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0: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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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历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形态之一,但历史学不是灰姑娘。无论在哪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或历史转折时期,历史学总会以独特的方式对社会的变迁做出自己的反应。在我们这个将要成为历史的20世纪中,人们公认的历史学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它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那种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以政治史为研究和叙事主线的史学模式受到挑战。在这种变化趋势下,基于经济和社会总是一个时代最活跃的两面,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的史学发展中,经济史是首先获得承认的新领域,但发展最迅速,内容最丰富,成绩最明显的却是社会史”。其实,这样的趋势不但出现在西方各国,而且也为中国的现实所印证。考虑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界先是恢复了被“封杀”三十年但在现代社会却极富生命力的社会学,随后又因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而引发了历时数年的“文化热”,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史学领域放出了“文化史”和“社会史”这样两株奇葩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认真审视自1986年以来中国社会史的发展状况,我们却不难发现,尽管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召开了四五次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出版了近百部概论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和难以计数的学术论文,培养了大量的社会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历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的研究都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的了解都不甚深入,有些甚至是大有偏颇的。虽然历史学研究不同于哲学,它注重对史料的考证和运用,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把握,摈弃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思辨,但它同样不能摆脱对理论的依赖。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以上问题的理论探讨自然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健康稳步的发展。


一、从社会史的发生看其研究对象


   尽管我们都十分清楚上述方面的讨论将对社会史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但进行这种讨论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说别的,单是这“社会史”的概念本身就极其含糊。造成这种含糊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从共时态的角度说,“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多义的,我们既可将它视为与自然相对应的、由在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本身,也可将它视为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乃至法律或道德并列的、因这个人群共同体而突生的某种非自然的因素。显然,在前一种意义上,社会是广义的,它就是“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的特征”的人类或人群共同体本身;而在后一种意义上,社会是狭义的,它是促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若干因素或特征之一,或者像一些学者所说,是人类这个特定的存在“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我们既可以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是某一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或是一般的社会,或是作为“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也可以认为它研究的就是“社会本身的历史”。

   社会史研究和社会史本身虽然存在着以上种种可能的发展形态,不同的社会史学家在上述可能的方向事实上也都做过尝试,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一学科的产生和具体的发展历史,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这一学科实际的研究对象和发展形态究竟是什么。

   社会史是20世纪的精神产儿。在这之前,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国家是历史演变的主角。所以,在当时的学者眼中,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是有位置的,而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是没有地位的。但是,随后的历史却发生了这样一些改变:其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将各种社会群体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市民社会”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加之各种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共同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单纯的政治投向社会;其二,从19世纪末尤其是“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分,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经济和社会这些同样甚至更为活跃的历史因素。这些改变都为社会史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在这片合适的土壤中播下第一批种子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两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1929年,他们出于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状况的不满,经过长期筹划,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的创立,不仅形成了一个风格鲜明的史学流派,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史学的走向。现代史学领域内论述年鉴学派的作用和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我们只想在这里指出其与社会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三个特征:(1)尽管年鉴学派反对太过于注重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的传统史学,谋求创立一种与先前的叙述具体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相对立的“全面的”或曰“总体的”历史,并曾将这种历史学称之为“社会史”,但他们同样甚至更多地是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等并列的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的:例如,《年鉴》最初将经济与社会并列,1946年则又加上了与美国人所说的文化十分接近的“文明”,改称《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2)就像另一位法国人孔德最初提出“社会学”是想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新型社会科学,但社会学后来却发展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特定门类一样,虽然年鉴学派曾以社会史来指代他们欲图创立的总体史,但事实上社会史也没有能够成为一种总体史或全面史,它在50年代前的最初的三种基本形态像E·J·霍布斯鲍姆所说都是具体的或专门的:或是关于穷人即下层阶级的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或是关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再或是一种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又从属于经济的“经济与社会史”;而它在50—70年代所关注的一系列主题,包括人口、城市、阶级和社会团体、心态(集体意识)、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也都未能超出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范畴。(3)法国年鉴学派还有一个十分突出但却往往为我国史学界忽视的特点,即他们十分重视对一个社会的主观的意识或心理构成的研究。为此,费弗尔创用了“心态史”(Histoire mentalites)的概念,他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研究范畴内,对社会群体特别是下层阶级的潜意识和集体心理进行研究。虽然自费弗尔的论述宗教改革的著作《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之后,第二代年鉴学派曾一度偏离心态史,但从60年代起第三代年鉴学派又复归这一主题:“许多重要杂志的栏目、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都朝这个方向转变。”有关社会史与心态史的关系问题将在后文予以讨论,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关于社会史的研究除却我们已经关注的结构性的一面外,应该还有心理性或行为性的一面。

   在回顾了社会史的源起之后,我们可以论述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了。在国内社会史学界,有关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的观点有二:其一,认为社会史应该以社会生活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二,认为社会史应该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历史。持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如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乔志强也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只是这“社会生活是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后一种观点虽然尚缺乏十分明确的表述,但赞同者都在论述社会史学科的性质时连带阐释了他们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如张静如认为:“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陈旭麓也提出过社会史应该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的看法。

   后一种观点是将社会史视为一种立于各种专史之上的总体史或通史的自然结果。这种看法的产生既受到上述年鉴学派及70年代以来某些西方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也与一些史学家对现代社会学的误解有关。尽管现代社会学早已脱离了孔德的最初设想成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特定门类,但历史学界却依旧有人以为“社会学是门一般社会科学,它与部门社会科学只研究各相关部门的社会现象不同”。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建立一种总体史的企图不仅会使人类共同体中那真正能够称之为“社会”(即除却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以后的狭义的“社会”,或所谓“剩余物”)的部分再度失去关注,而且这种企图本身也难以实现:例如,尽管陈旭麓力主社会史应该研究过去时代的全貌,但他给出的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三大部分的全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依旧只限于一个时代的特定层面。

   相比之下,前一种观点既符合社会史的实际发展状况,也体现出了社会史是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的性质。对社会学有所了解的人知道,在这一领域中,社会学家为了避免“社会”这一概念的笼统性及其歧义,曾分别使用过“社会制度”(迪尔凯姆)、“社会关系”(齐美尔)、“社会行动”(韦伯)、“社会互动”(G.米德)、“社会问题”(帕克)来指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日本学者福武直和我国学者费孝通则更干脆同样使用过“社会生活”的字眼。不过,用“社会生活”或“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来作为社会学或社会史学的研究对象的缺陷在于,它缩小了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因为这动态的作为人类群体共同活动过程的社会生活似乎很难将人类群体及其结构本身包含进去。所以,尽管冯尔康和乔志强都以“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实际论述范围都超出了这一界定:前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述及的常见主题包括“社会结构与等级”、“社会群体与社区”、“人口问题与社会救济”和“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四大方面;后者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提出构成社会史知识结构的三大板块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职能”。

   我们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较为全面的表述应该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这两大部分。用规范和严谨的语言来说,社会史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或者说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及其相互作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既力求描绘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也着眼于说明人们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建构和推动作用。

对上述表述有这样几点必须予以交代:(1)这里使用的社会结构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各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因其本身是从人们的社会行为的非预期后果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我们又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社会构成的客观的一面;社会行为则指的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完整的人格结构的人对各种简单与复杂的社会刺激所作的反应”,因为这种反应既包括内隐的形式,也包括外显的形式,所以我们又可以将它视为人类社会构成的主观的一面,它与不同学科、不同语言习惯的学者使用的“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甚至“精神”等概念具有同等或相近的含义。(2)我们所以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来概括表述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学家也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史学家用来作为自己全部理论构架的最基本的立足点。圈内的人都知道,众多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以此来分野:一部分人认为社会结构只是微观的人类互动和社会行为的复述或建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一种突生现实;当然,包括作者在内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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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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