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李过:杜亚泉对国民性的省思及其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8-01-09 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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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李过  

   摘   要:杜亚泉对中国的国民性具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中既有“素乏独立之精神”、“素乏国家观念”、“常注重于现在之事实”、“涣如散沙”、“以享福为人生之目的”、深陷“利欲与义气”的弱点,也有勤俭耐劳、爱好和平与度量宽容的优点。并提出了包括“减政主义”、改革家庭、改革教育、发展哲学与改革文学、个人自改革等改造国民性的方案。杜亚泉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的国民性,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关 键 词:国民性;杜亚泉;近代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孙中山构建现代国家的探索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研究”(11BZZ014)

   作者简介:颜德如,现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过,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杜亚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他不仅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建树颇巨,而且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译介亦贡献良多”[1](p78)。但杜亚泉逝世后,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2](p1),俨然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①]。一方面,虽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杜亚泉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但关于其思想的研究还相当贫乏,关注点基本上集中于文化调和思想以及其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因此对他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学界对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在众多个案研究中,专著类个案研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于鲁迅,而论文类的个案研究除鲁迅外多关注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相对忽略了其他一些同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3]。其实,杜亚泉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有很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对国民性的关注绝不亚于对东西文化问题的关注。[②]我们认为,探究杜亚泉对国民性的省思,可以让我们以既不同于当代人的视角,也有别于严复、梁启超、鲁迅等近代主流人物的视角,更加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内涵,从一个新的层面充实杜亚泉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及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并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对国民性的认识

   国民性是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4](p14)。它是“行为方式特征、社会心理特点以及相对应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5](p19)。杜亚泉对中国国民性的内涵具有许多独到的认识,尤其对国民性之弱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素乏独立之精神”

   杜氏认为中国人素来缺乏独立精神。首先,国人盲从无定见,喜欢附和大流,“举一事,营一业,每喜于众人共趋之途,分取余润”,进而造成同行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2](p266)。其次,国人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无服从法律的习惯,“服从命令之名词,他国视为出于强制之执行,吾国则视为兼有道德之义务。况既以天泽尊卑之分凛乎其前,复以刑罚戮辱惩乎其后,由是父诏兄勉,相戒勿抗,期为明哲之保身,积习既深,遂衍成一种甘受压制之根性。共和成立,命令威严,虽已失坠,而此种根性,迄未湔除。叫嚣跳掷之行为,年来弥蔓全国,语以法律而不知遵守,经一种权力加乎其上,则又不问其权力之当否,贴然翕服而莫敢谁何”[2](p167)。国人崇拜权力而法律意识淡薄的特性集中表现为强烈的官本位心理,“吾国人心理,夙以仕官为唯一荣幸之途,自胜衣就傅以至成人,父诏兄勉,咸以此为目的,故人民之优秀者,大都致身于仕宦之中”[2](p141)。杜氏在《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一文中对官本位的国民心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他认为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的钳制之下,我国官吏享有种种权力和权利,因此人民已经形成重视官吏的根性,他并制定了“减少官吏”、“刬除官威”、“厘定官俸”三个救济方策。[2](p94-95)

   (二)“素乏国家观念”

   杜氏认为中国人极重视家族,从而导致国人爱国心的薄弱,国家观念至为孱弱,人们只关心家族事务,漠视国家事务,“我国民素来漠视国家主义,国境之并合,国号之存废,视之殊无关系”[2](p217)。杜氏还特别提到,我国对“隐君子”的称道,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爱国心,“数千年来吾国国民性之日就退屈,爱国心之日形衰薄,未始非此隐逸之高风有以致之也”[2](P233)。众所周知,中国的道家推崇隐逸,而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讲求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士人的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甚至认为君子不入仕是不义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③]儒家对入仕的重视也是我国官本位国民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相映成趣的是,儒家对隐逸同样不排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④],“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⑤]。千百年来,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在政治失意之时,往往“乘桴浮于海”[⑥],做起隐士来。中国百姓一直热爱田园生活,而不关心政治事务、国家事务,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儒道隐逸之风的影响。杜氏的观点可谓新颖而深刻。

   (三)“常注重于现在之事实”

   杜亚泉认为中国人是“现实的国民”,国人注重现在的事实,而对于事实后面的原理却置之不顾。[2](p98)“现实的国民”有三点危害:一是迟滞了中国伦理、宗教、学术、技艺的发展。我国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日常行为等伦理规范有仔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后面的原理,即使是古时贤哲,“大都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佛教本旨博大精深,但在我国却“全注目于实地上之应用”;历学、算术、农桑、畜牧、兵事、外交、本草、医学等等往往有独到的经验,但“考其说明之理由,则皆参凿附会,不可究诘”,国人将以上事物的原理一概归于五行相生相克之理。[2](p98)二是导致我国文化中本有的民主立宪原理在千年专制政体之下消散于无形之中,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变革,但“国民政治上之思想,数千年绝无改革”。[2](p98)三是造成了民国共和政体徒有其名:一方面,民国政治“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因为兵马代表事实上的权力,而法律代表原理上的权力,国人重事实轻原理,当然觉得兵马比法律更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杜氏认为一国的政体必须适应该国国民的性质,而中国人是“现实的国民”,“自不能以纯粹理想的共和政体移植于其间”,因此,所谓民国共和政体,大概是达不到理想状态的。[2](99)

   (四)“涣如散沙”

   中国人涣散如沙是近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共识。孙中山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中国人“一盘散沙”,他强调的是中国人没有统一纪律,缺乏团队精神,民族凝聚力差[6]。杜亚泉则主要从国民无共同意识和知识分子阶层不团结两个方面揭露中国人的涣散如沙。杜氏在《国民共同之概念》一文中提出了“国民共同概念”一词,即“人民与人民间,意识思虑大致相同,好恶爱拒不甚悬隔,判断事理既无显著之差违,辨别是非复鲜反覆之矛盾”。[2](p271),简言之,即国民的共同意识。“国民共同概念”之于一国至关重要,它是国家的本原,关涉国家存亡,有共同概念,即使联邦也可以构成一整体,无共同概念,统一的国家也会分崩离析。[2](p272)然而反观当时的中国,“人心庞杂而无折中之公理也,众志分歧而无共循之涂辙也”[2](p273) ,于是“群情惝怳,无所适从,人心摇惑,失其宗主,人人各以其爱憎为好恶,利害为是非。聚十人于一堂,则所见互异;就一人而观察,则前后迥殊”[2](p274)。而杜氏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反省可谓不胜枚举,尤其对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团结痛心疾首,“惜乎!吾国从前之学生,在学校中尚有几分之团结力,能以严词正义抵抗强权;一出学校,世故撄之,离群索居之后,个人薄弱之精神,乃为金钱与武力之所屈,鼓吹帝制,效忠军阀,其甚者则卖国亲敌亦出于其中”,并认为这虽然是个人的罪恶,但也由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不团结,不相互扶助而彼此排斥,以致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铤而走险,跌出群体之外。[2](p505)

   (五)“以享福为人生之目的”

   杜氏在《破除享福之目的》一文中揭示了中国人以“享福”为人生目的的国民性格,“今试任就一中国人而扣其一生之目的如何,则无论官僚仕庶、农工商贾,以至妇人女子,当无不同声而答曰:‘吾之目的在享福'”[2](p196)。那么,何为“享福”?“吾中国人之所谓福者,为感快乐而不感苦痛,所谓享福者,为不劳心劳力得感快乐而不感苦痛,是即吾中国人所认为人生之目的者也”[2](p197),可见,“享福”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不劳心也不劳力;其二,感到快乐而不感到苦痛。以一句通俗的话概括之,“好吃懒做”。杜氏认为人生的目的是生活,而生活的意义在于劳心劳力,因此,中国人以“享福”为人生目的实际上是违反了人生的目的[2](p198)。以享福为人生目的危害不小,“吾中国人既人人抱一谬误之目的以涉世,于是其所费之心力与体力;乃无不趋于谬误,专图不当得之权利,而巧避其应尽之义务。苟可达其享福之目的者,则其行为虽如何不正当,亦一切置之不顾”,结果则是使中国陷入腐败贫弱的境地。[2](p198)最后,杜氏强调,“享福之目的一破,则吾中国可得多数生活之人,活动其心力体力以从事于正当之工作。国家振作富强之道,即基于是矣”,他呼吁国人当锻炼其精神和身体,为一生的活动做准备。[2](p198)

   (六)深陷“利欲与义气”

   杜氏在论析新旧思想产生冲突的后天因素时认为,利欲与义气的势力最大。在杜氏看来,利欲与义气导致的思想冲突比是非导致的思想冲突要剧烈得多。满足现状的人由于维持现状有利,因此主张守旧,不满现状的人由于改变现状有利,因此倾向于维新,“新思想旧思想者,不过为其利欲所驱遣之资料”[2](p279),如果利欲之外又夹杂了义气,“不但是非有所不问,并利害亦有所勿顾矣”[2](p279)。杜氏强调“夫利欲与义气,乃吾国民性质中之弱点”[2](p279-280)。杜氏认为中国的交友之道同样体现了国民重视义气的劣根性,“吾国人于交友之道,概以义气为重,以有无相通,患难与共,死生不二(原文为“貳”),为友谊之极则。故凡朋友之利益,必为之顾全;朋友之危难,必为之解救”,流弊所及,往往徇私害公,专一于朋友之间的私义而忘记了公义。[2](p393) 杜氏认为朋友相交的正道是注重精神上的互助,如道德上的切磋和智识上的交换,“若以实利上之相互辅助为交友之目的者,则所谓小人以同利为朋”。[2](p393) 但征诸中国现实,“吾国中等以上之人物,往往不务生产,不具技艺,专以广结交游为一生之事业。其身家生活之根据,惟在依附朋友之势力,托情面求栽培为之友者,亦认此为友谊上不可却之任务,不得不勉强敷衍,故社会上一事业之兴起,政治上一机关之设立,辄荐书满箧,食客盈门,几有不可驱除之势”[2](p393-394) 。

杜氏在深入剖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中有许多优点。比如,他多次提到中国人勤俭耐劳,“我国人之生活为内向的,社会内之各个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对于自己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2](p3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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