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明: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转向及其学术议题

——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16-03-15 13: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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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  

   时隔近20 年之后, 《话语与社会心理学》(以下简称《话语》) 一书从英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一方面见证了其自身的价值,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社会科学界吸纳西方学术进展的工作尚任重道远。面对类似的著述不断传入中国,我们有一种深切的矛盾心绪。在社会心理学三个世界的划分中(杨国枢,1993)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入这些著述,不断强化着我们“第三世界”的地位,这让我们心有不甘;然而,一旦接触这些新的著述,其中所蕴含的新视野和广泛充实的内涵又不能不让我们有种危机感,进而迫使我们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吸收工作。作为一本近20年来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 《话语》的引入或许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失落感,但也未尝不是一个奋起直追的契机。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议题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新方法——话语分析方法,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容纳了20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所积累的重要争论,如反身性问题和客观性问题等,而后两项对当今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尤其重要。作为一个简要的书评,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一系统方法,而是对该书所涉及的这些议题进行简要的评析。在触及这些议题之前,本文会对该书的背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其引发的话语转向——做一简要的介绍,因为这些背景与后面的学术议题有本质的联系。


  

   一、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大体发端于20 世纪50 、60 年代。在经历二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后,社会心理学似乎突然受到剧烈的挫折,局内局外都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乐国安主编,1998) 。面对战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60 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社会心理学束手无策, “‘社会工程师’的自信心及公众的期望降到最低点”(方文,1997) 。不能继续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是导致社会心理学危机的社会因素。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也不断积聚着不满,这些不满大体包括:1、对实验方法的不满,如实验中存在的期望效应、需求特征,以及普遍增长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等;2、对于过度依靠实验方法的不满,很多人认为实验在理解人类行为上具有不可突破的局限,而且有过于看重方法的倾向,乃至有方法主义之嫌(Cartwright ,1979) ;3、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不满,包括认为其缺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解释的理论, 缺乏长时段的研究(Cartwright , 1979 ;Boutilier et al . ,1980) ,缺乏理论的整合;4、在基本的学术取向上,不满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这种个人主义尤其表现为过度关注个人认知,将个人简化为信息加工者,相应的便是要求社会心理学“更社会”(more social) 的主张。

   在四面楚歌声中,主流社会心理学巍然不动,固守着原来的园地重复开垦,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斯奎尔将有关社会心理学危机的话语分为三类,这三类可以看作是克服危机的三种方向(Squire ,1990) :第一类是主流话语,大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它们诉诸于修正和拓展既有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但这种修正和拓展不改变其心理学的特质,它们仍然要借助于社会心理学中主导的认知主义和生物原理;第二类是替代性话语,它们质疑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哲学假设,更多借助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资源,它们尝试着网罗所有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遗漏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性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是被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限定的,而且与主流话语一样,它们依靠的人的概念只是带有社会色彩的、在最终的层面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单个个体;第三类被称为评论性话语,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整体方案,而更多地是对传统研究进行质疑,它们是在做“解构”的工作,而不是“重构”的工作;它们对抗主流的认知主义的策略是靠研究有关社会世界的集体表征的结构和内涵,或者是用另一套方法来研究主流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从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克服危机的一种出路就是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发展出不同于美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这种本土化运动与上述的第二、第三类话语实有诸多重合。

   《话语》一书正是克服危机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很恰当地将其归入第三类话语,而该书的两位作者也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70 年代接受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训练的同时,也正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话语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在布里斯托尔等大学受到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先锋泰弗尔等人的影响,而在知识结构上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影响至深,这些不同的知识潮流的碰撞和人生际遇的巧合,最终让他们走上发现话语之旅。

  

  

   二、发现话语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1987 年两位作者写出《话语与社会心理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话语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影响。面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两位作者认为格根、哈勒等人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因而产生了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发展出一套替代方案的雄心,而《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宣言书,其后续的成果就是现在日益为人所知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 ,台湾学者译为“论述心理学”) 。

  

   (一) 话语和话语分析

   何为话语? 作者在书中坦言这是话语分析中用法最为混乱的一个术语。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法穷尽话语的定义,但我们关心《话语》一书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查拉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的研究多数是把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Chalaby ,1996) 。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又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比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就不对话语和言语(Parole) 进行区分。这一定义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定义,现在的一个趋向是在这一语言学取向的定义中,纳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其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主要为语用学和修辞学等语言学科所采用。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们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不过,正如查拉比所指出的,波特和韦瑟雷尔所采纳的概念实际上接近上面的第二种定义,也就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在《话语》和两位作者随后的一本书《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Wetherell & Potter ,1992) 中都可以得到确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纳了这一定义,他们自然就不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许多研究者把非言语形式的体态、动作、感觉都视为话语(Purvis & Hunt ,1993) ,比如符号学“巴黎学派”的重要成员高概(Jean2Claude Coquet) 就把身体感觉视为话语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高概,1997) ,这些在《话语》中是付之阙如的。

   不同的话语定义,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和关注对象。《话语》作者采纳这一话语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定义了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他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尽管福柯不接受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 相比,福柯等人更关注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中具体的话语过程。《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一书则特别将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比较,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带有修辞学色彩,更类似于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的研究。

   我们也可将他们的研究与冯·戴伊克的研究做简单的比较。冯·戴伊克往往是研究文本的整体格局,以及这种格局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结构的分析(戴伊克,1993) 。波特和韦瑟雷尔更为细微,他们更关注具体的词句的意义以及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冯·戴伊克十分重视话语和认知的关系,而《话语》的作者提出要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因此,认知和话语的关系就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尽管作者有宽广的学科视野,但他们对自己社会心理学家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因此在书中也多次强调他们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进行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与语言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的工作包括对句子一类的语言学单位的研究,对句子之间的结合与联结的研究等。

   概而言之, 《话语》一书的话语分析方式不同于结构式的分析以及语法逻辑的形式解释和客观解释,而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研究的关注点不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也不是纯语言学的工作,而是文本中的具体的话语过程及其社会意涵。

  

   (二) 话语分析的允诺

   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研究者便是用这些心理实体来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解释被称为内在心理的解释。受奥斯丁等人的语言哲学影响, 《话语》不认为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所不断建构的。心理自然也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实践,而语言则是建构的积极媒介。所谓“积极的媒介”,其含义是指语言不是简单的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和描述,而是具有力量的,能够带来后果的。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便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研究关注的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要勾勒出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这便是本书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基本内涵。一旦内在心理的解释被超越,就能扭转对个体认知的过度关注,从而破除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心理学中泛滥的“个体主义”的窠臼。

   将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都假设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是一个预先定义完好的社会群体的结构,假设心理过程是内在于个体之中,将话语仅仅视为一种媒介,主要表达和反映这些先在的心理实体和社会实在,因此,将话语与行为、主体、社会过程区分开来。当《话语》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而且这些话语实际有着种种的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 subjects) ,而且是“行动者”(agents) ,这样一来,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引入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从而消除我们上面提到的对社会心理学的第三点不满。

   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而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一方面能够摆脱对实验方法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够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冲破个体主义研究的樊篱。这些都是医治学界不满的药方,也是话语分析的允诺。

  

  

   三、《话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20 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给实证主义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有关社会实在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反身性的知识, 它在建构着它所研究的对象(Delanty ,2002)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研究与其置身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微观运作机制之间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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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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