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公众舆论的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8-11-03 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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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国家法虚构的公众舆论以及对公众舆论概念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公众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其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得以公开,而后者则公开了个人与机构、消费品与供货单。虽然这两种形式的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但是,公众舆论是二者共同的接收者。那么,公众舆论这一形式自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公共性和公众舆论的两个方面,并不是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就好像此处涉及的是同一个原则,只不过该原则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原先预定的效果罢了(相应地,公众的实际行为也没有达到原先所期待的水平)。如果是这样,那么,公众舆论的理想形式就能够与它的实际形式相吻合了;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相反,公共性的批判功能与操纵功能之间判然有别。它们处在相反的社会功能结构当中。公共性的两种功能形式对应着公众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期待,如果沿用前文的区分方式,那么可以说,一种期待以公众舆论为前提,另一种则以非公众舆论为前提。批判的公共性及其接收者绝不是规范。从资产阶级法治国没落以后,无论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一种宪法规范,批判的公共性毕竟决定了实施和均衡政治权力实际上所应遵守的那些程序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确实“存在着”这种公共性和接收者——当然不是所有的公众,但确实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替代者。可以由经验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性在哪些领域中能够发挥它的这种功能,以及当今属于这一公共性的公众存在于何种范围何种条件之下。另一方面,公共性的另一种形式及其接收者也决不是事实。它具有一种特殊性的自我理解,其规范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劳动”的实际利益相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理解恰恰是从另一种公共性那里吸收了若干基本的要素。

   从宪法和政治科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宪法现实,对宪法规范所作的分析,必须坚持公众舆论的机制是一种虚构,而不能直接将公众舆论视为公众行为的现实形式。朗兹胡特曾经指出这种状况所引发的疑难。一方面,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公众舆论被一种不确定的情绪化倾向所取代。这种倾向容易被具体事件所左右。这种情绪化倾向,就像颠簸船上的货物一样。

   另一方面,他提醒说,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宪政机构期望一种纯粹的公众舆论,毕竟,这种公众舆论仍旧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得到认可的基础:

   现代国家把人民主权当作其自身存在的前提,而这种主权就是公众舆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如果没有将公众舆论作为一切权力(能够对所有人产生约束力的决定权力)的起源,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就缺少其存在的根据。

   如果我们不想为了实际上已经崩溃的公共领域而彻底放弃隐含在宪法中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这一前提,如果我们想坚持中统治合理化的观念,那么,界定公众舆论这一概念便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定义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的立场,它试图在一个解体的公共领域之中,挽救一个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行为,这些成员有能力形成公众,并能提出看法,换言之,在仅仅表示拥护与赞成的公众之中,他们具有批判意识:

   显然,从紊乱的情绪、纷扰的观点以及被大众传媒所播散的流行看法之中形成公众舆论,比起从是民生和会一些彼此论争的理智的意见中形成公众舆论,要困难得多。因此必须承认,公众舆论的形成要比以往困难得多。

   当然,赫尼斯阐述这一事实,只是为了表明某些举措的紧迫性,这些举措的目标是,人们应该重视“相对来说最有教养、最勤勉的、最富道德感的公民所代表的观点”,相对于普通意见,这些观点便是公众舆论。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摒弃其大众因素。在此过程中,由于无法再倚靠旧的基础,那些旧时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具有等级特征的达标性的品质,前者曾是决定私人是否属于公众的标准,而私人能都在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的领域中获得这些技能。在具体条件下,社会学再也不能对这种代表作出令人满意的界定了。

   另一种公众舆论的概念完全不考虑诸如理性与代表这样的物质标准,而仅仅考虑机制标准。因此弗兰克尔将公众舆论等同于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并对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观点:“依靠议会讨论,公众舆论使政府了解自己的愿望,同时,政府亦使公众舆论了解自己的政策”——公众舆论虽说起主导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参与管理。莱布霍尔茨认为,把政府与作为公众舆论的传声筒的议会对应起来,这种做法并不恰当;他主张,政治上两种相互对应的力量永远都应该是政党,它们不是执政党就是在野党。正当的意愿就是积极公民的意愿,因此,执政党总是代表公众舆论:

   在以公民投票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中,大多数主动公民的意愿与民众总体的意愿相符合,同样的,在以政党统治形式出现的民主国家中,政府和议会中多数派的意愿就是普遍意志。

   只有通过政党,非公众舆论才能变成“公众”舆论。这两种观点都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形成大众民主意见和共识的过程中,如果民众意见独立于组织之外,那么,它几乎不再具有政治作用。但与此同时,这恰恰是该理论的弱点所在:在他们以机构代替作为公众舆论主体的公众的时候,这样一种公众舆论概念就成为中性的了。于是,我们就无法判断,这种“公众舆论”究竟是以公共交往的形式,还是以一方被剥夺了权利的非交往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此外,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公众舆论”呢?它究竟是传达了大众自身无法表达出来的倾向,还是将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却被强行加以整合的意见降低成一种公民表决中的随声附和?

   宪法虚构的公众舆论不能在公众实际的行为中找到;如果公众舆论完全脱离了公众行为,那么,即便把它归属于具体的政治机构,它也摆脱不了虚构的特征。于是,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便满怀着实证主义的激情,回过头来直接确定“公众舆论”。当然,它这样做,反过来又脱离了机制层面,并很快就会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公众舆论概念本身进行解释。

   “公众舆论”在19世纪中叶,已经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问题,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就更是一个问题了。在1879年一篇名为《公众舆论的性质与价值》的论文中,作者以晚期自由主义消沉的口吻写道:

   于是在今天,各种新鲜事物以及娱乐要求已经起着决定性作用,结果大众的意见缺乏坚实的历史传统……就像缺乏伟人的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而这些伟人信念坚定,并为了信念不惜牺牲一切。一个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公众舆论就是个人所要承担的社会原则,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舆论变成了一个口号,那些冷漠而有懒散的群众以此为借口逃避思考。

   五年前,舍夫勒错误地以为,公众舆论是“大众的(一种)随意的反应”,是“普通大众或者任何特殊的公众的某些观点、价值判断或者意志倾向的表达”。这样一来,国家理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就被打破了——公众舆论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塔德首次将公众舆论作为“大众意见”予以详细分析;这样一来,公众舆论就从政治机制的功能结构中分离出来,并马上失去了作为“公共”舆论的特征。它就成为大众内部交往过程的产物,这一交往过程既不受制于公众讨论的原则,和政治统治也不相关。

   然而,像英国的迪赛和美国的布赖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他们的心目中还保留着一个正常运作的受欢迎的政府,当他们坚持认为公众舆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还处于这样一个语境当中,他们就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他们缺少经验上的可靠性。这种指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本特莱早期所做的批评。他发现他们没有“从不同的角度对公众舆论进行定量分析”,也就是说,“(没有)观察每一大众群体隐藏在舆论下的真正欲求的事物,而这种观察的核心应包含时间、地点和环境这三个因素”。于是本特莱认为,“没有什么公众舆论……也没有什么行为能够反映或者代表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的行为”。

   公众舆论成为对群体进程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的标签,它如下界定其对象:“公众舆论指的是当民众属于同一社会群体时,他们对于某一问题的态度。”该定义清楚地表明,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经验方法的发展,实证主义把哪些东西从公众舆论的历史概念中排除了出去。首先,作为公众舆论主体的“公众”被等同于“群众”,然后被等同于作为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人之间交往互动过程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的“群体”。“群体”完全不顾大量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不顾各种机制,以及众多的社会功能,所有这一切曾经决定了私人如何成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而且他们也把“意见”作为一种抽象之物来理解。起初它仍被等同于“对某一争论性话题的表达”,随后等同于“一种态度的表达”,再后则被等同于“态度”本身。最后,一种意见甚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它不但包括一切思维习惯——一恶就是宗教、风俗、习俗和“偏见”所形成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在18世纪本来是公众舆论批评的对象)——而且包含所有的行为方式。这种意见要想变成公众舆论,那它就必须把自己与群体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将公众舆论界定为“个人意见的总合”,这种尝试很快被对群体关系的分析所修正:“我们所需要的概念,对群体而言,既是基本的,又是深刻的,同时也是普遍的。”一种群体的意见只有在主观上成为主导性的意见,它才是“公众”舆论:每一个群体成员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和行为是重要的,这样认为是否正确,关键要看其他成员中有多少人以及哪些人支持他或者反对他所代表的习惯和观点。

   与此同时,拉扎斯费尔德强烈指出,公众舆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抹煞了一切关键的社会学因素与政治学因素,而这一代价太过昂贵。他列举若干实例把社会心理学概念与传统的政治理论加以对比,但他仅仅陈述了“古典的经验主义式综合”是可取的而已。可是,将考察的范围从群体的动力扩展到公众舆论的机制,即扩展到大众传媒和舆论程序之间的关系,毕竟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两步交往这一有趣的命题集中表明了,交往结构的研究使用了心理学关系而不是机制关系。当人们注意到公众舆论与政治权力机关之间迄今为止受压制的关系时,就在把公众舆论的古典概念及其社会心理学替代概念综合起来这一方向上,迈出了更为重要的一步。“公众舆论与统治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从政治角度说,公众舆论只能存在于权力机关与大众的特定关系之中。”

   然而,和政治权力机构密切相关的公众舆论概念很少会达到非正式交往过程的维度,同样,把公众舆论解释成群体关系这一社会心理学概念和下面这一维度也不相干,在这一维度中,公众舆论的范畴曾经表现出其战略意义,今天,公众舆论范畴作为宪法的虚构仍旧存在,而它的存在并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充分重视。如果公众舆论的主体被还原成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异保持中立的群体形式——其中所表达的是一种结构转型,而不是其概念——而且如果公众舆论本身被解释成为对理性交往与非理性服从之间的差异保持中立的群体关系,那么,群体意见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只能放到一种研究管理的辅助科学的框架中加以解释:施密特辛便得出了如下的定义:

   因此,任何一个民众群体的行为方式都可以被称为公众舆论,只要这些行为方式适合于修正或保护权力机关的结构、实践和目标。

这样一个概念全然忽视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意图,以至于这个概念从经验角度无法证明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是否存在。因为这样一种概念把公众舆论说成是行政实践和管理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摩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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