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20-08-11 21:37:48

进入专题: 新中国工业化   口述史   集体记忆   “既视感”   命运共同体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周晓虹   1957年生,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等著译作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1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2004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9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5年入选“江苏社科名家”,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不二法则》(2005年第6期),《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2012年第3期),《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2020年第7期)。

  

   摘   要:新中国的工业化历时70年,经历了起步、挫折、恢复和腾飞四个历史阶段。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历史画卷上,如果缺少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的建设者们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保有深刻的记忆,根据他们的回忆可以梳理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逻辑,尤其是历史“既视感”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揭示出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工业化叙事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工业化;口述史;集体记忆;“既视感”;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基金“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跨过了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一穷二白的古老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从679亿元上升到90万亿元,增长了1324倍;人均GDP则从119元上升到6.46万元,增长了542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历经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晃70年过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业建设者,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工业化的参与者,有许多都已经驾鹤西去,即使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壮们现在也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这样一种时间的逼迫,使得欲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凭借口述史和集体记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大画卷补齐一角的研究者们,自然会产生时不我待的焦虑。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集体记忆存活的前提,“是直接同它的载体即同一个经历和回忆群体的时代证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延续时间通常不超过八十年”,就自然会明了本文的主题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  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但工业化建设实际开始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同新中国的成立相比,工业化步骤的滞后固然与编制和通过计划需要时间有关,严格说来,“一五”计划由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始编于1951年春,1954年才成立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小组,至1955年7月才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另外,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有关,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也与1950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及随后而至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关,同样还与因内战而导致的几近崩溃的中国经济的恢复需要时日有关。如果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所实施的13个五年计划/规划入手,大致可以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分为下述四个时期。

  

   1.起步阶段: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第一,新中国工业及经济的起步主要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援助,因此核心是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包括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以及通过对原有企业改扩建而来的鞍山钢铁厂鞍山钢铁厂前身为1918年日本修建的昭和制钢所,位于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1950 年3 月27 日,在毛泽东首度出访莫斯科归来不久,中苏两国政府即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以鞍钢“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炼铁7号高炉——为主要标志的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基地建设,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第一批项目,又是中苏之间确定的第一批50个重点援助项目中第一个项目,被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等,苏联的援助使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起步成为可能;第二,“一五”计划的实施伴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在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业经济的比重提高到33%,农村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的比重提高到56%,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提高到8%,而个体经济的比重由原来的71.8%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由原来的7%降低到l%以下;第三,“一五”计划实现了开门红,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5%,工农业总产值则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这些工业化成绩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2.挫折阶段:这一阶段从1958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到1966—1970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前后长达18年(1958—1975)。从总体上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陷入盲目冒进的泥潭,而1966年“文革”爆发,国民经济发展的秩序被打乱,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被迫停止。尽管遭遇到极大的挫折,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这18年中还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防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等成就,但因各种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和发展思路有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人民普遍贫穷、生活困难,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人均GDP不过385元。因为与苏联及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与冲突,与“一五”期间的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政策不同,中国工业的发展开始显露出鲜明的“去苏联化”甚至“抗苏联化”倾向:比如,鞍山钢铁厂在1960年代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替代了苏联“一长制”管理的“马钢宪法”;在鞍钢的改扩建过程中,原先苏联的专家执行的管理模式来自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管理;通过搞物质刺激给予工人激励;企业运作依靠少数专家和一整套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鞍山钢铁厂开始摸索实行与之对立的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两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改),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厂的经验作了批示,并将两种管理制度分别称之为“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又比如,1960年代大庆油田的“石油会战”,也是在中苏反目的背景下加速上马的,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再比如,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虽有在东南沿海防范美国和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备战目标也是关系恶化之后的苏联。

  

   3.恢复阶段:这一阶段时间比较长,从1976年开始直至2000年,历时25年,跨越第五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197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方针,新中国的工业化也由此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第二,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的引进和特区建设步伐加快,不仅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富裕的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装备和市场;同时,外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民营与个体企业的兴起,更是改变了原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使得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更富有活力,也极大地推动了1990年代后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一步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提供了制度基础。

  

   4.腾飞阶段:进入21世纪后,新中国的工业化踏上了腾飞的征程。2001—2020年,整整20年历经第十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进入了实现工业化前的冲刺阶段。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的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的助力器,也是新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保障,它使中国的工业化跳出了国内市场的空间,不仅市场规模扩大,而且伴随着技术的引进、效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到了2014年左右中国工业至少在规模上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第二,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劳动(力)密集阶段,主要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那么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工业中的高技术和高科技成分快速增长,而正是“整个经济中的高技术汇集决定了工业化建设的腾飞”,也为到2035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历史的补白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叙事内容相当丰富。但是,除却近年来围绕“三线建设”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的著述外,大多有关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研究依旧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这使我们即使付出全部努力也有可能无法避免这样的危险:因为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无法显示其内在的“纹理”。其实,如果历史的记述者能够考虑到底层的或自下而上的视角,读者就容易体悟到:不但每每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碾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迹,虽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

  

从单纯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人表述的兼容并蓄,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与历史学的转向和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正如保尔·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1948年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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