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中西比较的宏大参照系之下，近代中国人在探索西方何以富强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富强之因与议院紧紧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议院与“民气”、“民心”、“民隐”的关系。从富强之功利考虑，不少人积极鼓吹仿立议院；从维系君权之统治权威与尊严出发，不少人提醒要谨防议院带来的挑战。无论是1898年前对西方为何富强的原因探讨，还是此后关于议院的定位、议院的职权、议院的类型选择等分析，以及民初有关国会的实践状况，近代中国人对议院的认知主要是基于工具价值，始终以“有用无用”来判断。从中给予当代中国最富价值的启示是：没有全民对诸如议院等制度的认同，就很难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成熟定型的元素，也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常态治理。

　　 [关 键 词]议会制度；近代中国人；中国政治制度史

　　 议院作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曾经被视为“清谈馆”而遭肆意挞伐。然而，从近代中国人对议院的介绍和评议来看，不乏赞誉之言。又因晚清立宪运动兴起，还一度出现“国会热”。当今的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化过程中对西方政治学理与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议院的认识与理解早已超越了非丑即美的表层化水平。不过，重温近代中国人对议院的认知，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定型仍有相当的价值。

　　 一、议院：致富强抑或通民意？

　　 议院作为舶来之物，是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结果。在中西比较之大视野下，近代中国人在向慕、了解西方的过程中，深深地意识到西方之富强及其中国之孱弱。为此，不少的中国人开始探索西方何以富强，逐渐将其富强之因与议院紧紧联系起来。郑观应在其名作《盛世危言》中直言不讳地说，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1]12。崔国因指出，导致“泰西富强之政，不胜枚举，随时随事行之，但得其利而无其弊者，其枢纽全恃乎议院”[2]。陈炽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3]195。陈虬在条陈中指出：“愚以谓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员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4]张树声从体用的角度分析西方何以富强：“夫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5]这些言论都强调议院对西方富强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中，议院是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但是，近代中国人正是在追问西方何以富强这个重大问题之中注意到议院，同时还积极探寻其它因素。晚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多可借鉴。概括言之，西方富强与如下方面密切相关：一是与以行商为本有关，“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所以能致富强，非无本也”[6]57。二是与政教精密有关，“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6]119。三是与便民之行政有关，“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之有馀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如信票，……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6]197。四是与财政预算有关，“西洋制国用，岁一校量出入各款，因其盈绌之数，以制轻重之宜，一交议定[院]诸绅通议，而后下所司行之。三代制用之经，量入以为出，西洋则量出以为入，而后知其君民上下，并心一力，以求制治保邦之义。所以立国数千年而日臻强盛者，此也”[6]526。五是与用人制度有关，“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如此，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能以私意授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也”[6]576。六是与重视学问有关，“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6]385。

　　 从郭嵩焘的观察与分析言论中可知，议院并非直接促使了西方富强，但从国家政治制度安排与国家发展之关系来说，议院绝非可有可无之物。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催生了西方的富强？从晚于郭嵩焘出使西洋的薛福成的有关言论看，重视商务是西方富强的直接原因。他说：“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7]210在另一处他说得更为具体：“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赀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也。”[7]575薛福成还把通商的要领总结为四条：“通商之要，不外四端，曰：培物产、工制作、精仿造、广流通。”[7]351-352足见他对通商的重视。晚清后来兴起的重商思潮、工商救国思想，与此不无关系。

　　 近代中国人为什么会认为议院与西方国家富强有密切关系？这自然涉及他们对议院的作用与地位的理解。从有关的言论来看，近代中国人还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了议院与“民气”、“民心”、“民隐”的关系。郑观应在分析“地”、“民”远远不及中国的英国为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原因时写道：“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闢，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1]90议院的兴立使英国民众众志相合，显现了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强大作用。议院还畅通民情，使国家势力彰显，提升其国际地位，即如他所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1]91何启、胡礼垣更是将议院的作用直接定位成“合人人之权以为兴国之用者也” [8]。反观泱泱之中国，自秦汉以来就通行君主专制制度，君民隔膜已成痼疾。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宋恕上书直言：“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9]经元善也认为应“仿泰西立议院，君民之气脉贯通”[10]。有的认识到议院有上下院之分，下院是民意伸张的场所，因而也主张中国设立之。正如崔国因所言：“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夫搢绅之族，食禄之家，其分近于君而远于民，患其不知民隐也，则有下议院以通之。”[11]

　　 尽管他们认识到议院有疏通民情、增强民气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意识到由于民气过强以至于不利于统治秩序的危险。郭嵩焘便是其中的代表。他说：“西洋之设议院，实创自英国。各国以次仿行之，而德国为最后。其间有利亦有病，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6]866-867也就是危及君主的权威。他又认为，“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6]611，极大冲击了严尊卑上下之等级制度。对于长期处于君主高压之下的臣民来说，“欧洲民气骄横无忌，亦一奇也”[6]800。从维护君主统治而言，“西洋民气之昌如此，亦是一害”[6]683。薛福成则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7]197蒋敦复明确认为：“英巴力门知有法不知有礼，尝谓人主在上帝及律法之下……法谁出乎？必百姓与一人共为之。民志嚣然，悖且乱矣，何法之有？”[12]严重危害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议院对推动国家富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人未必认可。他们更看重的是，议院作为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表达民意、保障民权的常态化功能。对于初识议院的中国人，甚至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都寄望于议院。上海格致书院的一位叫许象枢的考生把设议院的益处归纳为七大方面：“如有于开矿、植物、制造确有见地者，即由议院上请开办，则地利尽矣。其利一。……有议院则上下同欲，筹款有自，国用不患无措矣。其利二。……如建议院，则弊之所在即许直陈，不患不能尽革矣。其利三。泰西之俗……上下情通，博访周咨，真情易得，中国诚能仿而行之，有狱不至留滞矣。其利四。……有议院以维持之，则已往之条约可设法更换，后来之弊窦可先事预防，不受其抑勒，不受其把持，则商民之气伸，而困可稍苏矣。其利五。……有议员以抉其弊，其上无虚糜之饷，下无不练之兵，而国威可振矣。其利六。泰西诸国大臣皆由议员公举……中国宜略师其意……则怀才之士进，而不肖者退矣。其利七。”[1]102-103总之，“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所云‘众志成城’者，不难再见于今也。”[1]104大有议院万能论之嫌疑。

　　 议院或许是西方国家得以富强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正如郭嵩焘的分析那样。此外，一位陪同薛福成出使西洋的中国人，从五个方面集中分析了导致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薛福成在其日记中记述道：

　　 “西国制治之要，约有五大端：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矣。四曰养民耻。……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二，尽人力。……三，尽财力。……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7]802-803

　　 由此看来，作为“通民气”的议院只是促成西方国家富强的一个方面。近代中国人如此看待议院，主要是基于振衰起弱和根除上下隔绝之专制体制的需要，“这与欧美的议会制度是从削减君主权力的观点产生出来的，相去甚远”[13]406-407。薛福成大概认识到西方设议院的直接动因：“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7]515总而言之，近代中国人冀图“议院制度的导入不在于保护民权，而在于为了强化以抵御外敌为目的的君权、国家权力，换言之，是为了建立文化国家的防御体制”[14]74。仿立议院以求国家的富强，归根究底还是为了捍卫君主的权威、延续王朝的命脉。

　　 二、议院之设到底何为？

　　 如果说戊戌维新前的中国人之所以频频推崇议院，主要是基于其富强之功效，从而缓解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但是这种对议院的“偏见”，随着晚清立宪思潮兴起和立宪运动的渐次展开，就越来越不合时宜。不少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去分析议院之本来面目，去亲身探询议院在国外运行的来龙去脉。

毕竟是书生的梁启超专门写就《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长文，从法理与政治两方面分析国会（国家之议院或议会之谓也）的定位和功用。从法理而言，“国会者为制限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是已。凡立宪之国家，必有两直接独立之机关相对峙，而此两机关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发动国权，对于人民而使生拘束力，……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国民之力，顾能以其力制限主动机关之发动国权”；从政治上看，国会汇聚社会各派各阶层势力，“国会之为用，凡以网罗国中各方面政治上之势力，而冶诸一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