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宝成关:古代中国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原因、价值及其揭示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14-12-05 0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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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宝成关  

   [内容提要]民本思想自形成后便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原因主要是它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匹配重农抑商的合法政策以及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主要价值体现为直接价值和根本价值。前者在于它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后者在于它成了人文精神的表演场。它的长期存在还揭示了古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周期性存在的民生问题、无法摆脱的农民造反和治乱循环之周期律、难以实现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以及王朝体制存在诸多制约社会发展的弊端。

   [关键词]民本 尊君 古代中国

  

   民本思想自殷商西周萌芽、春秋战国形成后,不同时期的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对它进行过或浅或深的论述,或散见或全面的阐发,虽然表述方式不一。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民本思想长期存在?它的长期存在究竟有何价值?这种现象又揭示了哪些古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一、民本长期存在的原因

   民本思想之所以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具体到某一个王朝时。但是,就其长期存在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

   儒家政治思想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对民本思想的鼓吹,儒家政治思想更是其主流。反过来说,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认为:

   "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民本主义。把原则落实到对象上面,则以'礼'经纬于其间。"

   这就是说,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干是三部分: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和礼治主义。依据该观点,民本主义是以德治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反过来说,民本主义是体现德治主义的。由此进一步说,民本思想被重视和不同程度地实施,恰恰是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具体而言,体现为执政者和思想家鼓吹的王道或仁政。

   《尚书·无逸》说周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说周公"明德慎罚"(康诰),召公"疾敬德",启德治与民本互为支持之端绪。

   《左传》记载晋人师旷的话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这里明确告诫君主要爱民,不要失去德性。

   孔子认为"节用而爱人" ,"政者正也" ,"道之以德" ,非常简明地道出儒家的德治主义主张。他心中理想的治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能够实现"博施于民而济众。" 孔子之后的孟子是将民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的仁政思想。荀子主张天子对民应是"爱而后用之"。 吕不韦指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降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

   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时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从反面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仁义之治。大唐名臣魏征认为君主应"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之如子。" 北宋的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也是要求统治者多行仁义之策。程颐说:"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 希望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体恤民情。明成祖认为"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 ,"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明末清初的唐甄总结说:"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 王夫之则说:"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

   以上言论,其实都是希望统治者以德治主义为规导,"亲其民,视民如子,亲苦同之" 去落实民本思想。

   (二)匹配重农抑商的合法政策

   在古代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男耕女织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因此,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提倡重农抑商。而重农实际上就是重民,二者相为表里。民本思想为什么会与尚农、重农紧密结合在一起?

   1、专制王朝的减压器

   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即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从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支撑君主专制的赋役,"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也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民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下则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溃"、"民变"就会层出不穷,上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 ,"国削君亡"就难以避免。当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将陷于土崩瓦解的厄运。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于远见的人认识到民众不可侮,所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鉴于这类历史教训,古代中国的圣君和贤臣们几乎一致提倡"以民为本"的思想。

   2、德化民众

   《吕氏春秋·上农篇》将重农的好处归结为三,首要的好处就是民务农则纯朴而易于被国家所用,可以使"边境安,主位尊"。西汉的贾谊认为:"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 唐太宗更为明确地指出:"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竟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程颐说:"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 总之,农业可以醇化民众,杜绝奸猾,净化社会风气,与统治者的德治主义交相为用,最终维护君主专制王朝。

   (三)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

   由上可见,民本思想其本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这样,它与尊君构成了君主专制政体的两翼。由于民本思想存在的价值与限度,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所以民本与尊君这两翼并不是平衡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以爱民、重民、恤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与专制主义的极端形态--残民、贱民、虐民的暴政和绝对君权论截然对立;另一方面,温和的民本思想(即不主张民众革命)又被君主专制主义的一般形态所接纳,构成所谓"明君论"。这种明君"重民"、"惜民","爱民如子"和"以民为本",民众们则将社会安定及生活温饱的希望寄托于"明君"、"仁君"。从殷商西周之后有关民本的言论来看,政治家与思想家就经常将民与君(或邦、国)二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穀梁传》指出"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时期楚灵王的臣子伍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 孔子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道家学派的鬻子说:"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管子·小匡》篇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吕氏春秋》认为:"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 "主之本在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 西汉的《淮南子》中说:"国主之有民者,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贾谊则提出了著名的"民无不为本"之说。东汉末年的《太平经》中说:"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三国时的名臣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 北齐的刘昼说:"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 唐太宗说:"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 司马光认为,"民者,国之基也。"明代前期著名政治家丘濬说:"山高出于地而反附著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又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 以上言论,充分说明了民本与尊君是专制王朝之体的两翼。

  

   二、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价值

   古代中国社会民本思想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上述三大原因外,还在于它具有如下主要价值:

   (一)直接价值:社会秩序的润滑剂

   由于民本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所以对君主而言,民本思想是尊君的保障。又由于尊君没有制度性监督与制约,时常发展到极致,便将民本思想压制了。就民众而言,民本思想是生存的保证,是减轻生活痛苦的希望,但它经常不过是精神安慰。因为,统治者提倡民本思想与实实在在的贯彻民本思想是两回事。

   尽管这样,民本思想还经常作为统治者宣扬仁义的旗帜,其本质在于保土安民。这就意味着,民本思想还是社会冲突的调节器。然而,统治者总是希望完全控制冲突和消除冲突,追求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希望治下的民众是良民、顺民。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社会要良性发展,需要将社会冲突缓解,使社会秩序保持在冲突的合理范围内。尽管,民本思想承担了调节冲突的功能,但由于尊君总有突破合理界限的可能与趋向,它随时解除了此种功能。于是,社会冲突的缓解和发泄渠道,时常被阻塞。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镇压冲突的专制武器,没有缓解和排泄冲突的合法管道,将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它随时会被长期积蓄起来的各种冲突、民众的愤怒所推倒。

   因此,民本思想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只不过它总是周期性地风干。

   (二)根本价值:人文精神的表演场

   徐复观指出:"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现时固已成定论。……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以人为中心的这一点上,固然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同;但在内容上,却相同的很少,而不可轻相比附。中国的人文精神,并非突然出现,而系经过长期孕育,尤其是经过了神权的精神解放而来的。" 究竟二者如何在内容大不相同?他又说:

   "欧洲的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有一个大的分际。而其分际,即在两者究系如何去肯定人性的这一点。欧洲的人文主义,大体包含三个意义。一是肯定人的现实,尊重人的现实。二是纯化现实,重视教养,使人能更成其为人。三是尊重礼仪交际,以建立人与人的规律。……由此不难窥见西方对于人性总是从生理凝集而发为能、发为力的这一点去肯定。这与中国从透出生理的凝集、局限,以与其他个体相感通的仁去肯定人性,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西方的人文主义,虽然在他的第三种含义中,稍带有一点社会性,但他的本质完全是个人主义的。爱的人生,不能是个人主义。而完全的个人主义,也无法使爱生根。所以人假定有一个共同成其为人之理,则只能从相通相感的仁上面去认定人性,而不能从相隔相对的自然生理上面去认定人性。因之欧洲的所谓人性,归根到底,依然是属于自然生理的,爱不能在自然生理的人性上生根,也正和爱不能在自然科学上生根一样。"

   另一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包括四个方面:为己之学、身心之学、性命之学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徐、杜二人关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是其集中体现)的一致认识,可以用"仁"来概括。"仁"的精神是一种温情的仁爱,既为仁由己,又推己及人乃至万物。它在处理与物、利的关系上,表现为以仁摄物、以仁导利,无形之中成了去欲轻利的"元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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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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