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 次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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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摘要: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对啸聚而成的混乱而宏大的群氓场面及其常常表现出的冲动、无理性和暴力倾向深感震惊。如何了解和把握群氓的本质并予以有效的驾驭,自柏拉图直至马基雅维里,都是人类文明史讨论中的一个凸显话题。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重创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长达百年的血腥、混乱和暴力。有关大革命及其意义的争论,孕育了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等人有关群氓及其动力机制的讨论,并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人类行为的另类叙事。尤其是勒庞及其“群氓精神一统率”,既影响到后世有关群氓与领袖以及权力关系的讨论,也缔造了美国社会学中集群行为研究的传统,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促使人们审视由网络暴力带来的新的惊恐。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创世英雄,也有自己处理问题的独门绝技。尽管有关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表述都会追溯到1908年英国人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和美国人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的两本《社会心理学》,再或追溯到1919-1924年间弗洛德·奥尔波特(Floyd Henry Allport)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经典性实验,但这门学科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后围绕革命的主角——“民众”——及其性质发生的探讨,而在学科史上最负盛名的估计也是出自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之手的那本《群氓心理学》(1895)。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群氓动力学(crowd dynamics)或群众心理学,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现代社会学中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研究,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一百多年历史上最精彩的另类叙事。


一、“群氓”:概念厘定及“史前”讨论


   述及这一主题问题,首先面临的任务自然是对“群氓”、“群众”或“大众”这些社会学中最常见的概念进行辨析。在这里,作为核心概念的是法文的“Foule”或英文的“Crowd”,如前述勒庞的《群氓心理学》的法文书名写作Psychologie des Foules,英文译本的标题为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已有的几十种中文译本大多由英文转译,因此其中常见的标题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而在具体的叙述中,Crowd常常被译为“群众”。其实从法文来看,《群氓心理学》一样是精准的译名,甚至更符合勒庞一系列心理学著作的原题之意。不错,无论是法文的Foule,还是英文的Crowd,这两个词翻译成中文都是“群众”、“人群”或“大众”。按理说,在汉语中,“群众”最早的用法——无论是“群众不能移也”(《荀子·劝学》),还是“宰制万物,驭使群众”(《史记·礼书》)——都不过是指人群或一群人,与Foule或Crowd存在比较吻合的对译关系。但在当代,一般人都知道“群众”的基本含义有三:一指“人民大众”,与“阶级敌人”对应;二指没有加入党团组织的人(甚至无党派领导在填写“政治面貌”时也写作“群众”);三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如果是党员,称作“党员群众”,与“非党群众”相对应)(参见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2:1054)。而且,1949年以后甚至更早,“群众”无论是否在“组织”内,无论是否担任领导职务,都处在包括“单位”在内的严整的社会体制之中,和勒庞的原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一时聚集”的一群人(crowd)(勒庞,2018:序1)确实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将Foule或Crowd直接译成“群众”不仅存在“政治不正确”的可能,在学术上也有错讹的危险。与此相似,译成“群体”同样也掩饰了这聚集而成的一群人的临时和易变特征。这也是大多数中译者将其译为“乌合之众”或“群氓”的原因所在。

   虽然作为法国早期社会学的主要遗产或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知识主流之一”(莫斯科维奇,2003:83)的群氓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但人类对群氓或群众现象的关注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认为,人能成群乃立世之本,所谓“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进一步来说,若要使群聚而生的人能够避免“穷者患也,争者祸也”的痼疾,“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即通过建立社会等级和实现社会分工,达致群居合一。显然,在“性恶论”者荀子看来,未受“礼义”之教化的“群众”,即所谓“庸众而野”(《荀子·修身》),是社会之患祸。

   同荀子相比,稍早时期的西哲柏拉图对群氓或群众的论述更为制度化,但一样充满恐惧之心,甚至干脆将被统治者一律斥之为群氓(crowd)和暴民(mob)。在柏拉图看来,公元前594年梭伦通过设立4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但在此后近二百年之时却发生了古代希腊最大的一起冤案——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这是对民主制最大的嘲讽。在苏格拉底慷慨赴死之前,每天去狱中探望老师的柏拉图深信,愚昧、非理性的雅典民众(demos)尤其是年轻人,就是将苏格拉底杀死的那杯毒酒。他们受智者派的蛊惑,“或聚集到一起开会,或出席法庭听取审判,或到剧场看戏,或到兵营过军事生活,或参加其他任何公共活动,他们就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闹声回声互助声势,变得加倍响亮”(柏拉图,1986:243)。

   由于古代希腊罗马实行城邦制度,无处不在的庙宇、市政厅、剧场、集市、广场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为群氓演变成暴民提供了空间条件,也使大多学者像柏拉图一样,不能不视群氓为洪水猛兽。惟一的例外是撰写《罗马史》的李维(Titus Livius),他认为民众发展成群氓或暴民是贵族压迫的结果,所以民众使用暴力“是使自由政府信守共和原理的必要条件”(麦克莱兰,2014:63)。尽管此后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将李维翻过的案又翻了回来(他坚持认为虽则罗马帝国的民众常常是国家大事的看客,他们还是极有可能成为制造“剧场恐怖”的乌合之众),在一千多年后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的著作中还是显露出了李维思想的草蛇灰线。

   马基雅维里留下了诸多著作,其中尤以《君主论》(The Price)和《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彪炳青史。不过,尽管这两本著作的写作时间只差六年,但无论是目的还是立场都迥然不同:如果说前者完全是献给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阿谀之作,通篇充满了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权术主义或称“马基雅维里主义”;那么后者欲图选择的献书对象则“不是君主之辈,而是具备君主才德的出类拔萃之士”(马基雅维里,2013:vii),并且被公认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者和宣扬以“人的主体性”为宗旨的现代性的开创者。尽管像李维一样,马基雅维里对民众充满信心,但严格说来他绝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给不受约束的民众,他同意李维的说法,认为纯粹的“乌合之众一无是处”(马基雅维里,2013:129)。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将所有统治形式一分为二,即共和制与君主制。但他的理想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雅典式的民主,而是以古罗马为楷模的共和制。民主在他看来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而绝非共和的全部。这是因为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都必须在民众、贵族和君主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而只有共和才是维持这种平衡的利器。为此,君主应该“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马基雅维里,1986:2),只有那些“有君主魅力的人(才)能将乌合之众变成有组织的民众,又能将民众变成自己的人民”(麦克莱兰,2014:96)。

   马基雅维里是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从而申明“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的第一人(马克思、恩格斯,1960:368),也是“真正从理论层次上研究群氓的第一人”(麦克莱兰,2014:100)。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反复咀嚼,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政府管制下的民众自由的近代理论。借助孟德斯鸠对秩序的强调和《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美国的建国之父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联邦和共和政体的问题,并通过对强有力的政府所推行的“广泛而有序的政治权利”的重申,有效制约了民众或群氓的反叛,美国也由此得以躲避法国因大革命造成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全民狂暴带来的劫难。


二、群氓动力学的孕育


   群氓动力学,如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言,常常又被称为“大众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莫斯科维奇,2003:4)。名称的多样化与学者甚至民众论述同一现象时对crowd、popular、mass、group等术语以及其他相似概念的模糊混用有关。在群氓动力学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群众或者群氓(crowd),再或大众(mass或popular),如果说前述马基雅维里强调公民参与的思想经孟德斯鸠的改造而进入美国,造就了民众的秩序感和个人主义的传统,那在他自己的祖国法国,包括伏尔泰和卢梭在内的整个启蒙主义思想则缔造了自18世纪末开始的激荡百年的大革命风暴,而群氓或群众也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一)激荡的百年史,或大革命的余悸

   产生群氓动力学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尽管启蒙主义思想尤其是激进的卢梭对革命的源起多少应该负些责任——他的《社会契约论》以强烈的煽情方式告知民众“人生而平等”,因此毫无疑问应该推翻现实的压制(这后来成为雅各宾派夺权的辩护词)——但革命真正的渊薮却在于: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不断扩张的城镇开始成为新产生的穷人(即工人阶级)和一样也是新产生的富人面对面搏击的拳击场。其实,除了快速的工业化,“它获得的民主(也)远远走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之前,但是法国却成了革命的火药桶和大本营”(周晓虹,2002:132)。

   从历史的变迁或转型的实践来看,法国大革命和稍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欧洲社会自17世纪甚至更早开始的那场所谓“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工业革命影响了其后数百年间的经济发展,那么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并因其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这场激进的巨变才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走马灯似地轮换着登上风暴的中心,并使一波接一波的革命热潮及对革命的恐惧迅速由法国传播到整个欧洲,以致“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起来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霍布斯鲍姆,2014:65,130)。

尤为重要的是,1789年的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此后整整一个世纪里,当时占欧洲五分之一人口的法国一直处在革命、复辟、再革命、再复辟的轮回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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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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