德的集合体,同时还是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仁”是最普遍、最深层次的价值观。

   第二是“礼”。“礼”与战争和祭祀活动密切联系。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甲骨文里,“礼”写作“豐”。表示以礼器“豆”盛“丰”,以奉献于祖先神面前。祭品即“丰”,义为以绳索穿上三只玉琮。玉琮即射箭的辅助用具,有似班指。玉琮象征猎获物或战利品,用它祭祀祖先神,感谢祖先神的保佑,祈求神灵相助多打胜仗。良渚出土玉琮上多有“神人兽面”图像,其神盖即战胜之神蚩尤,其兽盖即独角兽。祭祀活动常常伴以歌舞和誓师、献俘仪式,还有颁布军令、行赏施罚之类。当然,祭祀活动还需要钟鼓之音来指挥调度。于是,礼就逐渐演化成一种神圣威严的仪式和行为规范。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还包括内容丰富的风俗习惯。{8}在母系氏族时代,礼曾经以维护母系的支配权力为特征。在进入父系氏族时代之后,礼逐渐以维护父系的支配权力为特征。到了战国时代,魏国和秦国都严厉禁止入赘,其宗旨与其说是为了鼓励壮男自立门户,不如说是清理母系氏族的残余影响。因为,男子入嫁女家,正是母系氏族的习惯。礼经历了夷礼、夏礼、殷礼、周礼诸阶段。周礼代表着父系宗法家族之礼的全胜时代。西周之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国家政权形式上的表现是宗法贵族政体,在法律基本精神上的表现是宗法伦理的差异性,在司法方式的表现是“帅刑先考”、“议事以制”的“判例法”。春秋以降,伴随着礼崩乐坏,世袭的宗法贵族政体开始解体,礼的作用便日益萎缩。但是,只要是农耕生产方式和家族细胞存在,礼的精神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是“律”。“律”在甲骨文里写作“聿”,其形为以手执木槌以击鼓之状。至于“笔”字,乃后起之义。在远古时代,战争是关系部族全体成员生死存亡的大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团结勇敢之外,还需要有经验和绝对权威的强有力的指挥者。这就需要统一的号令。当时指挥战士打仗靠得是战鼓。即以战鼓之音调节拍来传递信息和命令。于是,久而久之,战鼓之音就成了军法军令的代名词了。东夷人很早就发明了鼓。据《周礼·冬官·考工记》,战鼓的名字恰巧就叫作“皋陶”。军法军令是法律的最初形式之一。军法军令具有无上的威严,谁违背了它,都要受到严厉制裁。所谓“弗用命,戮于社”。军法军令常常在战前誓师时宣布。其内容简洁明确,通俗易懂,便于记忆,也便于战后论功行赏,论罪诛罚。{9}因此,军法军令与成文法(即制定法)有着天然的联系。成文法的构成要件无不可以从军法军令那里找到其原型。战争和牧猎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凡是具有牧猎传统的民族似乎天然地倾向于成文法。律这一法律规范形式之所以最早在战国时代的秦、魏出现,绝非偶然。在这种法律下面,在特殊场合下,人们的身份差别有时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同时,领导者的权威也随着法律的权威而同步增长。古老的军法军令的威严要靠专职人员来维护,于是最早的法官—军事法官便产生了。据传,我国第一个大法官是东夷的皋陶。《诗经·鲁颂·泮水》赞美鲁国法官像皋陶一样精明。《墨子·明鬼》则对齐地的神羊裁判津津乐道。军事法官的标准是秉公断案和精通律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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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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