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5 2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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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理事长的就职讲演。

   各位同道、各位同学、来宾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信任,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换届选举中,我有幸成为第八届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学会的第六任理事长。今年,2014年,是我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人生志业的整整30个年头。寒来暑往、日月如梭,从1984年9月跨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的那天起,到今天站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虽然远远谈不上“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但时光荏苒,还是令人百感交集。在过去的30年中,我的老师费孝通、孔令智、蔡少卿教授,还有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前辈学者陈元晖、杨国枢、沙莲香、杨中芳、黄光国和乐国安教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过我以诚挚的关怀和无私的教诲。因此,在我的就职讲演开始前,无论他们在场还是不在场,无论他们听到还是不再能够听到,我都想以自己最诚挚的语言,向他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我知道,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会迈入社会心理学这个既充满挑战又让人心仪的学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不会在这个领域走得像今天这样远;没有他们的指点,我同样不会获得对人类行为之奥秘的最基本的理解。

   今天,我所选择的就职讲演的主题为《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非研究性的主题,是因为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说明社会心理学与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的关联,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独特之处,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变迁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一、邂逅时代,或如何寻找我们的志业

   20余年前的1993年,在《江苏社会科学》杂志采访我时,我第一次写下了今天讲演的标题,作为自己的学术格言。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孔令智教授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起,到此时不过10年,那时的我刚刚36岁,正是好高骛远、激扬文字的年龄。在此前一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来“东方风来满眼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在邓公的激励下兴奋异常,而且这种兴奋第一次与政治无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人“下海”经商的大潮,一时间几乎所有智商稍高一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扑腾着入“海”,让我们这些还呆在“岸”上的人在羡慕之余,确实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危机。[1]借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语式,留下还是出走,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我所以留下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源于我对大学校园里自由而富于挑战的生活深怀渴慕,而且也因为我对自己此时从事的专业——社会心理学——“情投意合”。虽然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最初学的是医学,但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在毛泽东时代选择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1977年高考的时候,因为某种缘故我没有选择文科,而是去报考了南京医学院。不过,我在南京医学院的生活称得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对那所现在发展得相当不错的母校缺乏应有的认同。如此,这样一种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在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并有机会以社会心理学为志业时,对这门本来就充满了人生奥秘和大众魅力的学科的倾心之情自然就会坚定不移。

   我们说社会心理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富有魅力的学科之一,理由当然可以列举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观察者,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角色,使得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一种现代职业或谋生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力及其规律有着清醒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解和认识的影响。换言之,对行为的领悟常常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这不能不赋予社会心理学家自身的行为以独特性。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自传《绝非偶然》中所言,每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都生活在社会的激流之中,他们醉心于研究每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的,而他们本身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对普通人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关注,使得他们本人的行为看起来尤为浓墨重彩、特立独行(阿伦森,2012)。

   尽管阿伦森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绝非偶然”,但我在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时却纯粹是一种“偶然”。因为在大学毕业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开始是想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章益教授或南京师范大学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史研究生的,但在随意翻阅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却意外发现1984年秋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国内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虽然这时的我除了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和学说史有着比较好的基础以外,对社会学可以说几乎是一窍不通,但好在那时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提倡有教无类、兼容并蓄,我记得社会心理学方向甚至可以选考生理学,而那正好是我的长项,所以想都没再想,当即决定报考南开。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有400多人(此后的几年里,每年的报考人数也都在400-700人,而录取则不过30人左右)。现在人们常常抱怨考研不认识导师、没有途径获得相关信息,我要感谢1984年考研之前我与南开大学、费孝通与孔令智教授以及社会心理学都没有任何瓜葛,不然作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门外汉,我决然没有勇气去赶一趟几乎没有胜算的“时髦”。

   我们现在每每招收研究生或博士生时,总是为学生的素质不佳而大为感慨。其实,在我们刚刚进南开攻读硕士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基本为零。但是,当时的南开或者说南开社会学最大的优点在,她就是能够使一个“门外汉”通过自由的阅读和交流,对一门学科发生真正的兴趣。当时的南开社会学虽然师资也十分匮乏(全职教师拥有副教授职衔的只有一个孔令智),但却请来了诸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家大师,包括费孝通、彼得·布劳、波波维奇、富永建一、林南、蔡文辉、陈元晖……等等。尽管大师们的课程有的只有一次两次,但它却使我们这些学子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并为这门学科树立了高山仰止的学术标杆。这其实也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人,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被认为是接受过正宗的社会学“洗礼”的缘故。

   其实,现在想来,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校园里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而社会学这个被取缔多年、同改革与开放时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那情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验社会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实验场中的遭遇如出一辙。记得有一次南开研究生会组织研究生上街头咨询,几百个研究生按系科分组,唯独社会学系大有“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气势。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市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中经验层面的居多,而无论是婚姻、家庭、儿童教育、家政理财、相处之道,还是改革态势、社会问题、社会舆论、民情社情,社会学的研究生回答起来都如囊中探物;其二,我们那个班的研究生本科除了学社会学的没有,其他学科应有尽有:有学哲学的、教育的、中文的、历史的、政治的,也有学医学的、计算机的、数学的、物理的,甚至还有造船的。这种来源虽然有些庞杂,但也有诸多优势互补的好处。以致我在毕业很久以后,还常常怀念南开大学的这种自由之风,抱怨我后来任职的南京大学的沉闷。但此后几番回校时,发现这种气氛已大不如前。这时我才领悟,南开的品质是1980年代那个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并不是她私藏或独有的。我们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是在一个令人激奋和五色斑斓的时代,邂逅了一门同样令人激奋和五色斑斓的学科;这样一门学科和我们年轻而敏感的心灵高度契合,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一生愿意与之相伴的志业。

   二、物质的丰裕与生活的意义

   2012年,我参加了南京医学院19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的聚会和庆典,我当年的同学大多当了大小医院的院长或是科室的主任医师:他们或促成了许许多多的孩子们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或帮助那些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遭遇痛苦的人重见光明、恢复健康、驱逐病魔,再或妙手回春挽救了无数在生命边缘挣扎的人免于过早离世。在中学时代和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几年里,我自己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农学家。15岁时,我在父亲所在的部队大院空地上种满了瓜果蔬菜,对种植植物、嫁接和改良品种的浓厚兴趣,导致我1970年代中期在自己当生产队长期间做过一系列称不上成功但却执着的试验。在这里,我所以谈及自己青年时代的志向,以及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们后来“悬壶济世”的成就,是因为在大学毕业30年后,在我的鬓发无可逆转地过早斑白之后,我常常会思考自己这一生所选择的职业及其社会价值。显然,拜邓公倡导的历时30年的改革开放之赐,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没有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耗尽自己的青春,我们也没有在北大荒或夹边沟的劳动改造中钝化灵魂甚至尸骨难收。[2]我们有时甚至过早地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过早地收获了职业的回报和相应的荣誉,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完满和生活的馈赠。但是,同科学技术、国防工业、医学或者农学那些对社会进步或人民福祉有着直接和可感贡献的领域相比,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或者说作为一位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常常会扪心自问: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或者说,我们究竟对人类社会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知道,人类真正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实现物质生活的丰裕,不过一两百年的时间。自17和18世纪开始,那场席卷欧美的社会大转型造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然进程的断裂,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来临,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在100年内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72:256)。单就人类日常生活而言,机器的发明、化学物品的广泛使用、交通工具的步步改善,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电子、电器甚至数码产品的蜂拥而至,不仅使人类终于填饱了肚子,而且同样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尽管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使得古老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远离包括物质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1978年后历时35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也使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饥饿与贫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得丰裕起来。

   人类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当然也关乎社会制度的健康变革。但是,几乎无可争辩的是,在物质生活的丰裕之后,人们常常并没有同步地感受到幸福感的增长,几乎在短短30年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堪称“一瞬”的时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尤为如此。有关中国人幸福感降低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各种严谨的研究。盖洛普公司的调查发现,2012年尽管中国人经济上的乐观情绪(82%)远远超过美国人(50%),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只有21%,其中收入满意度更是只有10%(这两项美国人皆为58%)(Dugan,2013);理查德·伊斯特林等人的研究发现,1990-2010年的整整20年里,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人均消费水平提升了四倍之多,但是“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Easterlin et al., 2012)。

有关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幸福感较低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人们安全感的丧失,包括缺乏社会保障都是人们感受不到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没有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食品,以及公正的法律,是人们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些客观的物质和制度的缺失都是导致人们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人幸福感缺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精神性的或心理性的:其一,社会变迁的速度过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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