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赵鼎新 翟学伟 徐永祥: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7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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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力强大,民众普遍富裕,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不断提高,每年有超过一亿的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另一方面,原创力缺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老化,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危机”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给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支持、建议和批评,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长三角社会学论坛”成立,9位社会学家以“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为主题各自讨论了治学之道,展示了社会学视角的魅力和中国社会学的实力。

   不过,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马上要成为过去式,而是我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学术批评。比如,翟学伟教授的文章强调了面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仇立平教授介绍了上海人做事讲规矩、有章程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群体上海人会更不讲面子。我因此想,如果翟教授和仇教授能展开持续对话,他们之间一定会碰出大量的火花。我们也许会发觉面子在中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和群体中的重要性其实是个变量。我们也许还会发觉我们应该给面子一个n维度的定义——其中有些维度在改革开放中被削弱了,而有些则得到了持续甚至加强。探索这些多样性,我们不但会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和分析使得面子文化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是什么。我期待中国社会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周怡教授对华西村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华西村的不少做法其实并不特殊,并且任何成功都会产生因为成功而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保持两头一致”也是从南宋到明朝繁荣延续了十几代的著名浙江郑家村的传统。但正是这一传统使得了郑家村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太紧,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敌视而走向衰弱。还比如,华西村仅仅是国内“名村”中的一员,其他名村的发展与华西村的发展有什么异同?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异同?我期待周怡教授能领导一个比较“名村”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回应周晓虹教授文章中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而东西方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加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我们在做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叙事和具体案例之间的紧张,以及自己的叙事和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张。我们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反复思考如下的问题: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叙事和分析在经验、理论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可靠性?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尚处空白,西方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薄弱,我们完全可以迎头赶上。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自觉地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独特的本体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视角和叙事特色。当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各种能打通本体、认识、社会机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只流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无法在经验上落地的社会理论。我最后期待在改革开放的60年之际,或者说20年以后,社会学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显学,并且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能给社会交出一张更好的答卷。

——主持人  赵鼎新

  

中国体验:大变迁时代的精神感悟

周晓虹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变迁,迄今已经整整40年。在这40年中,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转移,不仅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GDP增长奇迹,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且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同样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级事件。对于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中国社会学及其研究者来说,其所关注的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孙立平所说的文明转折的意蕴;而且在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这一代或数代中国人,在自己短短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经历了和浓缩了原本需要几个世纪的嬗变,这对13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这一切决定了以“中国体验”为学术观照,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就像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如英国人吉登斯所言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结果,是17世纪始那场席卷整个欧美社会的大变迁的产儿,中国社会近40年来朝向现代的急速变迁一样促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进步。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近来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将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化为学术,这不但可以避免黄万盛所说的“学术损失”,而且可以避免中国的变迁沦落为单纯的GDP的增长与财富的堆积。为此,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一直到最近几年学术界愈加频繁使用的“中国经验”,都力图从这40年的巨大变迁中总结出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呈现出与西方世界尤其是流行的“现代化图式”不同的一整套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的独特性受到了来自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质疑与批评,但也因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也顺势提出,在将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化为学术资源的路径上,无论存在怎样的问题,中国经验的提出及其相应的研究,确实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的变化。我们提出,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讨论“中国体验”,首先涉及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争辩,即究竟承认还是不承认诸如阶级、民族、国民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存在某种集体的或共同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唯名论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现实的,而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识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因此群体心理不过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一种“群体谬误”;而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一旦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成了一个实体的存在,具备了组成它的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正因此,社会唯实论者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群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为了探索群体心理,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涂尔干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使用过“群体习俗”……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起码有这样两项研究揭示了群体心理因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嬗变的现实性。第一项研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20世纪初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一种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在欧美世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它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或者说为欧美社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具体说来,在新教改革之后,引发了传统主义的坍塌,在人们宗教信仰改变的同时,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改变,其中包括:(1)职业观念的改变,即从原先的天意观转变为天职(Calling)观,这使世俗行为具备了宗教意义,拼命挣钱也有了某种神圣性。(2)金钱观念的改变,即勤奋挣钱的个人同时又必须具备禁欲的能力,将节省下来的金钱作为新的资本进行投资,只有意识到金钱的孽生性,才真正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3)时间观念的改变,既然我们的世俗生活能够增添上帝的光耀,那么每一刻就都没有懈怠的理由,这种时间观不仅促进了时间度量的精确化(包括机械钟表的发明),而且后来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纬度。

   第二项研究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和戴维·史密斯1970年代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这项始于1962—1964年的研究,其对象是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尼亚和孟加拉6个国家的6000名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人。两位社会学家想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成人们向现代性成功转向的是他们后天的特殊经历。为此,他们围绕工厂制度、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现代教育对人的现代性生成的影响进行研究。用两位社会学家的话说,“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在强调这种经历形式更代表现代世界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

   作为社会唯实论者,我们同上述学者一样,承认包括阶级、民族和国民心理在内的群体心理的存在及其嬗变的现实性,由此承认“中国体验”是40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必然反映。我们将中国体验视为一种生发于特殊历史时代的“国民性”,它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整体上具有的社会心态、精神感受与情绪氛围,是一种与时代走向密切相联的时代精神。当然,同英格尔斯等社会心理学家一样,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体验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整体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由于阶级阶层地位不同、生活的城乡环境不同、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中国体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状态,它本身也是多元复杂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讨论中国体验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的主导层面的时候,也没有忽视中国体验同样具有消极甚至忧伤的纬度。比如,毋庸讳言,由巨大的贫富差异带来的心理刺激或精神感受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讨论“中国体验”,其次涉及中国人的精神嬗变所具有的鲜明特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论证,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这场转型,同先前的时代相比、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转型速度快、转型的动力强劲、转型的持续时间长、涉及的人口规模大、原有的历史传统深厚、现有的体制具有刚性特点,甚至包括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制约度低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感受和转变具备了鲜明的独特性,其基本标志是社会心理或精神世界的二元性更为突出,或者说它的两极化特征更为鲜明。并且,我们欲图证实,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社会心态嬗变的两重性或边际性,本身就是转型的一种精神景观。

在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的讨论中,我们采取了源自齐美尔的“陌生人”、后经帕克改造而来的“边际人”一词,这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格特征。具体说来,“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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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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