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6

进入专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民族国家   民本思想  

张永攀  


摘 要: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关键词:国家安全;安全观;边疆;民本思想;中国古代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国家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命运基石,其内涵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从现代政治学语义而言,“国家安全”是从强调免受军事威胁和政治胁迫的简单定义演变而来的,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动员力量,以保证其领土完整,或成功防御外来侵略以及内部危害国家行为之状态。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最早将“国家安全”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不必为了避免战争而牺牲其合法利益的时候就拥有安全,并且能够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通过战争维持它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之定义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观”是反映客观的国家安全状态的一种观念和认知,其既可针对普遍概念上的国家安全,也可针对特定而具体的国家安全。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总结,但并未探讨其发展变化及近代转型。也有一些学者对先秦、辽等断代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作了论说,却未讨论“安全观”的流变和近代转型。相比而言,西方研究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体系已经形成,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琳娜?汉森(Lene Hansen)出版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对西方的国家安全思想演变进行了深入梳理,但中国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发展及其特征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意图对之有所弥补。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与发展

当代政治学概念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是李普曼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此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又对此学术定义做过发展。从其含义来看,National Security翻译为“国家安全”是没有疑问的,但学术界认为是李普曼于1943年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笔者认为此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国家安全”概念的出现早于李普曼,至少在1816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对什一税减免的影响》就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 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虽然在中国古代并无“国家安全”一词,但有关“国家安全”及其观念的内涵、内容在历代史籍、兵书、经书中层出不穷,譬如“国之安危”“社稷已安”“国有七患”“居安思危”都是针对国家政体的安全而言的,这些概念大多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主。

我们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之间关于“国家”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尤其要厘清所涉“国家”含义的古近代差别。关于“国家”概念,“一般来说,‘国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由政权统辖的一定地域连同其上的人民,所谓‘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即是此义。人们所说的‘祖国’实际是指自己祖辈所居的地域和其上的人民。另一种是政权机构,恩格斯谈国家起源时所说的‘公共权力机关’,一般的政治学说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即是此义。” 所以,我们在讨论古代“国家安全”时的所谓“国家”,限定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语义下,“国家”是天下、邦国的代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 由此,古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天子统治”之下的国土和政体形态而言的。

对比近代语义上的“国家安全”,古代中国所遭受的 “国家安全”威胁主要为:国家受周边国外政权威胁;中原王朝受到边疆民族政权威胁;国内政治格局稳定性遭到破坏;天灾、疾疫、饥荒等引发的国家不稳定状态。实际上,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脉络来看,中国从商周到清代中叶前,受到外国的威胁而导致国家岌岌可危的情况并不多见,对国家形成威胁的往往是后面几种因素。

“安全”实质上是人的本能反应,希望维持一种安定的生存状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域安全”的概念已经初步形成,类似城子崖聚落遗址、陶寺遗址等都出现了围墙。石峁遗址也有明显的安全防御措施。“城域”安全逐步向“邦国安全”“方国安全”演化。王朝国家产生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即指历代以中原为主体的“王朝与皇权”安全。从先秦开始,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安全”本质就是“王朝安全”与“皇权稳固”,即国家属于君王个人。当然,君王与国家之间必须有一个逻辑承受关系,所以“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君权神授,宣传天子以个人代“天”来管理国家。

从历史发展而言,先秦时期“国家安全”从天子到诸侯有两个阶段的发展。首先,商与西周时期,天子在国家安全秩序中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分封制模式给商与西周的王畿安全带来保障,天子不干涉诸侯治国,不把诸侯完全当臣对待,即《白虎通义》曰:“王者不纯臣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传子孙,世世称君,南面而治”。而诸侯在对天子尽到义务后,其“国”内部呈稳定状态,“中国”“四土”“四国”“多方”等共同构建了商周的国家安全模式。但是,商王朝的王畿地区与“四土”结构保证了商王朝的政治结构,就次序而言,“中商”要优先于“四土”。西周分封制度则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形成小宗服从、拱卫周王大宗的安全模式,相比商朝,天子在国家安全体系里的位置更为重要。所以,商与西周时期,在这种中心尊于四方的模式内,“尚中”就是“国家安全”的实质内容。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周王失去原有约束力,“政出方伯”,城邦成为新的多核心政治团体,“国家安全”的概念虽然以周礼滞留于天子,但诸侯国的存亡成为国家安全的实质内容。诸侯争霸、战国七雄以及诸子百家的兴盛让“国家安全观”大放异彩。“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引发的国家危机与民族交融,以及伴随着战争方式、律令、人口的发展,使民众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所以孟子发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声音。但是,由于先秦国家疆土狭小,封建经济限定了国家安全思想的扩展,从“民本”而考虑国家安全在顺序上要弱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军事手段。战国时期各国的“安全”基本上依赖于军事政体手段来维系,“国家安全”的状态始终依赖其政治统治范围的疆域消长。

秦汉始行帝制,皇权得以加固,法家与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它们普遍认为广纳贤士、兼并他国,对消除国家安全危机、建立政权伟业有着重要维持作用。如李斯《谏逐客书》即言:“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期望以“法”实现“国家安全”,“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的“外儒内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鉴于秦法苛暴致使国亡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国家安全观”上重视儒家贾谊所提倡的民心思想,“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 同时,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三策”将天命系统学术化,儒家思想混合着法家安国思想,主张约束诸侯,否则“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同时,针对国家内部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危害安全的法令与罪名:反逆罪、大逆罪、群意罪、降敌罪、投书罪。针对国家外部安全,晁错《守边备劝农力本疏》《言兵事疏》与《安边疏》体现的“守边之策”为之后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政权的入侵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魏晋时期,南北对峙,士族门阀势力强大,王朝的“安全”寄托于豪强与氏族。汉代以来以严峻刑罚维持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也进一步走向理性和人道。儒学颓衰,道、法抬头,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人民推崇隐、逸,讲求黄老,清静无为,国家安全观念颇有特色。例如,在治国上,“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为国者要“以清净为基”,尽管由“清谈”“无为”导致的国家覆灭现象屡见不鲜,但从完善国家制度建设上,三省制、监察制、九品中正制、均田制为维系国家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受到北方边疆政权的侵扰,晋人在国家安全观上,还企图以礼学来规范疆域内外的秩序,以实现政治安全。就经济而言,魏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汉化加剧、土地与人口的捆绑式集中,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手段。而北方部落联盟向中原王朝政权模式逐步过渡,进入国家化的进程,在国家安全观上继承中原王朝,甚至在其“胡人”君主身份转变后,以中原继主的身份,重新考量边疆游牧部族对王朝的安危影响,例如封裕就向前燕皇帝慕容皝上书言策:“有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该策被慕容皝完全采纳实行。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空前稳定繁荣局面,三省六部制、唐律、御史台的建立,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国家安全起到了坚实的支撑作用。唐朝重视君臣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言:“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 但唐代边疆战争、藩镇割据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两大因素,这也促使唐朝面对强大的突厥、吐蕃、薛延陀等势力而建立府兵制度,注重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功能,“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因为国库空虚,时有“天生四夷均在先王封疆之外”的观念,建议从国家安全考虑,撤销边疆地区的镇戍,减少对边疆地区的征讨战争,加快与吐蕃等的和谈。譬如狄仁杰向武则天提出,“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 准备撤销安西四镇,这种防御性“国策”是与吐蕃在西域、河西走廊势力扩张相关的。虽然唐朝衰落于由募兵制导致的地方割据危及中央安全,但其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景”,已体现出国家从丝绸之路经济制度、边疆都护制度、科举制度、宗教制度等多个方面来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味。

宋朝整合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乱世,自称“帝王以天下为心”,非常看重人文观念在维持“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为“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宋朝对于军事不太关注,在国家对外安全上实行了消极防御的策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思想有钱若水《守边策》提倡“安边”“来则掩杀,去则勿追”,“一曰择郡守,二曰募乡兵,三曰积当粟,四曰革将帅;五曰明赏罚”。面对北方边疆政权对宋的国家安全威胁,宋朝采取了保守、和谈的防御之策。不可忽视的是,游牧与农业相结合的中国北方政权辽国还“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其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维系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手段,为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近代意义的“中国安全”起到了基础作用。明代维护国家安全,对外主要是完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开展国际交流、扩展南部海洋实力、建构海防设施,对内则大兴厂卫制度,但最终亡于因“财政安全”失效而引发的农民起义。

有清一代,国家安全总体构架进一步完善,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设立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新的顶点。“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等闪光的安全思想频现,从其疆域变动的历程来看,体现了以拓展求安全的特点。但在晚清,针对西北边疆危机和海洋危机,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虽然历史证明,塞防与海防都同等重要,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大大震动了清廷,李鸿章急奏《筹议海防折》,称“今则东南海疆万里余,……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事实上,由于清朝的政治腐败、闭关锁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社会革新思潮的涌起,无论对外的“塞防”还是“海防”,甚至对内的维新立宪、演练新军等系列政治变革,均再也无法维持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安全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可分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始终是王朝国家安全的重点。国家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保证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判断“国家安全”是否遭到威胁,主要是看国家是否面临内外部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如果按照国家四要素理论——一定的领土,一定的人民,一定形式的政府,不可动摇的主权、军事和经济——来判断构成国家的主要内容是否安全,可能也比较科学。 另外,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也并非单一思想即能体现的,历朝前后期的安全形势与挑战有很大的不同,其思想认知也丰富多彩,呈现出一种立体和多维的形态。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国家安全中“经济安全”的表征并不突出,尤其针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向南推进,中原政权更重视对它们的防御,因而往往不顾自身财力与民生,大兴土木,导致国力耗空而政权倾倒。虽然古人也曾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深思,特别对“居安思危”“战争与和平”与“民本”思想有着深刻认识,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未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征与核心

历朝历代有关安全观的奏议、言辞等内容极为丰富,这些内容均带有明显的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思想的鲜明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注重防御性,三是倡导忧患意识。 笔者认为这基本能够体现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征,而且这三个因素可统一为一个体系:即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的中国古代整体“国家安全观”。当然,这种整体安全观需放在“天下皆归君王所有”这个条件中。一旦“天下”格局在近代被打破,以皇权为中心的安全观体系迅速被打破。如果从涉及国家安全的“君”“民”“军”“政”“体”几个方面来观察,有四个特征。

(一)“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模糊和受价值影响的术语,但其与政治学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安全”与人的政治行为则紧密相连。

第一,“国家安全”始终与君王贤能与否、臣之理政能力以及“君臣关系”紧密相连。对于“君”而言,先秦《六韬》就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管子认为“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国家的乱象始于上层。反之,如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法家学派的慎子还认为,人民治理的好坏在于上层,国家安定或危险的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合理,提出了“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 汉代谷永批评成帝滥用民力,“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叛,下叛则上亡”,认为皇帝积失君道,不合天意,“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臣闻天生民,不能自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除了“君王”,国家体系内的“臣”对于“国家安危”也颇为重要,尤其是法家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国乱”,官员无能,国家必危险。汉代李寻认为,“士者国之大宝”,国家“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也有观念认为,“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家安定时,贤者就易求得,国家亡败时,则难以觅得,“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举贤以自佐;而亡国破家者相继,皆由任失其人。” 陆机认为,君臣要有“同甘共难”,社稷才安,“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同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名句“《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即来源于此。

第二,国家安全与“君王”是否仁义密切相关。“仁,亲也”,“义,宜也”。历史上关于汉楚争战而楚亡的议论非常经典:“惟仁义足以得天下心,三王是也。” 汉代被武帝推崇的公孙弘还将“仁”列为国君“四要”必需的第一个条件,“仁者爱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 汉代匡衡还建议,君王要远离奸佞之人,以防止其乱国家,否则“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 就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直接言,“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二)“国家安全”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

“国家安全”作为政治权力组织建立国家机器状态,必须以具体的制度体系进行保障。中国古代一般强调以礼法、政治统治、军事战略而多维构建这一保障体系。

第一,倡导“礼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礼法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秩序,先秦认为礼法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是否实行礼法,是国家安全的最根本要义。特别是荀子倡导“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形成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而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对于礼法秩序,《尚书》认为,“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礼记》也提出,“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认为君臣彼此相互认清自己的位置,国家就安稳,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为臣者,虽然利于国,但又不能位高权重,破坏君臣秩序。此“大臣太重者国危”,本质上是强调礼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再如,一些对社会风俗的规范,也与“礼”密切相关,要求社会风俗规范在礼法秩序之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也”,建立了这样的社会风俗规范,国家才安全。

第二,重视“国之废兴,在于政事”。即国家出台具体治理制度,才能消除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因素。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到具体的刺史制、节度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另外,一些具体的管理制度,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例如,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宫廷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中。早在秦统一六国之际,就特别重视外戚威胁皇权,汉时还有人针对王氏家族专权提出谏言,“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 再如,诸侯乱国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隐患,汉代“推恩令”的出台,从源头上瓦解了刘氏封国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削减了地方分权,所以汉之后,对中央权力形成威胁的诸王叛乱事件大为减少。

第三,以军事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最直接手段,特别是国家安全遭受武力威胁和破坏时。早在部落联盟时期,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宾从,建立了秩序,保障了安全。《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更是道出了军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尤为可贵的是,古人认为以军事保障国安,要注重“柔弱刚强,兼而制宜”,《逸周书》还提到“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即不动武,就可以大治天下。还有“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等句。 可以说,时人很明白地看到了“能柔能刚”“能弱能强”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若一味地强调“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则国亡兵败。 《司马法》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的论述,还表达了战争与国家安危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军事将领对于国家安全也极为重要。《孙子兵法》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 说明了军事将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

(三)民本思想与“国家存亡”之关键

古人认为,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制造者,是统治者生存的基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民,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晚于商朝才出现。商朝崇尚尊神拜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把鬼神与国家长治久安放在一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周朝已现“民惟邦本”的思想,认为民意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甚至,孟子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样被司马迁诟病、皇权侧目的言论。即使是以法家安国的韩非子,依然主张在君主专制之外,要以民本公正、民利公正、民权公正、民法公正,国家政策要宜于民众,“利民萌,便众庶”,甚至称“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东汉晚期的《太平经》提出若无百姓,君臣根本无法治国,“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

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代,唐皇权吸取了隋亡教训,认识到,一旦民心相背,则必失去天下,贞观之治就体现了民本思想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关系。唐太宗尊崇荀子的“载舟之水亦覆舟”思想,认为人君为舟,百姓为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甚至在民族差别很大的元朝,民本与国家安危之间的关系也一再被强调,“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实质上,民本的核心是让百姓生活富裕、为民谋福利、谋安全保障。古代物质财富匮乏,生产力低下,财富对于百姓的生存至关重要,民的富裕和贫穷,直接决定着国家是否“安全”。汉代徐乐就认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底层(民众)的“土崩”会引发上层(国家)的“瓦解”,实质上指的就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正如《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

(四)“国家安全”概念中的“外”与“内”

若古代国家内为太平盛世,外为四方来朝,其安全压力自然就减轻。古代中原王朝“国家安全”中的“外”的含义,一可以视作周边少数民族边疆政权,二可以视作在中原王朝朝贡体系之下的“外藩”以及其他政权。从第一点来看,对边疆游牧政权的战争,构成了中原王朝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心,历朝历代对此有大量安全之策。从第二点来看,古代中国朝贡体系是一种安全秩序,共同构筑了“华夷整体安全观”,安全中的“守内制外”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而持续、柔和的安全观。由此,中原王朝极少对域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实质上,朝贡体系对中国古代维系国家安全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华夷整体安全观”下,中国古代王朝只要做到四夷怀服,则不设防的安全防御是国家安全的最理想状态。尤其是明清之后,随着近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速度加快,中国越来越注重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和睦安全”体系,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自撰《皇明祖训》,要求明朝不得对周边兴兵动武,“四方诸夷,僻在一隅。……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 此文被历代明清古籍广为刊刻,对外影响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明朝在建立之初增强国际上的国家影响力,减少来自海洋的安全威胁。

此外,历代贤者针对国家安全的“内”“外”,辩证地提出了“居安思危”的观念。“外宁必有内忧”即是其代表,《左传》早就提及“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东晋面临内外之患时,晋王羲之也提出,“外不宁,内忧已深”,建议不要北伐,“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否则“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局限性

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从中华民族构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眼光来看,也有部分局限,但学界对之甚少提及。

(一)重中原而轻“夷狄”

以二元心态对待“中央”与“边疆”,重视少数民族边疆政权对中原政权的“国家安全”的军事威胁,但在文化、观念等“总体安全观”上又轻视边疆民族,导致秦汉开始的郡县制始终在边疆地区无法顺利推行,更无法形成“总体安全观”。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这与“国家安全”中的地域层次差别观念有关。中国历史上,所谓“夷狄”与“中国”的区分导致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长久不断的战争,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进入中原,甚至早在先秦就发生过“四夷滑夏”、犬戎破镐京之事。中原王朝对“夷狄”虽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却在战略层面轻视其政治、文化、经济,从而产生了“君子不治夷狄”的思想。先秦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鄙视中原政权以外部族,一面屡遭“夷狄”入侵,一面却始终采用防御守备态度。汉时期,既有卫青、霍去病、赵破奴深入匈奴千里之地等主动保家卫国之举,又有“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被动局面, 但终不能彻底解决北部边疆面临的安全问题。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出迁徙戎狄,以保国家平安:“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则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但历史证明,这个策略也是失效的。

从秦汉到宋代,中原始终在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处于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混战之间,但“王者不治夷狄”的观念依然持续不绝,直到宋代苏轼还在《王者不治夷狄》中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苏轼等人主张对边疆民族地区消极治理,可能与他对宋的“文化安全”担忧有关,即所谓“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 倡导和谈而鄙视军事开疆的论调在宋代不绝于耳,例如朱台符的《陈边防事疏》颇有代表性,其讥讽秦皇汉武“逞志一时”,主张对敌要采取中道(和谈),“臣闻蛮夷猾夏,《帝典》所载,商、周而下,数为边害。或振旅薄伐,或和亲修好,历代经营,斯为良策。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汉绝大漠而海内虚,逞志一时,贻笑万代,此商鉴不远也。顷者,晋氏失御,中原乱离,太祖深鉴往古,酌取中道,与民休息,遣使往来。二十年间,罕闻人寇,大省戍边之卒,不兴出塞之兵。关防谧宁,府库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这种“王者不治夷狄”思想,是“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过度扩展,其在中原王朝不够强大时,仅仅以实现自我区域的“控制权”而达到国家的安全状态。而在“疆土意识”“文化安全”上,过分强调“中央”与“边疆”的区别,夸大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距,刻意营造“边疆”概念。有学者认为,这就会导致难以向“中外之防”过渡。

元朝的建立使汉族王朝为中心的正统“中国”被打破,出现了多个文明群体,“夷狄”意识淡化而“外国”意识增多。 此后,“夷”逐渐成为中原王朝之外——“外国”的代名词。但“王者不治夷狄”思维导致明清面对周边或西方国家侵略时,持以保守思维。不少士儒不顾西方社会在16世纪以来追求去边疆化的趋势以及中央与边疆同质化的时代潮流,依然以“圣王治夷之道”来消极对待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崛起。例如,传闻清代魏源在道光年间所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依然倡导“《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以及“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 的思维,认为不必去花费大力气治理边疆、不必统筹“国外”局势。

(二)重文轻武

部分历史时期的“文重于武”的观念对维护“国家安全”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一般而言,由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建立或与其血统有关的政权,更推崇用武力来维护国家安全,而汉族建立的政权则多通过以羁縻、怀柔以及军事征讨等“文武共治”方式来安邦。但是,宋代开始兴盛崇文抑武观念,以“和”换“安”。宰相李昉上疏,认为汉高祖以三十万之众,却困于平城,而采用和亲之策“其利甚溥”,宋可以“不烦兵力,可弭边尘”,“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 这明显体现了宋朝在国家安全防备中轻视军事的心态。在“以文制武”的原则指导下,宋在国家安全战略上趋于“保守、尚和、消极”,削弱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效益。宋以货币贿赂来代替武力行动,虽然表面上换取了国家安定,但国力逐渐走低,雍熙北伐失败后,又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并进一步发展为“守内虚外”方针,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把政权内部的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内容。面对周边政权的不断扩张,宋从主动进攻转为防御,“和戎”成为主导思想,“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消极军事战略成为主流。当然,若从显德七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宋的背景下来思考,宋代的扬文抑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发展到八百年之后的晚清,冯桂芬、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用儒家的“三纲八目”来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以维护国家安全,已落后于近代潮流。

(三)重谋轻力

“重谋轻力”即重视军事计谋而轻视军事战斗实力。中国战争史上虽然有不少出奇制胜的典范,但一定程度上的“重谋轻力”观念对古代国家的安全带来消极影响。例如,《孙子兵法》与历代其他兵法都讲求技巧、权谋、手段,却始终轻视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实力建设和战术武器研发。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中原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消极对待北方游牧政权的骑兵进攻。有学者指出,西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军事战略上,重兵器,重实力,重财力,而中国传统则相反,这种重谋轻力倾向的结果就是忽视军事训练、无职业化军队、缺少大型战争武器,其原因与先秦“寓兵于农”,此后历朝又施行征兵制、募兵制、士家制、隋唐府兵制、明代卫所制、清代八旗制均密切相关。

古代国家实现安全战略的相关建设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要得到具体落实,必须有国家行政机器来组织实施。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形成后,历代政权针对国家安全,在基础建设、地理认知、边防层级、机构设立等多个方面综合打造安全战略体系。

(一)遣师戍守

禹划分九州,“随山刊木”,定立疆界,并“奠高山大川”,为其命名,为部落联盟的安防建立了基本形态。 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 “关”也在国防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者何?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也”;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周易》则解释为“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形象说明了先秦时期王国防御的重要。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玉门关、萧关、大散关、斜谷关、骆谷关、子午关、峣关、函谷关、孟津关,西南地区的灵关,岭南地区的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严关,均在国家战略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隘,则是指地形狭隘。隘处必阻,艰险难行,很多“关”建立在隘口之上。津和关相异,但往往关、津并设,汉唐金城关、凤林关,明代靖虏卫的索桥关均如此。有学者指出,汉文帝、景帝通过变换关东的关隘制度,来调节中央与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化解国家整体安全受威胁的局面;也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东迁函谷关,增强了国家对东部安全的掌控。除了关隘这种军民管控战略机制之外,与此相关的马政、出入使用的“符”“传”“令”,也与国家安全防御有着密切关系。古代还对一些特殊地形,例如对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陉”也特别重视。陉,即指山脉中断的地方,这种山区与平原交接的地区,往往与古代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北方游牧部族往往通过这些通道进入中原地区,威胁中原政权的安全。《史记》记载,“赵与之陉,合军曲阳”。 以太行八陉为例,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是华北平原与西部地区的交界线。有学者指出,从春秋至明清,该地区干戈不息,朝代更迭之外,而太行为可依恃之险,秦昭王曾依据太行“威天下”,汉以太行“得天下”,魏以此“争天下”,唐以此“并天下”。

(二) 重视舆图绘制

国家增强对古代地缘、地理的认知,以增益“安全”之术。古人对于现代语义上的“地缘政治”非常注重,也认识到地理知识是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国防上,看重测量测绘、地图制作、营镇分布,军事指挥官能够依靠地图迅速了解到双方的战场与后勤情况。从“九鼎图”开始,地图就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铸鼎象物”就可以阐释为在华夏政治中,由分散的部落向中央集权的转化。此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域图》《隋诸州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西域图记》《海内华夷图》《十道图》,宋代《九域守令图》《华夷图》《六经图》,以及为防御西夏和契丹而绘的《西夏地形图》《契丹地理之图》,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宋真宗景德四年,皇帝“诏翰林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理远近,付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 元代以后的《舆地图》和《明代广舆图》,以及清代《山海舆地全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对捍卫国家安全而言,越来越详细实用。例如,清康熙四十八至四十九年(1709—1710年),清廷对黑龙江地区进行地图测绘,以此测绘结果来确定《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关边界的内容,该图后来还被统一编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地图集之中。 清代松筠也提出,“守边之术,宜乎审隘绘图,使各汛官兵熟于道里轭塞,方于缓急有益”, 说明了“绘图”对于守边、卫国的作用。

(三)以边拱安

国家积极营建边防“安全平衡体系”,以边拱安。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华夷整体安全观,中国古代王朝认为建立“四夷怀服”的华夷秩序是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东亚国家安全的结构是,以中国为中心,由内而外依次划分为几个“国家圈”。《尚书·禹贡》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是为五服。“五服”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屏障模式,笔者认为,这也形成了边疆与内地的“安全平衡体系”。虽然魏晋时期的徙戎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战争不断,国家更替频繁,这种平衡体系被打破,但“五胡乱华”也带来了日后的民族大融合,为此后隋唐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而后,唐代列置州县,设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都护,“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使得国家版图空前扩大,国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乃至发展为强大的唐帝国。但是,“以边拱安”的安全体系需要保持一定稳定性,一旦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崛起,实力超过中原王朝,则体系将会遭到破坏,体系的主导者则会成为入主中原的边疆政权。例如北宋以“天下”的德运和道统自居,在宋代前期积极联络高丽、渤海、高昌,宋朝国内的安全受到威胁较小。在檀渊之盟之后,宋辽均保持了稳定关系。但在1115年女真建金后,从内部打破了对辽的朝贡体系,使得原有的东亚政权板块的稳定格局被打破,导致宋朝开始走向危机。明朝边疆相较前朝,版图上处于收缩状态,但“多封众建”的模式,以及与边疆地区的茶马经济贸易、特殊的朝贡模式,也换来了国家的基本稳定。清代中前期的国家疆域逐步开始扩大、稳定,尤其是清朝康乾时期在西北、西藏、川边、台湾的持续用兵,使得中央的政令能深入边疆,推动了内地与边疆的均质化,保障了近代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前的整体国家安全。

(四)屯田守边

屯边是历朝历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实施手段,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军屯制度更是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有效手段。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并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魏晋时期,杜预在“宛”“叶”均屯田驻军,以阻遏匈奴南侵而图国家安定。曹魏颁布《置屯田令》,唐太宗设置安西四镇,巩固西北防御等莫不如此。清代以来,面对国外侵扰,从边疆军屯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安全是一种新的风尚。尤其是军屯“安国”思想在清代也非常盛行。清初顺治,即有兵科给事中王命岳抱怨军饷费用过高,今“国家最急者财也”,而“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要求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 清顺治户部官员刘鸿儒的《留兵屯田疏》还引起朝廷讨论,“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 建议将“畿辅之民”愿出关开垦者,新辟沃土,由此“国基赖以不拔矣”。 清末《蜀学报》提出,一要审边隘,二要联番众,三要审敌情,四要兴屯田,“参以西法而变通之,大可经营四海,小亦可自固百年”。 总的来说,近代边疆军屯对于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设立“情报”机构

古代中国重视安全情报机构设立。《周礼?秋官?士师职》记载的“邦酌、邦贼、邦牒”,即是“盗取(其他)国家密事”的职位。春秋开始的墨家倡导君主集权制,其所设 “耳目”也是维护国家与王权安全的重要安全机构,“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 汉代也设“刺探尚书(密)事”一职位,为“异国反间”。唐代建立“察事听儿”“金吾”和“武德司”,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进行过问。宋代的“皇城司”即主要打探威胁国家安全的情报,枢密院在建炎四年还设立机速房,“掌行事务:边防急速运事……遣发问探人……北界关牒”。 明代建立的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直接利用特务组织来参与治安管理,使其成为公开或固定的国家组织机构”。 清代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全国上下围绕军机处这个情报终端构建了类似蛛网一样的严密体系”, 皇帝处于这个网的中心,密切关注和掌握着国家的动态。这些针对“国家安全情报”意义上设立的机构在维系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掌控权力则是象征皇权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论

秦汉以来,“天下观”之内的“中国”“四夷”塑造了一种国家的“边疆构想”,“中心”与“边缘”共同组成了国家的安全防御体系,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明清。近代以来,“蛮夷”的概念逐渐淡化,“藏番”“鞑子”等带有蔑视边疆民族的词语逐步被“边民”“边众”取代。近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民众对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也转型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充,直到它契合现代政治学上的国家安全概念。近代以来,“国家安全”的概念转型,有几个方面特别明显:

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四条边界线在维系国家安全,“长城边界、青藏边界、秦淮与长江边界、海洋边界”。 虽然这种“中原王朝史观”不免褊狭,但确实反映了在清代中叶之前国家的边界大多模糊不清;近代中国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后,遇到与国外边界产生纠纷的情形,如此模糊的状态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安全”受损。有清代学人形容,“中国幅员辽阔,向不识边疆区域之界线如何,平时则漠不关心,临事始仓皇失措。故我国近年因划界而自行损失之地(咸丰七年,因与俄划界失黑龙江以北五千余里之地。咸丰十年,重与俄划界失乌苏里河以东及沿海三千余里之地;光绪第一次与法划界,失江洪千余里之地,第二次与英划界,失野人山及沿边三千里之地),较之战败而割弃与人之地,奚翅十倍。今不丹泥泊,俱已归英,自此三藏沿边六千余里,无处不与五印犬牙交错,纵彼不肆鲸吞”。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传到东亚后,中国开始猛然警醒,但往往又因对边界的科学测绘不足,而导致中外有关界务的不平等条约的部分内容较为含糊。直到清末,清朝才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1903年清朝设立练兵处测绘科,对舆图进行勘订修正。1906年清朝设民政部疆理司,开始科学管理疆界,其中经界、图志两科具体核实边界地图。1911年由武昌亚地新学社印制的中俄交界地图已较为精准。

二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安全观,由以汉民族为主的安全观,演绎为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整体安全观”,清王朝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例如雍正在“曾静案”中就强调,“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 他指出中国不再合适实行类似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 所以,在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

三是从以皇权为核心“国家安全观”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安全观。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对外不能仅仅设立一个总理事务衙门,而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师夷长技以自强”,对内既要“自强之要在武备”,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的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但是,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四是安全观从以“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这种观念的转化是由于西方列强多通过海洋来侵略东方所导致。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安全思想的转型和变革,多是在外力逼迫下形成,而非主动作为。例如,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强化海防”“以商制夷”。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家面临安危之时,清朝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引导的变法图强、君主立宪也是如此,且一直在保守派的掣肘中发展。 随着晚清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开明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在近代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后,内部安全的重要性往往要弱于外部,这种安全观相较古代,是一种大的进步,以致清朝灭亡的第一年,有人就指出,“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大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 同时,西方军事思想也开始影响东方国家“安全观”,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重视海战、铁舰、舰炮的海军建设思想,逐步压过了东方原有的以争取陆权为主的安全谋略。

总之,中国古代王朝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对“国家安全观”有相同或者相异的表达。近代以来,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由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强调重心由“塞防”转变为“海防”或者二者并重,安全观针对的主体逐渐由内转为“外”,这都促进了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形成。从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安全观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为当前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一定的鉴借作用,当然,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未来亟须进一步总结,以推进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向人民性、民本性、民主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下的边疆安全、国家安全。


(作者张永攀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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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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