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孔子的贵族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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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贵族精神表现为对于个人人格和首创精神的推崇,这种精神的产生既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又具有哲学上的理论依托,尤其体现了对于"仁"的哲学理念的契合。正是这种贵族精神与中国判例法传统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中国的贵族精神虽然在战国以后整体上受到了重创,但它依然在士大夫乃至寻常百姓中以新的方式顽强地宣示着自己的存在。

关键词】孔子|贵族精神|礼|仁|判例法

一、孔子贵族精神的总体风貌

   这里所谓孔子的贵族精神,是指孔子对贵族精神之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界定与阐释。

   西周建国伊始,便确立了以“任人唯亲”为原则的、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为程序的、以“世卿世禄”制土地分封制为基础的宗法贵族政体。在贵族领域内,贵族不仅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还拥有对土地之上的居民的无限支配权。同时,血缘网络把贵族内部上下级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贵族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权力,因此,贵族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在上级贵族面前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一个领地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领袖的个人素质。在政治舞台上,贵族个人的性格、品行、文化涵养等,都直接产生政治效果并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充分肯定个人(统治阶级成员)的人格力量和首创精神。当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狭隘的宗族血缘意识和一定程度的宗教鬼神观念。这些因素在战国时期得到较彻底的清理。

   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的政治权力即对领域的统治权,在政治上来源于国家最高权力,在时间上靠嫡长继承制得以延续,在空间上靠其他贵族的承认和平共处得以维系,在内部靠贵族集体的合作得以实现。在形式上看,贵族的权力是从祖先那里凭借血缘标志继承而来的。这种权力是稳定的,无约制的,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掌握权力的贵族的心态是从容的,没有危机感。他没有必要刻意地说什么和做什么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不辱父辈之命,并为后世留下好的范例。因此,一个有一定觉悟的贵族领袖必须立足于自身,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施政能力,唤起臣僚的敬佩,赢得部下的效法,获取百姓的赞誉。从而把领地治理得更好。

   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领袖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尚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疤;齐王喜衣紫,上下无异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产生三种社会效果:一是使贵族领袖个人十分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避免产生“望之不似人君”的现象;二是使贵族统治集团非常重视贵族领袖个人的人格的作用,从少年开始进行文化素质方面的训练,并且用贵族集体的力量对贵族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格施加影响、匡正其弊;三是在贵族集团中形成了公认的人格道德观,它成为贵族集团的内部法律。

   贵族精神既然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就本能地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贵族精神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在贵族法官心中,人是法的主人而不是法的奴仆。一个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创造牲精神的贵族法官,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经过苦心熟虑对哪怕是十分疑难的案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裁断,而不愿意像成文法时代的执法之吏那样,把案情和法条排在一起,像做加法一样容易地得出结论。不仅如此,贵族法官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用司法来实现立法。在贵族法官看来,正如同贵族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当然,他们仍然恪守遵循先例的原则。可是,在选择以往判例,从中引伸出具体法律原则,并将它运用到现实案件的审判中,这一过程本身就容纳和体现着法官的机智、敏锐和果断。这一过程,与其说是遵循先例,毋宁说是裁判历史和发现法律。此间,贵族法官对历史和习俗的谙熟与理解,对现实生活的通晓与把握,使他成了一位头戴法冠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这一社会角色是后世只明白“法令之所谓”的执法之吏远远不能比拟的。

   优秀贵族执政者的标准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德行操守,称作“直”,正直无私,不偏不倚,公平无颇;二是知识广、阅历演化,称作“博”,熟知历史与现实。一个真正的贵族执政者,不仅能够做到出入合矩、进退合礼,更重要的是满腹经纶。在外交场合,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将雅颂之诗信手拈来、击节吟诵;在誓师动员之际,他能够如数家珍地追溯祖先的足迹和武功,催人奋进;在司法审判中,他能够在无数先例故事之中探囊取物般择其最宜于时者,画龙点睛,一语破的,令人折服。为达到这个目标,最为有效的手段是学习。而“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便完成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这些通晓历史、熟读“春秋”的贵族一旦执政之后,便一身而二任:既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既是裁判官,又是教育官;既是民之长吏,又是民之父母;既读有文之简,又写无字之书。总之,他们所具备的综合人文素质本能地使他们始终成为一个真正的贵族。

二、孔子贵族精神的社会基础与哲学依据

   从某种角度而言,孔子的贵族精神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么,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又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简洁的变革路线是:宗法奴隶制贵族政体→封建贵族政体→新兴地主阶级的集权专制政体。这个过程延续了数百年。在宗法奴隶制末期,“公田”以外的“私田”,成为中下层奴隶主贵族的新增财产。而在“私田”上劳动的大多是逃亡奴隶,并成为新式的“隶农”。“隶农”比奴隶具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因此生产积极性也更高。另外,一些非贵族出身的新的土地所有者产生了。他们通过战功、买卖或通过组织开垦荒地而获得土地。这两种土地所有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前身。他们与土地上的耕耘者建立了新式的地租关系。铁制工具的推广,使三口五口之家成为基本生产单位,钟鸣鼎食的宗法大家族与“礼崩乐坏”同步式微。总之,春秋时代存在着三种生产方式:一是奴隶式的生产方式,二是农奴式的生产方式,三是佃农式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对应的是三对阶级:一是宗法贵族与奴隶;二是土地贵族与农奴;三是地主与佃农。

   孔子的立场既不像宗法贵族那样守旧,又不像新兴地主那样激进。他的立场是中庸的,即封建贵族的立场。这种政治主张,既可以延续过去的贵族政体,又体现了对平民阶级的宽容。总之,守旧与创新合到了一处。孔子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领袖。这个血统高贵但处境贫寒的平民子弟,心中憧憬着先祖的荣光,又亲身感受着平民的艰辛。出于对“君子”与“平民”对立统一性(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深切认识,他要求在上者严格约束自己,对平民持以最大的宽容,以维系封建贵族的永恒统治。

   孔子的理论基础是“仁”。《说文解字》:“仁,从人从二。”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的学问。当然“礼”也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的。但“礼”所涉及的人,是宗法血缘家族中的人,是具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使“礼”成为诸如“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良、弟悌”之类的道德伦理规范或观念。“仁”不同于“礼”,“仁”讲的是社会政治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君主”与平民的关系,还有君主与臣僚的关系。

   就“仁”的哲学内涵而言,“仁”的本义是:“从对方的瞳孔中发现自己的影像”。于是,一切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个体,自然人,便都汇聚到“仁”的旗下,获得了平等的普遍价值。你我都是人,便都应以人相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不仅折射出人的“类”的概念,而且还宣示了与过去血缘社会迥然相异的新兴道德与世界观。“仁”成了改造旧世界缔造新世界的伟大旗帜。孔子的“仁”与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在社会权威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如果能够达成良性结合,便足以成为促进古代社会飞跃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这样进行。

   孔子把人间一切最美的道德品行,人间最合理最美好的理想,都附着在“仁”上面。同样地,他把实现“仁”的一切希望也全部放在“君子”上面。君子要像个君子,否则就不是君子。与血缘身份相比较,君子更重要的是他的道德品行。君子要像个君子,必须完成一系列道德规范,如温、宽、信、敏、惠,等等。这些道德条目本来就只为“君子”所设计,与平民无涉。因此,孔子说“君子有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但是,由于“小人”(劳动者)充当了让君子去“宽”,去“温”,去“惠”的条件或对象,因此,“小人”便成了君子实现“仁”的实验场。这与孟子所谓“无小人莫养君子”如出一辙。

   孔子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君子”身上,也要求“君子”要像个“君子”。换句话说,他要求“君子”要像个贵族,要具有贵族精神。在这里,“君子”与贵族精神是划等号的。

   孔子的贵族精神与夏、商、西周的贵族精神是不一样的,夏、商、西周的贵族精神包括迷信鬼神,注重仪式,强调血缘差异,有时也迷信暴力。而孔子的贵族精神,包括“敬鬼神而远之”,注重个体自然人的真实感情,淡化血缘符号,注重宽容与教化。如果说,夏、商、西周的贵族精神,表现为强调血缘高贵,藐视民众,注重仪式与威严的群体风尚的话,那么孔子的贵族精神,便是强调道德情操,悲天悯人,同情弱者,温文尔雅的优秀的个体自然人的形象。

   孔子不仅提出了贵族精神的标尺,即君子应该达到的全部优秀道德品行,而且还设计出了达到这一标准的途径和方法。在这里,标准和途径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正好像“仁”的界定和实现“仁”的方法融合为一体一样。

三、贵族精神之下的群体形象

   孔子不仅提出了贵族精神的标尺,即君子应该达到的全部优秀道德品行,而且还设计出了达到这一标准的途径和方法。在这里,标准和途径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正好像“仁”的界定和实现“仁”的方法融合为一体一样。

   (一)贵族精神之下的天子与国君

   1贵族精神之下的天子

在孔子看来,贵族精神之下的天子,就是夏商周帝王中的楷模人物,尧、舜、禹、文武、周公。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是说舜禹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丝毫不为自己谋利。“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的功劳无比,礼仪制度完美无缺,百姓不知怎样称赞他。“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禹吃的穿的往往都很差,却尊重祖先、神,致力于农田水利。“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是说,天下百姓如果陷于困苦贫穷,那么上天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地终止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如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人,天下如有罪,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最为天子,最高的境界是“博施济众”。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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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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